《伤寒杂病论》是怎样撰成的（冯世纶）
《伤寒杂病论》是怎样撰成的冯世纶
近几年来由于不少考证学的研究揭示出已有足够的论据证实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以下简称《伤寒》)的主要方证源自《汤液经法》(以下简称《汤液》)。这种观点早在晋代已提出，如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在序中说：“仲景论广《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已明确提出仲景著作主要取材于《汤液》，本应引起后人重视，但《伤寒论》原序中有，“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臚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再加上晋代成无己以《内经》释《伤寒》，致使不少人仍认为张仲景据《内经》撰写了《伤寒》。对《伤寒》的形成、理论体系特点仍未重视。近有钱超尘教授的考证研究证实，《伤寒》主要方证源自《汤液》，更重要的是，证实张仲景原序中的“撰用”以下23字为后人加入，这对进一步研究仲景学说起到很大影响。鉴此，张仲景依据《汤液》撰写了《伤寒》已是不争的史实，可知从《汤液》到《伤寒》是一次历史的飞跃，那么张仲景是怎样完成这一飞跃？又是怎样把《汤液》变成《伤寒》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今不揣鄙俚，述之己见。
承继经方精华整理方证经验
把张仲景称之为方剂之祖，认为《伤寒》中诸方(《伤寒论》113方、《金匮要略》145方)是其首创、发明，是违背一般常识规律的。人生苦短，那么多有效验方，由一人经验发明，是不可能的，现有不少考证资料已证实，《伤寒》的方证是集成于前人总结。
(一)主取法于《汤液》
晋代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曰：“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但传世早期未见其书，致使学者生疑。敦煌医卷《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以下简称《辅行诀》被发现，证实了其传不讹。其中记载：“依《神农本草经》及《桐君采药录》上中下三品之药，凡三百六十五味，以应周天之度，四时八节之气。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为方亦三百六十首。上品上药，为服食补益方者，百二十首；中品中药，为疗疾却邪之方，亦百二十首；下品毒药，为杀虫辟邪痈疽等方，亦百二十首，凡共三百六十首也。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今检录常情需用者六十首，备山中预防灾疾之用耳”。这六十首原貌怎样？张仲景引用了哪些方药？这要首先分析《辅行诀》的60首方药。《辅行诀》的六十方剂，实际由三部组成：
第一部分：五脏大小补泻方
1.辨肝脏病证治
①小泻肝汤：枳实、芍药、生姜。在《伤寒》：去生姜，称之为枳实芍散。
②大泻肝汤：枳实、芍药、甘草、黄芩、大黄、生姜。在《伤寒》：去甘草，加半夏、柴胡、大枣，称之为大柴胡汤。
③小补肝汤：桂枝、干姜、五味子、大枣(一方作薯蓣)。在《伤寒》：去干姜、五味子，加茯苓、甘草，称之为苓桂枣甘汤。
④大补肝汤：桂心、干姜、五味子、旋覆花、代赫石(一作牡丹皮)、竹叶、大枣(一作薯蓣)。在《伤寒》：去干姜、五味子、旋覆花、代赫石、竹叶，称之为苓桂枣甘汤。
2.辨心脏病证方
①小泻心汤：龙胆草、栀子、戎盐。
②大泻心汤：龙胆草、栀子、苦参、升麻、豆豉、戎盐。
③小补心汤：栝楼、薤白、半夏、白酨浆。在《伤寒》：称之为栝楼薤白半夏汤。
④大补心汤：栝楼、薤白、半夏、枳实、厚朴、桂枝。在《伤寒》：去半夏，称之为枳实薤白桂枝汤。
又辨心包病证方
①小泻心汤：黄连、黄芩、大黄。在《伤寒》：称之为泻心汤方。
②大泻心汤：黄连、黄芩、大黄、芍药、甘草、干姜。在《伤寒》：称之为泻心汤，去干姜称之为芍药甘草汤。
③小补心汤：代赭石(一作牡丹皮)、旋覆花、竹叶、豆豉(一作山萸肉)。
④大补心汤：代赫石(一方作牡丹皮)、旋覆花、人参、甘草、干姜、竹叶、豆豉(一作山萸肉)。在《伤寒》：去干姜、竹叶、豆豉，加生姜、半夏、大枣，称之为旋覆花代赭汤。
3.辨脾脏病证方
①小泻脾汤：附子、干姜、甘草。在《伤寒》：称之为四逆汤。
②大泻脾汤：附子、干姜、甘草、黄芩、大黄、枳实。在《伤寒》：去枳实、黄芩，称之为四逆汤及大黄甘草汤。
③小补脾汤：人参、甘草、干姜，术。在《伤寒》称之为理中汤或丸。
④大补脾汤：人参、甘草、干姜、术、麦门冬、五味子、旋覆花(一作牡丹皮)。在《伤寒》：去麦门冬、五味子、旋覆花，变称理中汤。
4.辨肺脏病证方
①小泻肺汤：葶苈子、大黄、芍药。在《伤寒》：去大黄、芍药，加大枣，称之为称葶苈大枣泻肺汤。
②大泻肺汤：葶苈子、大黄、芍药、甘草、黄芩、干姜。在《伤寒》：去大黄，加大枣变称葶苈大枣泻肺汤、黄芩汤和甘草干姜汤。
③小补肺汤：麦门冬、五味子、旋覆花(一方作细辛)。
④大补肺汤：麦门冬、五味子、旋覆花(一作牡丹皮)、细辛、地黄、竹叶、甘草。
5.辨肾脏病证方
①小泻肾汤：茯苓、黄芩、甘草。
②大泻肾汤：茯苓、黄芩、甘草、芍药、干姜。在《伤寒》：去茯苓加大枣，称之为黄芩汤和甘草干姜汤。
③小补肾汤：地黄、竹叶、甘草、泽泻。
④大补肾汤：地黄、竹叶、甘草、泽泻、桂枝、干姜、五味子。
6.泻方五首：以救诸病误治、致生变乱者方
①泻肝汤：救误用吐法。枳实、芍药、代赭石、旋覆花、竹叶。
②泻心汤：救误用清下。黄连、黄芩、人参、干姜、甘草。在《伤寒》：去甘草，称之为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
③泻脾汤：救误用冷寒。附子、干姜、麦门冬、五味子、旋覆花。在《伤寒》：去麦门冬、五味子、旋覆花，称之为干姜附子汤。
④泻肺汤：救误用火法。葶苈子、大黄、生地、竹叶、甘草。
⑤泻肾汤：救误用汗法。茯苓、甘草、五味子、桂枝、生姜。在《伤寒》：去五味子，称茯苓甘草汤。
7.小补五脏方
①养生补肝汤：蜀椒、桂枝、韭叶、芍药、芒硝、麻油。
②调神补心汤：旋覆花、栗子、葱叶、豆豉、栀子、人参。
③建中补脾汤：甘草、大枣、生姜、饴糖、芍药、桂心。在《伤寒》：称之为小建中汤。
④宁气补肺汤：麦门冬、五味子、芥子、旋覆花、竹叶、白酨浆。
⑤固元补肾汤：地黄、山药、苦酒、甘草、薤白、干姜。
8.大补五脏方
大补肝汤：养生补肝汤加羊肝。
