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
我之所以不主张丢弃中医，是不想丢了“心”，确切地说是中国心。
有个叫文怀沙的中国文人，今年九十七岁了。他早年当过北京中医药学院的教授。他说，他用脑去接受西医，用心去接受中医。我觉得他这个说法说到了点子上。一个人活着不仅要有脑，还要有心，有魂。
打着西方的旗号，把自己当作西方代表的人，头脑是西式的了，但有几个人具有西方人的心和魂呢？
人不光是靠脑袋活着的。所以中国人在劝人的时候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再好的道理如果与人情相悖人们也接受不了。这就象诸多道理对爱情不起作用一样。
相对西医，中医的重心的确偏重于心，许多人不承认“心”，觉得有脑就可以了，就象认为有幸福的理由就应该幸福一样。
学中医重“心”，重直感、灵气和境界，这让讲科学的人嘲笑。这个嘲笑有道理，正因为心性的东西不好把握，所以不容易也不宜大力提倡和推广。
文怀沙在文革其间受迫害，心志郁结，腹部鼓胀，疼痛不止，被医院确诊为肝癌晚期。听到造反派幸灾乐祸地向他宣布这一消息，他惊愕了几分钟，然后放声大笑。他说，内心不要养个汉奸，跟客观世界的不幸里应外合。在随后的三个月里，他躺在床上背诗，背诵古文，三个月后，他的肝腹水下去了，癌，没有了。他对此解释说，医者，意也。这个时候他背的这些诗、文章都是药。他说，我用的是心疗法，外面疾风暴雨，我内心一片祥和。
中国文人通医的例子很多，瞿秋白在狱中给狱卒们看病开方，恐怕也不是为了骗人。看一篇文人杂记，说的是一个人骨折了，朋友给推荐接骨高手，有人问这高手名气如何？回答说很有名的。于是去了，一见之下，原来这高手是著名作家萧军，有的是文名。萧军三下五除二就把骨接上了。然后大家坐下来谈文学了。
能让晚期肝癌消失，能接骨，这是不是得是相当不错的医生的能力？可是，这对这些文人来说，竟是雕虫小技。
在中国，身怀这般“绝技”的人真的不少。我的四姨奶经常被找去给人看病。看她给人治病，我母亲竟看傻眼了。高热，抽搐之人，她让人把病人肛门扒开，露出一条白色的硬质病灶。她用小刀划开，挑出一丝丝的白线。白线挑尽了，人就好了。外伤感染引起的高热，咱们看就是败血症状，可她老人家“截红线”，顺着伤口找“红线”，在红线端点挑开，放出毒来……还有一种急症，她是用一个大麻针点一下咽喉处据说有一个小白点。与我四姨奶相对，我母亲反到象一个西医。因为她治这些病是当大病治的。她认为我四姨奶这么治病“没道理”，后来，她下结论说，这是土办法，治的是地方病。但我四姨奶很得意，她说这些病交给医院或我母亲就是大病，而对她来说，治这样病就是小事一桩。但她治不了自己的风湿，时不常地要住到我们家，让我母亲给她针灸，吃药，好多对西医说来是大病，没办法的病，对中医来说是小病，好治的病。同样，对中医来说束手无策的病，对西医来说也可能是小事一桩。而对中西医来讲都是疑难的病，土办法对付起来又游刃有余，所以，说到底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人，能给自己治点病这很正常，不是非医生不可。丹顶鹤腿断了，它会象打石膏那样用草裹着泥敷在腿上。狼有病了，也会自己找草药吃。有句老话说“久病成医”，说的就是自己多体会，也能琢磨明白好些医理。何况中医是不停地琢磨了几千年哪。
这个琢磨不仅靠脑，还要用心，用心去体会，去感受。中医的感受性是比较强的。女儿现在看人就是从医生的角度，从人的脸色上观察好几个脏器的问题，甚至从人呼吸的轻重，身上的气味等进行推理判断。虽然我知道这很原始，但也大加赞赏：“好，咱女儿真行，会看化验单也会看脸色，离开医院也能叫医生！”
现在仪器的分析定量能力已相当强了，但是品茶和品酒在很大程度上还要请品茶师和品酒师，好香水还要靠闻来鉴定。这就是说质量不是仪器测量就能确认的，灵敏的感官还是不可少的。
(五十一)
作为男人，你是否希望女人象男人一样？如果不希望，那么女人应该是什么样，现在的女人是否真正具有女性？我生女儿前，可能说通过劳动、上学、读书、进入社会、与男人共事等，在语言、思维、做事等方面基本符合社会标准，与男人一样。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社会是男人建立的，所谓社会要求人的标准实质上是要求男人的标准。我那时以为这个标准是不分性别的所有人的共有标准。
社会是由男人创建的，在科学、文化等各方面女人好象没有什么特殊贡献。男人在理性领域内是否定女人的。一个哲人说：如果一个女人说2+3=8，那么她犯的还是数学错误，可女人常常会说等于蜡烛。我父亲就认为女人不可理喻。