大调神补心汤：调神补心汤加鸡心。
大建中补脾汤：建中补脾汤加牛肉。
大宁气补肺汤：宁气补肺汤加犬肺。
大固元补肾汤：固元补肾汤加猪肾。
以上有关五脏补泻方为共计为39首。其中：药味相同原方出现于《伤寒》的有：栝楼薤白半夏汤、泻心汤、四逆汤、理中汤、小建中汤5方。经加减变化的有：枳实芍药散、大柴胡汤、苓桂枣甘汤、枳实薤白桂枝汤、芍药甘草汤、旋覆花代赭石汤、大黄甘草汤、葶苈大枣泻肺汤、黄芩汤、甘草干姜汤、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干姜附子汤、茯苓甘草汤等13方。而小泻心汤、大补心汤、小补心汤、小补肺汤、大补肺汤、小泻肾汤、小补肾汤、大补肾汤、泻肝汤、泻肺汤、及大小养生补肝汤、调中补心汤、宁气补肺汤、固元补肾汤等18方在《伤寒》无对应的方证。这就是说张仲景从五脏补泻方证中，选取了21首即一半的方证撰进《伤寒》。
第二部分：大小二旦六神方
《辅行诀》记载：“陶弘景曰：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具体方证为：
1.正阳旦汤：桂枝、芍药、生姜、大枣、甘草、饴糖。在《伤寒》：称小建中汤。
2.小阳旦汤：桂枝、甘草、生姜、大枣、芍药。在《伤寒》：称桂枝汤。
3.小阴旦汤：黄芩、芍药、甘草、大枣、生姜。在《伤寒》：去生姜，变称黄芩汤。
4.大阳旦汤：黄芪、桂枝、芍药、生姜、甘草、大枣、饴糖、人参。在《伤寒》：去人参，变称黄芪建中汤。
5.大阴旦汤：柴胡、人参、半夏、生姜、甘草、大枣、黄芩、芍药。在《伤寒》：去芍药，变称小柴胡汤。
6.小青龙汤：麻黄、桂枝、杏仁、甘草。在《伤寒》：称麻黄汤。
7.大青龙汤：麻黄、桂枝、杏仁、甘草、生姜、大枣、石膏。在《伤寒》：称小青龙汤。
8.小白虎汤：石膏、知母、甘草、粳米。在《伤寒》：称为白虎汤。
9.大白虎汤：竹叶、石膏、半夏、麦门冬、甘草、粳米、生姜。在《伤寒》：去生姜，加人参，称竹叶石膏汤。
10.小朱鸟汤：黄连、阿胶、芍药、黄芩、鸡子黄。在《伤寒》：称黄连阿胶鸡子黄汤。
11.大朱鸟汤：黄连、阿胶、鸡子黄、芍药、黄芩、人参、干姜、苦酒。
12.小玄武汤：茯苓、芍药、生姜、白术、附子。在《伤寒》：称真武汤。
13.大玄武汤：茯苓、芍药、生姜、白术、附子、人参、甘草。在《伤寒》：去甘草、生姜，称附子汤。
14.小勾陈汤：甘草、干姜、人参、大枣。在《伤寒》：去人参、大枣，称甘草干姜汤。
15.大勾陈汤：生姜、甘草、人参、黄连、黄芩、半夏、大枣。在《伤寒》：加干姜，称生姜泻心汤。
16.小腾蛇汤：枳实、厚朴、芒硝、甘草。在《伤寒》：去甘草，加大黄，称大承气汤。
17.大腾蛇汤：枳实、厚朴、芒硝、甘草、大黄、葶苈子、生姜(一作大枣)。
以上大小二旦六神方证共计是17个，对照《伤寒》，方证无变化的有：小建中汤、桂枝汤、麻黄汤、小青龙汤、白虎汤、黄连阿胶鸡子黄汤、真武汤等。方证有加减变化的有：黄芩汤、黄芪建中汤、小柴胡汤、竹叶石膏汤、甘草干姜汤、生姜泻心汤、附子汤、大承气汤。惟有大朱鸟汤、大腾蛇汤在《伤寒》没有对应的方证名，但已含小朱鸟汤、小腾蛇汤方证于其中，因此，可以说，张仲景把大小二旦六神中的17方证全都撰入了《伤寒》。
第三部分：开窍救卒死方证
《辅行诀》曰：“陶隐居云：中恶卒死者，皆脏气被壅，致令内外隔绝所致也。仙人有开五窍以救卒死中恶之方五首”。其五方为：
1.点眼以通肝气方：矾石。
2.吹鼻以通肺气方：皂角、细辛。
3.着舌以通心气方：硝石、雄黄。
4.启喉以通脾气方：赤小豆、瓜蒂、盐、豆豉。《伤寒》：去盐，称瓜蒂散。
5.熨耳以通肾方：戎盐、豆豉、葱白。
以上救急方5首中，启喉以通脾气方证，张仲景在《伤寒》撰为瓜蒂散方证。
以上是统计《辅行诀》记载方剂，从三部分来看，第一部分五脏补泻方为39首；第二部分大小二旦六神为17首。第三部分开窍救卒死方为5首。这样三部分相加应是61首，但其中第二部分的正阳旦汤与第一部分的建中补脾汤方药组成相同，皆与《伤寒》的小建中汤相同，故其总数为六十首。张仲景以60方证中，选用了五脏补泻方证39个中的21个、大小二旦六神17个(15个)、开窍救急方证1个，共37个，减去重复的小建中汤则为36个，也就是说，张仲景撰用《汤液》方证中的三分之二为《伤寒》。那么《伤寒论》为112(113)方，如合《金匮要略》则为257方，其余的方证是从哪里来的呢？“仲景论广《汤液》”应为其大眼目。
(二)论广《汤液》
皇甫谧谓“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谓论广者，当不外以其个人的学识经验，或间有博采发挥之处，后人以用之多验，更证实其科学性。这里更提示了我们，张仲景依据60个方证，经过精选，并经临床体验，变化为诸多方证，这些在《伤寒》比比皆是，如桂枝加桂汤方证、桂枝加芍药汤方证、桂枝加大黄汤方证、桂枝加附子汤方证……书中可见40多方证，以麻黄汤加减变化的也有30多方证，还有以柴胡、承气、附子类等二十余类变化的方证，这大概属论广的部分吧？此外，《伤寒》中有不少既不属于《汤液》原方，也不属论广的方证，如崔氏八味丸、当归芍药散等，可知来源于其他经方著作。
(三)博采众方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记载：“经方十一家”为“《五脏六腑痹十二病方》三十卷，《五脏六腑疝十六病方》四十卷，《五脏六腑瘅十二病方》四十卷，《风寒热十六病方》二十六卷，《泰始黄帝扁鹊俞跗方》二十三卷，《五脏伤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客疾五脏狂颠病方》十七卷，《金创瘲瘛方》三十卷，《妇女婴儿方》十九卷，《汤液经法》三十二卷，《神农黄帝食禁》七卷”。这么多的经方，张仲景是能看到的，不止《汤液》，所撰用的方证当有不少出自以上经方书籍，但具体出处目前尚无法考证。不过考证1973年长沙出土的《汉墓马王堆帛书》(简称《帛书》)，可看到《伤寒》中的风引汤很近似《帛书》诸伤方第一方，其他药如用冬葵子治疗小便不利、乌头祛寒痹痛、烧裈散治疗瘥后劳复阴阳易等，皆与《帛书》相似。足以说明，张仲景撰写《伤寒》，其方证来源，不但取自《汤液》，还博采于众多其他经方方书。
(四)令方证标准化
仲景在选用经方过程中，紧密结合临床，凡方药必与证相应，即力求方证的标准化。对比《汤液》与《伤寒》的方证，可看出，有的是药有所变，有的是证有所变，其目的是贴近临床使其标准化。经临床检验方证相应者，即直接撰用，如桂枝汤(小阳旦汤)、麻黄汤(小青龙汤)、小青龙汤(大青龙汤)、泻心汤(小泻心汤)、黄连阿胶汤(小朱鸟)等。有的方证不相应者，则进行改证或改药，如《汤液》中的小白虎汤，“治天行热病，大汗出不止，口舌干燥，饮水数升不已，脉洪大者方”，《伤寒》则去掉“饮水数升不已”症，名为白虎汤；而把兼见“饮水数升不已”改写为“大烦渴不解”，而改称白虎加人参汤方证；又如大阴旦汤去芍药而改称小柴胡汤……。而论广的方证更显仲景对方证标准化的用心，如桂枝汤的方与证，与《汤液》中的小阳旦汤基本一致，故仲景只是改变了方名，而证基本沿用，且更具体化、标准化。而值得注目的是，对桂枝汤的论广，如桂枝汤“治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如又见“气从少腹上冲心者”，则为桂枝加桂汤；如见“因尔腹满时痛者”，则为桂枝加芍药汤方证；如见“大实痛者”，为桂枝加大黄汤方证；如见“项背强几几，反汗出恶风者”，为桂枝加葛根汤方证；如见“身体强几几然，脉反沉迟”，为栝楼桂枝汤方证……论桂枝汤方证还很多，论广其他方证更多，以上所举只是仲景标准化之一斑。这里可知，所谓“论广”实际是仲景把每一方证进行标化。 也谈《伤寒杂病论》是怎样撰成的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冯世纶教授发表于《中国中医药报》的《<伤寒杂病论>是怎样撰成的》论文，对于张仲景借用《汤液经》所载方药撰著《伤寒杂病论》，进行了细致论证与分析，读后深受启发,获益非浅。同时也引起笔者进一步的思考，张仲景为什么不自言撰用《汤液经》？张仲景在著作《伤寒杂病论》时到底“撰用”了什么著作?《伤寒杂病论》的主要成就是理论还是方药?我们应当怎样看待《伤寒杂病论》的传承关系?为繁荣中医学术，笔者不揣浅陋，愿以自己的浅论，就教于海内方家。
一、仲景何不自言撰用《汤液经》
诚如冯教授所言，皇甫谧、陶弘景在晋梁时期就认定，张仲景是依靠《汤液经》撰成《伤寒杂病论》的，王雪苔、马继兴，姜春华、王淑民教授也先后根据陶弘景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子本，发表了大致相同的看法，已经逐渐成为中医学界的共识，但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自序》以及他的著作之中，并没有他撰用《汤液经》的直接证据。仲景自序云：“感往昔之沦丧，伤夭横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钱超尘教授从日本古抄本《伤寒论·仲景自序》中见到“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21字为小字，认为这是后人的注文，以后逐渐混为仲景原文。因此说，仲景并没有提他到底撰用过哪些古籍，只是笼统地提到“勤求古训，搏采众方”。笔者认为，即使这样也有许多疑问等着我们破解。
首先，《汤液经》32卷，最先著录于《汉书·艺文志》，至仲景之时已有200年，其间难道没有人像陶弘景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那样，引用和改编过《汤液经》吗?唐代的《名医录》称仲景师从于同郡张伯祖，当时的人们认为他“识用精微过其师”，张伯祖见过《汤液经》吗?改编过《汤液经》吗?《伤寒论》、《金匮要略》之中的“师曰”比比皆是，我们又如何解释呢?再有，《汤液经》是硕果仅存的经方吗?经方留给后人的是不可逾越的科律，还是仅仅垂示一种灵活用药的法则?张仲景对于经方的态度和取舍，给了我们什么重要的启示?还有，这混入的21字注文形成于什么时代?他凭什么或者为什么认定仲景撰用了那么多著作，却惟独不提其他人认为最为重要的《汤液经》？笔者认为，如果21字的确是注文混入正文，也应当在宋代林亿校正《伤寒论》之前，根据注文的内容来看，它不可能出于皇甫谧、葛洪、陶弘景、孙思邈之手，因为他们都把《伤寒论》当作—部方书来看，而且认为源于《汤液经》。那么，这注文是出于王叔和?假如是他，他的依据是什么呢？应当是《伤寒例》，因为只有《伤寒例》中保留着《素问》、《灵枢》、《阴阳大论》等“古训”的精华。假如这—推论可以成立，则进一步证明了《伤寒例》源出于张仲景，而非出于王叔和。
笔者还有—种推想，就是这21字是张仲景的原文，而日本好事者将其改为注文。因为从文义上看，“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已经说出了写作《伤寒杂病论》的方法，再写“撰用”什么书似乎已无必要，只能是进一步细化的举例，举例往往不能将全部引用的古籍说全，“挂—漏万”已成蛇足。作为“医圣”的张仲景，在行文修辞上犯有这样的小毛病，也会引起某些人的极度痛苦，必欲修饰回护而后快，替古人改文章，因此正文也就变成了注文。清代的吴澄在《活人书辨序》中说：“汉末张仲景著《伤寒论》，予尝叹东汉之文气，无复能加西都，独医家此书，渊奥典雅，涣然三代之文，心—怪之。及观仲景于《序》，卑弱殊甚，然后知《序》乃仲景所自作，而《伤寒论》即古《汤液论》。盖上世遗书，仲景特编篡云尔，非其自撰之言也。”认为《伤寒杂病论自序》“卑弱殊甚”的好事者，有可能修改其序。
二、仲景到底撰用了什么古训
无论“撰用”以下21字是出于仲景，还是后世的注文，都向我们揭示出这样—条信息：仲景看重的是《素问》、《九卷》、《八十一难》和《阴阳大论》等理论著作，而不是多数人认为的《汤液经》。
《素问》、《灵枢》第一次把外感热病独立出来，集中探讨这一类发热疾病的发病特点、传变规律、治疗措施，因此才有了《热论》、《评热论》、《刺热论》及《热病篇》，这在以前是见不到的。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二脉灸经》，江凌张家山出土的《脉书》等古医书之中，虽然有许多古病名，但没有专门的论述外感热病的篇章，外感热病的许多证候，都散见于各经之中，相互之间并没有传变、转归的记载，治疗只见到“引炅中”、“引温病”。显然还没有成熟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的程度。《素问·热论》以六经分类热病的思想，“每日传—经”、“其死皆六七日之间，其愈皆十日以上”、“得病三日前后分汗泄”的认识，都给了仲景深刻的启示，确定了他以六经辨证论伤寒的思想。
在六经辨证的体系之中，—切证候都是有机联系的，表里、阴阳、虚实，寒热证候之间可以互相转化，时刻处于不停变动之中。用来纠正这些证候的方药，无论是出于《汤液经》还是《胎胪药录》，只要进入六经辨证体系，方药相互之间就产生了复杂的联系，就有了神奇的活力而不再是孤立的方药，它们共同组成了六经辨证完整的链条，好像每一环都是那么重要，不可或缺，这就是仲景伟大的创造！