如果一个女人还有自尊，她将如何面对这一社会现实？于是，许多女人通过达到种种社会要求来证实女人与男人一样。
当我觉得在社会上我和男人一样了时，有一次我给一个妇女组织写材料，这个组织的女领导对我说，我写的东西和男人一样，没有“妇女味”。我感到很奇怪，什么是妇女味？是婆婆妈妈？儿女情长？不是，那是什么，总不能是2+3等于蜡烛吧？
我年轻时的世界观，是一个我称之为等边三角形的稳定结构。唯物，客观，理性，科学，与男人的并无二致。对此，我感到满意。
照理说我不可能有什么质的变化了吧？或者说，想不出我会怎么变化吧？如果这个变化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我也不会相信。如果没有这个变化，那么，今天我也还是象个男人。
说来非常简单，我的变化来自生产。
生女儿，我折腾了一天两夜，在处于体能耗尽，界于弥留状态时，听到一声婴儿的哭声，睁开眼，我看见了女儿。就这一眼，伴着昡晕，乾坤倒置，我感到我的等边三角形翻倒了，翻倒了的三角形还是原来的三角形，可里面原来按顺序摆放的概念全颠倒了，在新的顺序里，我惊奇地发现2+3等于蜡烛！。
一霎那，我明白了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困扰了我很长时间的死亡恐惧烟消云散，我知道从此之后我能够坦然面对死亡，而且乐于接受死亡。
如果没有这个生产过程，那么我的一生就是一世。我可能会有出息，精英了，但肯定会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是一个在大地上爬行的蛹，没有逻辑的石块垫脚就过不去沟，没有道理的树枝搭桥就过不去河，我就不会获得第二世——化蝶。
女人可以一生两世，如同蝴蝶的一生。
国外的研究表明，剖腹产阻碍了催产素的产生，减低了生产的幸福感，会影响母子之情。我内心认可这一研究。父亲和母亲都爱孩子，但爱法不一样。父亲爱孩子，但三角形不会翻倒，他不会因孩子而改变世界观。
我们都知道后娘狠毒的故事，也知道“有后娘就有后爹”这一说法。其实，很多后娘并没做什么坏事，她只是对孩子比较客观而已，而本来就客观的亲爹理所当然地认同后娘的客观，认为后娘说的有“理”。当一个家通行“理”的时候情况就不妙了。一个被客观看待的孩子会象失去了阳光和雨露的小苗一样枯萎，而这一事实又反过来印证了后娘的客观。
现在的人们觉得孩子不需要特殊的爱，一般性的爱和喜欢对孩子来说就足够了，所以给孩子找个喜欢她的后娘也不是亏待他。如今有些母亲对自己的孩子也是停留在喜欢的层面，她们谈自己的孩子，口气象老师，象保姆，就是不象母亲。她们总是用社会标准衡量孩子，不知道母亲的特殊作用是什么。
被家人和社会客观看待恐怕是大学生跳楼的一个原因。有谁希望妻子客观看待自己？是否觉得现在女人看待男人越来越客观了？
生产的痛苦剥去覆盖在女人身上的层层社会外壳，掘出人性的原始地基，把母子关系建立在最原始的基础上。
没有乾坤倒置就没有到位的母爱，孩子心灵得到的就不是充足的阳光。讨饭的娘能给予孩子的往往是当官的爹给予不了的，就是这个道理。后娘之所以狠毒，就是因为其母爱没有大路可走，被逼上了崎岖山路。
男人也可以化蝶，我注意到男人的这一思维飞跃是“悟”出来的。“觉悟”了的男人也象女人一样超脱社会。“觉悟”过程经常会伴随生活的艰辛和肉体的痛苦，比如苦修。我想，在痛苦中可能蕴含了一种推动力量，痛苦的价值没有被人充分认识。痛苦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我们还没有搞清。
我前面说过，一对不孕夫妇打仗，打得女的肋骨都折了。我很气愤，而我母亲说，这就好了，要生儿子了。我当时根本不理解母亲这话的意思，后来我逐渐明白了其中的含义。
我们都知道在不孕症中，心理因素起很大作用，但这个作用究竟是怎么起的我们并不清楚。
有一对夫妻是我朋友，他俩的婚姻亮起了红灯，除了我，他们没有什么朋友，亲人也离得远，我不主张他两友好分手，而是把他俩关在一个小黒屋子里让他们进行沟通交流。这个交流过程十分艰难，不吃不喝就不说了，血与泪也不说了，暴力与自杀也不说了，最后两个人精疲力竭，消耗殆尽，这时，他们触到了最原始、最本质的爱情，和好了。如果他们是一对不孕夫妇，这时就有可能受孕。在动物界，发情期普遍具有的消耗状态是不是也说明这种状态有利受孕？在西方的虐恋行为中，人们是不是在用扭曲的方式寻找人的原始本质？
女人一生有三个“养人”的时期，青春期，生产期，更年期。剖腹产是不养人的。