《八十一难》、《阴阳大论》对于外感热病的论述，改写了《素问》、《灵枢》大力论述的热病，—变而成“只称伤寒”的局面，仲景之后以至于现代，“热病”证治几乎成了“绝学”。《难经》的“伤寒有五”，把热病、温病、湿温、中风、伤寒—起概括起来，统—到伤寒的旗帜之下，被后世称为广义伤寒。《阴阳大论》说：“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正是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张仲景才把他家族人口大量死亡的原因归结为：“伤寒十居其七”，这也成了他创作《伤寒杂病论》的始动因素。唐代孙思邈《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总结唐代之前的著名伤寒学家，计有华佗、仲景、范汪、王叔和，葛洪、陈延之等近十人，皆称伤寒而不语热病。《素问》、《灵枢》在《热论》、《评热论》、《刺热论》、《热病篇》中，频繁提到的热病、热病五十九刺、热病死候、热病阴阳交、热病食复、热病治法等等，从此几乎不再被人提及了，—转都成了伤寒。所以，这些理论著作对于仲景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这种理论传承上的“大是大非”，决不是《汤液经》等几部方书所能左右的。
三、不应忽视《伤寒论》的理论传承
—位伟人说过，没有理论思维的民族，是不能居于世界先进行列的。同样，离开了理论思维的行业，也难自立于科学之林。笔者认为，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理法方药、完整一套”的中医学，环环相连，丝丝相扣．然而，理法方药在中医学术体系中各自所占比重是不平衡的，如果把整个中医学术体系看作—个实体，则可以粗略地将其分为以脏腑经络、辨证治法为理论体系的基本理法内核和以针对具体病证的方药针灸推拿等具体治疗措施的外围部分。不断完善的理法内核，决定着中医学过去、现在、将来的基本特征。外围的病证方药针灸推拿部分是中医学的功能带或保护带。
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原始经验的积累时期，没有理论体系，只是方药，针灸等具体治疗措施的简单创造与汇集，没有内核可言。等到脏象、经络、气血、病理等到基本医学理论形成之后，便具备了基本内核，恰如自然界进化过程中有机物产生了细胞—样。基本理法内核将既往关于病证方药针灸按摩等零散而具体的经验贯穿起来，成为汇聚着具体知识的医学体系，因此形成—套完整的中医学。古代的阴阳学说和精气学说，较早地被医学吸收，并牢固地与基本理法内核结合在—起，给原始医学以较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其更为系统和完善，这也是医学摆脱巫术的重要因素。
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医书等早期医学文献的出土和大量《史志》中医书的逸失情况来看，许多古老而宝贵的方药针灸等具体经验大部分失传了，然而，后世的医学家们又不断创造新的具体经验，这种得得失失的更新代谢数量很大，像生命过程中的新陈代谢一样没有止息。与此恰成对照的是，关于脏腑经脉、阴阳气血、治则治法、药性和配伍等方面的基本理法却逐渐丰富完善起来，并没有多少逸失。具体病证方药针灸等具体经验的大量逸失或补充、修正，并不能改变中医学的性质成特征。某些与基本理法内核融合—起的新学说，却能长久地流传下去，如独取寸口诊法、六经辨证、八纲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药物归经与升降浮沉学说、脾胃学说、命门学说、先后天之本论、活血化瘀等即是如此。
理法内核与病证方药针灸等外围部分的结合，是交错相连而不是单层面贴附的。通过辨别病证、病机，确立治法，使病证与理法内核相连；通过性味归经学说、组合药物配伍，使方药与理法内核融为一体。因此，要改变中医学现状或振兴中医，不能脱离或不顾基本理法内核而只着眼于病证方药的得失。后天残缺肢体的动物，可以有四肢健全的后代，而经过学习才掌握的技能，由于没有与基本遗传物质相结合，所以不能遗留给后人。遗传与变异的“理法内核”对于—个学科的继承和发展，是不可缺少的，对于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值得借鉴的。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在理论上，如何继承了秦汉之前的热病学说，如何孕育和播撒了后世温病学的种子，都是需要我们今后重新认识和评价的重要内容，决不是“论广伊尹《汤液》”那么简单的事情。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之中，对于源出于《汤液经》的方药，加减拆并，或云“常须识此”，或说“但见—证便是”，或曰“急当救表”，或说“慎不可攻”。总之，应当“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而不应当始终拘守—方—药，以不变应万变。D4 “要改变中医学现状或振兴中医，不能脱离或不顾基本理法内核而只着眼于病证方药的得失。.......遗传与变异的“理法内核”对于—个学科的继承和发展，是不可缺少的，对于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值得借鉴的。”
理论的传承更重要。曹东义所言更贴切。
[ Last edited by 云涯松子 on 2005/7/30 at 19:03 ] 实际上理论内核更为重要，理是内部的体，法、方、药皆是外围的用，我更看重中医的理论，正是我苦苦追寻的心目中简单完美的理论框架，一旦突破，临床就开始贯通（我承认理论的成熟也需要临床的打磨）。也正是这种理想图景成了我这个理科人学习中医的动力。 伤寒成书在辅行诀之前，用辅行诀反证伤寒论合适吗？ 应如此解读医圣书——评《中国汤液经方》
钱超尘 北京中医药大学
张仲景是中医之圣，《伤寒论》、《金匮要略》，为中医之魂，万世不衰，然向称难读。近读冯世纶主任医师《中国汤液经方》，久蓄胸中积疑，顿有涣然冰释之感。
一、《伤寒杂病论》与《汤液经法》关系考
1 ．确证《伤寒杂病论》据《汤液经法》而成书
仲景《伤寒论序》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伤寒杂病论》一十六卷。所谓“古训”“众方”何指，久求其书，终未得获。魏晋时期皇甫谧《甲乙经序》：“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考《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有“经方类”若干家，其书均不传。曾疑《汤液经法》或为仲景所求采者，然无确据。梁阮孝绪《七录》乃通记梁以前目录书，久佚，今存序，而无具体书目，不能确指著录何书。继考《隋书经籍志》医方类，亦无《汤液经法》，是该书亡佚久矣。后读南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云：“《内经·素问》有《汤液醪醴论》。《事物记原》云：《汤液经》出于商伊尹。《汉书·郊祀志》：莽以方士苏乐言，起八风台于宫中，作乐其上，顺风作《汤液》。皇甫谧曰：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北宋林亿《伤寒论序》云：“夫《伤寒论》盖祖述大圣人之意，诸家莫其伦拟……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清目录学家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汤液经法三十二卷》条云：“按后汉张仲景取是书论次为十数卷。”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张仲景方十五卷》条指出：“按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引皇甫谧曰：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按，汉志经方家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仲景论定者，盖即是书。”《汤液经法》又称《伊尹汤液》。从皇甫谧至清姚振宗凡１６００余年均称仲景所勤求博采者为《伊尹汤液》，则绝无疑义。寻求《伊尹汤液》之遗痕，乃至关重要之大事。
也许天不丧斯文，《伊尹汤液》遗痕出现了。这是中医界的一件重大事件。
1989年中国中医研究院马继兴教授《敦煌古医籍考释》在江西科技出版社出版，内有《辅行诀脏府用药法要》（下简称《辅行诀》）一卷，梁·陶弘景撰。《辅行诀》原为法国传教士伯希和于1907年从敦煌莫高窟所盗掠，请莫高窟道士王园箓装箱，王氏暗藏之，1915年为河北威县张渥南所购，传于嫡孙张大昌，“文革”被毁，今有弟子传抄件存世，马继兴据传抄件整理成书，公诸于世。陶弘景曾亲见《汤液经法》，从中摘取若干方剂，写于《辅行诀》，作为隐居修道之用。陶弘景云：“依《神农本经》及《桐君采药录》上中下三品之药，凡三百六十味，以应周天之数，四时八节之气。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卷，为方亦三百六十首”，“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汛、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皆当代名医，咸师式此《汤液经法》”，“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晰，后学咸尊奉之。”冯世纶先生对《辅行诀》研究多年，从1992年至2003年１０余年间发表多篇论文，今将论文结集成本书第一章，以确凿的证据与严密的逻辑，证明《伤寒论》据《汤液经法》而成书。这一论断是完全可信的。
2.确证《伤寒杂病论》许多方剂来源于《汤液经法》
《中国汤液经方》第一章《伤寒杂病论溯源》一文指出：“汉晋许多名医都看到过《汤液经法》，陶弘景从《汤液经法》中检录60首，记录于《辅行诀》中，张仲景主要依此撰写《伤寒杂病论》。《辅行诀》中许多方剂和其适应证都可以在《伤寒杂病论》中找到相应的方剂和适应证。如《辅行诀》小补心汤方证即栝楼薤白半夏汤方证；《辅行诀》小泻心汤方证即泻心汤方证；《辅行诀》建中补脾汤即小建中汤方证；《辅行诀》小阳旦汤方证即桂枝汤方证；《辅行诀》大阳旦汤方证即黄芪建中汤加人参汤方证；《辅行诀》小阴旦汤方证即黄芩汤加生姜方证；《辅行诀》小青龙汤方证即麻黄汤方证；小朱鸟汤方证即黄连阿胶汤方证……尤其是二旦、六神、大小等方证，从方剂配伍、药量、炮制、服法等来看，均与《伤寒杂病论》相符。因此马继兴等人认为：本书此节各方与仲景著作相似，足以证明两者确实同源于《汤液经法》。”
3.证明《伤寒杂病论》属于“经方”类著作
《伤寒杂病论》与属于“医经”类的《内经》不是同一学术体系。《中国汤液经方》指出：“随着考古学、考证学的发展，人们逐渐明了《伤寒论》是属《神农本草经》、《汤液经法》经方学派。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伤寒论》的主要内容源自于《汤液经法》的大小、二旦、六神等方剂和适应证。如桂枝汤方证源自于小阳旦汤方证；麻黄汤方证源自于小青龙汤方证；小青龙汤方证源自于大青龙汤方证；黄芩汤方证源自于小阴旦汤方证；小柴胡汤方证源自于大阴旦汤方证；白虎汤方证源自于小白虎汤方证；竹叶石膏汤方证源自于大白虎汤方证；黄连阿胶鸡子黄汤方证源于小朱鸟（雀）汤方证；真武汤方证源自于小玄武汤方证。由《辅行诀》可以清楚看到，《汤液经法》的主要内容是记述某个方剂的组成和其适应证，张仲景主要依据这些方证撰成《伤寒论》。”进而指出：“张仲景主要依据《汤液经法》、《神农本草经》而并不是依据《内经》。《伤寒杂病论》应隶属于《汉书》所载的经方家派系。”引申出来的另一个必然观点是：“由于《汤液经法》久已失传，遂多以为张仲景独出心裁，因有方剂之祖、医中之圣等过誉无稽之推崇。其实张仲景不过是《汤液经法》的杰出传人。”
4．发现陶弘景《辅行诀》的意义
陶弘景《辅行诀》的发现，对于考证《伤寒杂病论》所勤求博采之作、中国方剂学形成与成熟之时代、探讨《汉书》所载医经派、经方派之区分等重大学术问题具有重大意义。《中国汤液经方》对《辅行诀》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许多发人深省的重大学术问题，非常值得重视。本人对《辅行诀》探研有年，最近又收集到马继兴先生整理《辅行诀》时所未见到的重要资料，正在重整之中。由于对《辅行诀》有所研考，所以对冯世纶先生所论述的几个重要观点，不仅表示赞同，而且亦有相同见解。
二、条分缕析解读《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
1.《中国汤液经方》全书四编，首编是《伤寒杂病论》探源，确认该书主要依据《汤液经法》而成书。第二编是《伤寒论传真》，第三编是《金匮要略传真》，第四编是冯世纶先生的老师胡希恕(1898～1984年)老大夫的重要著作《伤寒约言录》。这三部分是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分析与解读。
2.《伤寒论传真》、《金匮要略传真》所用底本为明·赵开美《仲景全书》所刻之本。赵本《伤寒论》据北宋元佑三年（1083年）小字本翻刻，《金匮要略》据元·邓珍本翻刻，皆为佳本。《仲景全书》为治仲景之学者首选之本。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云：“近世治经籍者，皆以得真本为亟，独医家为艺事，学者往往不寻古始，方喻以下，恣意颠倒，清世唯有成无己本为稍完善，然尚不能窥其本源，是本之出（按：谓赵开美本），非论古方技者之幸欤？”冯先生以《仲景全书》中之《伤寒》《金匮》为底本，真可谓传其真矣！
3.《伤寒传真》在仲景原文下设“解析”，在原方下设“方解”与歌括，皆为深思博考、读书得间之论，非泛论无实之比。如《伤寒论·厥阴篇》向称难解，考宋本《伤寒论》将《厥阴》4条提纲证（326～329条）与《厥利呕哕》篇合而为一，然于小注仍明确言之：“厥利呕哕附”，示人以考查之线索。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将此小注删之，遂令后人坠于五里雾中。《厥阴篇》4条提纲证与《厥利呕哕》病证分为两篇，其来久矣。林亿谓《金匮玉函经》为叔和撰次之书，太炎先生谓为“江南范汪以下诸师别得旧本，而采叔和校语及可不可诸篇以附之”，“王叔和生魏晋间，佛法未盛，不容言此，以此知为江南诸师所述，《千金方》又敷畅之”，又云：《金匮玉函经》“厥阴篇唯录纲领四条，而厥利呕哕自为篇”。考其合并之始，当始于孙思邈《千金翼方》。由于误合，乃令眉目不清。冯世纶先生及其师胡希恕先生对此进行多方研考。冯先生云：“后世对厥阴病争论最多，对厥阴病的提纲更是争论焦点。胡老对此历尽心血”，根据胡希恕先生的研究心得，冯世纶“受到胡老的启发，通过临床实践，在判断厥阴病上得心应手，认识到柴胡桂枝干姜汤证是厥阴病之一，通过应用本方及乌梅丸等体会到，表阴证可从汗从表解，里阴证可从吐下解，邪有直接出处，……厥阴病邪无从出，故极易寒郁化热，呈现上热下寒之证”等等，这些精辟之论，对于深入研究厥阴病极有启发。
4.《金匮要略传真》条文之解析与方剂之方解，将理论与临床紧密联系于一，言而未尽之处，则加按语申说之，务使仲景之理论与方剂之精华尽量显示出来。不仅如此，对一些重大学术问题能够提出鲜明观点，极有继续深入研究价值。《金匮要略》第一篇《脏腑经络先后脉证》从“问曰上工治未病何也”至“夫诸病在藏故攻之，当随其所得而攻之，如渴者与猪苓汤，余皆仿此”一大段文字，冯先生说：“经方大师胡希恕先生指出，这篇文章的声调与学术源流显与《伤寒例》诸篇为一家之言，而与仲景所论大相径庭，当系叔和撰次之文”，《中国汤液经方》据其先师所论加以考证云：“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本来是经方六经辨证，注重辨八纲、方证之旨，本篇却引导后世辨脏腑、经络，对正确理解仲景学术、经方理论，设置了不少障碍”。
胡老是清末名医王祥徵的弟子，王老先生以善用经方名著于时。胡老承其师说，深研经方，对经方理论有独到见解。他说：“《伤寒论》自成经方理论体系，《伤寒论》的六经，不是经络的六经，而是在八纲辨证基础上发展的理论总结，即人体患病后出现的症状反应于病位（表、里、半表半里）的六类证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观点。柯琴《伤寒论翼》谓“六经”之“经”非经络之经，而为“经界”之“经”，即界限之意。从1899年至２０世纪30年代，章太炎先生对《伤寒论》文献进行穷尽性的研究，撰写论文134篇，所论基本皆为《伤寒》。太炎先生在经学、史学、文学、文字学、音韵学等诸多方面的巨大成就与学术声望淹没了他在《伤寒论》文献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与影响，而就其在《伤寒论》文献研究方面取得的学术成就而论，当时无出其右者。现在太炎先生的医学论文集已经结集成册，见上海人民出版社《章太炎全集》第八册《医论集》。他在《论旧说经脉过误》一文指出：“《伤寒论》所以分六部者，各有所系，名目次第，虽袭《内经》，固非以经脉区分也。按《伤寒》太阳等六篇，并不加经字，犹曰太阳部、阳明部耳。柯氏《论翼》谓：经为经界。若其云过经不解、使经不传、欲作再经者，此以六日、七日为一经，犹女子月事以一月为经，乃自其期候言，非自其性质言矣。”胡老通过运用仲景经方的体会，认为《伤寒论》“六经”与《内经》之“六经”迥然有别，不是同一概念，这一观点的意义就更加重大了。上个世纪50年代，胡老给学生讲课的时候，写有《伤寒约言录》、《金匮要略约言录》两部珍贵油印讲稿，冯世纶将他珍藏的《伤寒约言录》收在《中国汤液经方》中，《金匮要略约言录》已经残缺不全，没有收进书中。《伤寒约言录》将《伤寒论》丰富的内涵以提纲挈领的简明方式予以概括，按照三阴三阳的顺序，解读各部疾病之类型、治疗法则、方剂之宜忌、表里之关系等等，详加解析，使繁复的内容，若网在纲，一目了然。谨以太阳病为例，胡老之解析如下（仅举提纲，不录其解）：太阳病的意义、太阳病的三大类型、太阳病的治疗原则、发汗剂的禁用、表证与里证的关系、证与半表半里证的关系、表证与停饮的关系、表证与虚寒的关系、表证与瘀血的关系、表证与虚热的关系、表证与下利证的关系、表证与结胸证的关系、表证与痞证的关系、表证与风湿的关系。
胡老通过理论的综合，结合临床治验，将太阳病的种种关系，加以分析综合，叙述得深入浅出，十分明白。
5.《中国汤液经方》是融会师生两代人研究仲景著作的学术之作，冯世纶先生是胡希恕老大夫的弟子，几十年来，不忘师恩，继承师说，谆谆好学，复有发展。这部书是一部深入解读医圣学说的好书，既为初学《伤寒论》、《金匮要略》者之津梁，又为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之宝筏。
我对全书总的印象是：讨源纳流，执要说详，条分缕析，纲举目张，巨细不遗，尤执弘纲，既有医理，尤近临床，高瞻远瞩，大论皇皇。
研究经典的目的
经典著作毋庸置疑是临床的简借鉴，但是古人与今人差别太大，如果不变通就是泥古，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郑钦安先生的《伤寒恒论》、《医理真传》、《医法圆通》就是很好的变通事例，变通的结果是绝妙的疗效，简洁的理论、卓越的疗效成为我们今天临证的楷模，现今抗生素的广泛应用造成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阴盛阳虚，这时就成为火神派大显身手的良好时机，中医一言以蔽之阴阳而已，临证也就是阴证阳证而已。一个咽喉痛，西医就会消炎解毒，用的都是苦寒药，如果抓住了小便清，大便稀溏，虽咽喉冒火，也照样用附子、肉桂、生姜，加上一点玄参、山豆根、甘草一剂就可见效，我在临床屡用不爽。 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冯世纶这样的大家居然否认六经辨证中的六经和经络无关！当然不把六经视为经络治病效果也非常不错，可是总感觉这是误人子弟的做法。
【转】評馮世綸《解讀張仲景醫學》一
今年一月份买了一本冯世纶主编的《解读张仲景医学》，对其书中一些观点很有疑惑，特别是《浅述章太炎对中医的贡献》一文中有关《内经》、《难经》和五行等，指为“牵强附会”、“妖妄之言”等，甚觉不妥。刚刚上网看了香港张启康的文章，转帖这里供讨论。評馮世綸《解讀張仲景醫學》之一 張啟康 /香港
讀中日友好醫院馮世綸教授主編的《解讀張仲景醫學》（以下簡稱《解讀》），對其中觀點有不同意見，現提出來討論。馮教授是經方大家胡希恕的高足，《解讀》推崇章太炎對中醫的貢獻和見解。引章太炎先生稱：“不拘五行生克之論者，蓋獨仲景一人耳”又說“自《素問》、《難經》以五行內統五臟，外貫百病，其說多附會。逮仲景作，獨《傷寒‧平脈篇》、《金匱要略》首章一及之，余悉不道．．”馮教授更明確：“《傷寒》（《解讀》簡稱仲景著作為《傷寒》）中的平脈篇、《金匱要略》的首章是王叔和所加入，由此也更可知《傷寒》是不用五行六氣理論的。”
《傷寒論》是不是不用五行六氣理論？
中醫界大都公認《傷寒論》是以《易經》的哲學思想指導，所以要理解《傷寒論》原文，我們還是從原文，以《易經》的哲學思想指導，在臨床實踐中驗證，較容易領會原意。
我們讀仲景著作，在字面上看不到如後世醫家著作中明寫五行相生相克的文字，如金克木，水生木之類。但從《傷寒論》108條文：“傷寒，腹滿，譫語，寸口脈浮而緊，此肝乘脾也。名曰縱，刺期門。”和109條文：“傷寒，發熱，嗇嗇惡寒，大渴欲飲水，其腹必滿。自汗出，小便利，其病欲解，此肝乘肺也。名曰橫，刺期門”。肝乘脾也，名曰縱，即是肝克脾，木克土；肝乘肺也，名曰橫，即是肝反克肺，木反克金。可看出原文含有運用五行生克之理。又陽明篇184條：“問曰：惡寒何故自罷？答曰：陽明居中，主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复傳，始雖惡寒，二日自止，此為陽明病也。”亦含有五行之理。
馮教授可能是從考古的心得認為：“張仲景并沒有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即不是依據《內經》撰寫《傷寒》而是依據《湯液經法》撰成了《傷寒》；撰用《湯液經法》的主要方證及八綱，并加入半表半里理念，創建了六經辨證理論，從而形成了獨特的六經辨證理論體系”。
我們還是從內容和實質上探討仲景有沒有撰用《素問》等較為實際。
《傷寒論》撰用且發展了《內經‧素問》的病理
《素問‧生氣通天論》：“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開閤不得，寒氣從之，乃生大僂。陷脈為瘻，留連肉腠。俞氣化薄，傳為善畏，乃為惊駭。營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靈樞‧癰疽第八十一》：“營衛稽留於經脈之中，則血泣而不行，不行則衛氣從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故熱。大熱不止，熱勝則肉腐，肉腐則為膿．．．”。
上述《內經》之病理，清楚地指出，由於陽氣失其所，開閤不得，寒氣從之，先是無形之營衛氣化不通而病，郁而成熱，熱勝則肉腐，發展成有形之臟腑經絡病。
古人認為氣是心物一元的，但肉眼看不到，故謂之無形。氣化即是《易經》變易的思想，宇宙中的萬事萬物，隨時隨地都在變中，非變不可，沒有不變的事物。
仲景以《易經》的哲學思想為指導，發展了上述《內經》的病理，認為疾病先由無形的氣化病發展為有形的臟腑經絡病。故在《傷寒論》主要先是論述無形之氣化病，而在《金匱要略》主要是論述有形的臟腑經絡病。仲景在上述兩條《傷寒論》條文論述病將從氣化病發展為臟腑經絡病，但還在氣化病的階段時，用陰陽、縱橫來解釋病之傳變。所謂縱橫，《太玄經》：“立天之經曰陰與陽，形地之緯曰縱與橫，表人之行曰晦與明”。而治療的法則是按治未病的主導思想，不使肝乘脾或肝乘肺，不使氣化病發展為經絡臟腑病，先針刺肝經脈的期門穴（因期門穴為肝經脈的經氣從此穴流注肝臟）。
《解讀》認為：“《傷寒》全書并未言及經絡內容” “不推論經脈流注”，看來馮教授似未明上述兩條文的內涵。此外，也不明《傷寒論》142條文太陽與少陽併病、143條文婦人中風，為何都曰刺期門。
我們在《金匱要略》可以看到，仲景論述有形的臟腑經絡病時，運用五行五臟的理論。
《解讀》提出：“《傷寒》中有多處‘陽’的概念用《內經》的概念解釋不通的，如第46條：‘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此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這裹的‘陽氣重’的概念屬經方理論體系的範疇，是指人體體表津液，蓋涵津液血、水、濕、邪氣等。太陽病之所以出現鼻衄，是因為日久不得汗出，津液（陽氣）過多，過重鬱集於體表、頭面的緣故。”
《傷寒論》之理前後貫通
馮教授解釋《傷寒論》46條文，津液血、水、濕是屬陽。要問馮教授，《傷寒論》181條文：“問曰：何緣得陽明病？答曰：太陽病，若發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干燥，因轉屬陽明。不更衣，內實，大便難者，此名陽明也”。此條文中“亡津液”也解釋為亡陽氣？解釋得通嗎？
再參照《傷寒論》111條文：“太陽病中風，以火劫發汗。邪風被火熱，血氣流溢，失其常度。兩陽相熏灼，其身發黃。陽盛則欲衄，陰虛則小便難．．．”衄因陽盛，陽盛是因邪風被火熱，兩陽相熏灼，非因津液、水、濕過多過重。
如果是太陽病而水、濕過多，過重，鬱集於體表、頭面，仲景名之曰濕痺或風濕相搏。《傷寒論》174條：“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澀者，桂枝附子湯主之。若其人大便硬，小便自利者，去桂加白朮湯主之。”
用《金匱要略‧水氣病脈證并治》：“風水，惡風，一身悉腫，脈浮，不渴，續自汗出，無大熱，越婢湯主之”。對照《傷寒論》：“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湯”。以“一身悉腫”“無大熱”對照“此無陽”，清晰地“無陽”並非無津液、水、濕。相反，是因水濕太過引致“一身悉腫”。
《傷寒論》被尊為中醫之經典，其理前後是貫通的，仲景不會如此任意地在此條文把津液說成是陽氣而在另一條文卻把津液說成是陰氣。
如果沒能理解《傷寒論》原意，應通過臨床實踐逐步領會，而不是如馮教授把中醫基本的陰陽概念顛而倒之來強行解釋。這樣只能使後學者越學越糊塗。
試解46條文如下：
太陽病，麻黃湯症，經過八九日仍不解，表證脈浮、無汗、發熱、身疼痛仍在，此當發汗。但醫者不明患者經過八九日，雖無汗，但衛（陽）氣郁成邪熱（壅遏而不得行，故熱），病已傳變，或為葛根湯症或為麻桂合方症等，仍以麻黃湯發汗，雖然服藥已病微除，但仍有邪熱，所以病者見有發煩目瞑，劇者必衄（流鼻血），邪熱因衄外泄而解，此為自身之“放血療法”，熱因血出而解。所以然者，病者見發煩目瞑或衄的原因，是因為陽氣郁成之邪熱重故也。
以《傷寒論》全篇的原文，前後連貫地解釋得通才行。如同陸淵雷以發熱散熱等理解釋太陽篇、陽明篇等，似乎可說得通，但解不通厥陰篇，只好嘆為“千古疑案”。這只能說明他解釋得還不符合仲景原意，充其量只能說是陸淵雷一家之言。以後有機會再就《解讀》中的不同觀點提出來討論。
評馮世綸《解讀張仲景醫學》之二
評馮世綸《解讀張仲景醫學》之二 張啟康 /香港馮世綸教授主編之《解讀張仲景醫學》（以下簡稱《解讀》）認為：《傷寒論》與《內經》，中風、傷寒概念不同。《內經》所說的中風，是被風邪所中，其概念是風邪傷人、中於風。而《傷寒》的中風，是特定的病證名，即不是根據外邪是風邪或是寒邪或熱邪，而是根據病後所表現的症狀特點，也即呈現太陽病特點且見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稱為中風。本無中於風的意思。同此，傷寒在《內經》也是傷於寒的概念而《傷寒論》的傷寒亦是特定的病證名，本無傷於寒的意思。後世註家如張志聰引《內經》註《傷寒》，把兩書中概念混淆的原因，認為是兩書為一個理論體系，以《內經》註《傷寒》，遂造成誤解《傷寒》，以是成無己、方有執、程郊倩和章虛谷等認為中風是“風傷衛”，傷寒是“寒傷營”，從而引申中風傷衛則病輕，傷寒傷營則病重，很顯然與仲景原論是相悖的。
中醫界，包括馮教授大都認同《內經》《傷寒》是以《易經》的哲理為主導。《易經》的哲理，“宇宙事物的變，是內在開始變，一切東西都是從內變開始，”（南懷瑾《易經雜說》）。所以《內經生氣通天論第三》：“蒼天之氣，清淨則志意治，順之則陽氣固，雖有賊邪，弗能害也，此因時之序。故聖人傳精神，服天氣，而通神明。失之則內閉九竅，外壅肌肉，衛氣散解，此謂自傷，氣之削也。”“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人患病之根本原因是人體內的衛氣散解，陽氣失其所，當然不排除外因的條件，故傷寒是因“衛氣散解，自傷、氣削”，人體內陽氣失其所為根本，外受風寒為條件而患。仲景著《傷寒論》之“傷寒”名義亦是根據《易經》的哲理，“寒”為陰陽寒熱之“寒”，即衛氣散解、自傷、陽氣削而曰“傷寒”，此為第一義，感受外因六淫之“寒”，為第二義。
風為陰中之少陽，即是冬至陰極（轉化出的）一陽生之少陽氣。從《傷寒論》97條：“傷寒五六日中風，．．” ，根據《矛盾論》：“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條件向它們的反面轉化著”，解釋為：“患者因衛氣不足而患陰性之傷寒，由於患者之衛氣不太虛，經過五六日，陽氣郁成邪熱（《靈樞》：“壅遏而不得行，故熱”）， 轉化為陽性之中風（中風為陽浮陰弱）”。此是中風之“風”的另一含義。即是《易經》“變易”的內涵。故仲景不曰“傷風”而曰“中風”。
此亦是《傷寒論》發展了《內經》以《易經》為指導的病理學。
正如《矛盾論》：“辨證法的宇宙觀，不論在中國，在歐洲，在古代就產生了。但是古代的辨證法帶有自發的朴素的性質，根據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還不可能有完備的理論，因而不能完全解釋宇宙，後來就被形而上學所代替”。魏晉之下由於玄學盛行，因此也影嚮了中醫被玄學的哲理所主導。所以後世的《內經》《傷寒論》註家多以外因來註釋。
陳亦人教授在《傷寒論求是》前言指出：“歷代醫家都極重視《傷寒論》的學習、研究，專為作註的就有數百家，其中不乏真知灼見，對於深入理解《傷寒論》的精神實質很有幫助。但是，有些認識不一致，見仁見智，．．原文註釋，也有曲解臆斷的地方．．．對任何註家都不能盲從、迷信，正如辯證法所證明‘科學權威觀點，未必都是真理’，‘認識未知，要善於利用前人的成果，但不能盲從，不能迷信’。” 張志聰的註解不能說是張仲景的原意。
《解讀》認為：“《傷寒論》六經的主旨，不是根據病邪，病因的不同來總結治病規律，而是根據外邪致病後人體反應出的症狀特點，用八綱辨證分類來總結治療規律。其特點是詳於辨方證，重在據證治病，而略於防病養生。”
按馮教授的說法，中醫只要根據患者的症狀特點用八綱辨證分為表之寒、熱、虛、實、或半表半里或里之寒、熱、虛、實，就行。可以不論病因病機，可以不因人、因時、因地辨證，可以不明中醫之理，只要法、方、藥，有是症用是方、用是藥。這樣發展下去，中醫難免就淪落為“廢醫存方”“棄醫存藥”，把中醫最根本的精髓丟了。
傷寒大家劉渡舟教授提出“抓主證”，並非不論病因病機，而是怎樣通過證候抓住疾病發展過程、發展階段中的主要矛盾，怎樣通過表面的證候（現象），找出疾病（事物）的本質。為了避免“方證標准化”而不論病因病機、放棄中醫的病理，所以劉渡舟教授又提出了“氣化學說乃是傷寒學最高理論”。
《解讀》認為天下的疾病千變萬化，概括起來，不外兩類：一類是具有發熱特徵的疾病，稱為傷寒；另一類是不具備發熱特徵的疾病，稱為雜病，後世醫家把疾病分為外感和內傷兩類大致雷同。
在“評《思考中醫》之一”文中，已評其非。《傷寒論》3條文：“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為傷寒。”仲景指出太陽病由於病者陽氣之或強或弱，故病或已轉化出現發熱症狀，或未出現發熱症狀，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都名為傷寒。並非未發熱時為雜病，轉化出現發熱後才名曰傷寒。若病者的陽氣很衰弱，沒條件轉化出現發熱的症狀，亦名之曰傷寒。現代醫學亦指出老年人患流感，有的沒有發熱症狀。後世醫家把疾病分為外感和內傷是按病因分類，除外感六淫致病為外感病，因飲食、勞損、七情等致病為內傷。而不是按有沒有發熱特徵分類。請問，婦人更年期之潮熱，能說是傷寒或外感病嗎？
《傷寒論》是仲景借外感病機論述中醫之理（包括病因病機）、法、方、藥。無論是狹意的傷寒、或是廣意的傷寒、溫病、雜病之理都是貫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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