更年期困绕着许多中老年妇女，所有药物效果都不理想。有人问我吃什么药好。我说什么药都不用吃，怀里抱上孙子马上就好。可现在的年轻人三十多岁了也不肯生孩子，害得老妈闹人生季节错乱病。
自然中有比人的头脑更大的智慧。
（五十二）
昨天，与一个朋友喝酒，庆祝她“出仓”五周年。“出仓”是出无菌仓，她做了干细胞移植，按当下的医学理论，干细胞移植五年后，存活率就大了，所以我们庆祝.。
回顾与她一起出仓的九个人，如今只剩两了，另一个的懦夥从σ讶萌似し羧 冢 婺咳 牵 Ｔ诘┫ΑＮ颐歉锌 笥研以恕?lt;/b>
我陪朋友复查时见过她的主治医，我很佩服他，当我和朋友感谢他的救命之恩时，他说，我的朋友之所以活命，有三个因素：“一个好的医生遇到了一个好的病人再加上好的运气。”
我听了不由点头称是，此人是咱们国内的权威人士了，却把医的作用定的这么低，看来大医的体会就是到位啊。
为此我不由地想起另一个专治绝症的权威医生。他说他给人治病就是摸索“我知道我的病人是怎么死的，可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活的。”所以在这个医生手下活了的病人，这个医生从不敢认为是自己医治的结果，总要寻找病人没死的原因是什么？从这一点上看，西医不也是在从自然中寻找治病的途径吗？
正因为西医能讲清楚人是怎么死的，这一长处造成了人们过度恐慌。由于近来要求知情权，病人上手术台前要签个文件，上面写满这个手术可能引起的不良后果，便是一个小手术，这个告知单也好几页，其恐怖性足以把病人的精神摧毁。
人们随着西医把眼光全落在他们说得清楚的死因上了，所以患者一拿到癌症诊断书，就如接到死刑判决书，50%的人先吓死了。我总是劝人：其实西医不知人是怎么活的，何苦向西医自首？
西医能说明死因的长处在法医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在西方就有发明新毒药将人杀死而因科学无法解释其机理逃脱法律制裁的事。我想，中医用阴阳五行杀人法医也无法说明死因。
中医往往知道病人是怎么活的，却不知病人是怎么死的。于是，西医从活的人身上找医学突破口，中医从死的人身上做校正。
中医对“医”的作用从不给予过高强调。这相对一般西医显得不够理直气壮。中医看病，有点治病治不了命的漠然态度。二十岁的病人要好治，八十岁的病人任谁也难以妙手回春，因为他本身已是秋了，无春可回。中医在医的过程中很强调病人的作用，淡化医的作用。因为真正治好病的是病人自己，是他自身的正气在起作用，医生不过是扶正，是帮助。
人们之所以不太重视中医也有中医自身的因素，因为它不让人形成对医的依赖。人们现在对西医形成依赖的危险性在于人们要求西医为人类的超负荷享受保驾护航。而西医不仅不拒绝人类的这一要求，还承诺为人类提供保障。于是，人类在科学的支持下偏离自然界轨道越来越远，我担心的是科学能否支持到底，或者说科学发展的速度能否赶得上人类欲望膨胀的速度？有了“伟哥”的支持，纵欲就不是什么不良生活方式了。“伟哥”可以让人暴亡，西医会不会让人类暴亡？
我岂不知道发展是硬道理？其实我承认科学是仙丹，相信服了仙丹人可以成仙。但仙丹不是谁都能服用的，带着没被清理的身体，怀着没有沉淀的欲念而服仙丹就会暴亡。科学是上天赐给人类的好东西，但它要自己的“时”，不在“时”就是毒药！
有的病人在听过女儿诊脉后兴奋地说：“你说得太对了，那你给我开方吃药吧！”女儿拒绝开方：“如果你不能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和脾气，那么吃药就不是治病而是害你。你吃中药时喝大酒，这药起什么样作用？你服药过程中发怒，气血妄行，这药会走哪一经？这和杀你有什么区别？”
在中医诊断中，“我”的成分很重，不仅强调医生的“我”，也强调病人的“我”。这是西医难以接受的。西医的CT片中几乎不含“我”的成分。于是，西医的仪器和医生之间的区别是不明显的，医生的个性色彩也是很淡的。我曾见过一个医疗官司，最后做鉴定时追究责任到一台诊断仪器的质量上。我注意到，在心理治疗中，医生与病人是一对一，可即便是这样，医生也无“我”，也很难诱出病人的“我”，所以西方的心理治疗效果并不理想。
而中医的个性色彩如此之浓。以至于一个老中医离去，他的医学也随之消失。
中国文化中的“我”无处不在。以至于中国人常常会觉得纯客观的阐述没有多大意义。比如一个语文老师讲作文《我的母亲》，老师会认为纯客观的描述，把自己的母亲写得象别人的母亲似的绝对是败笔。这样题目不过是告诉你要明写母亲而已，但你如果没有通过写你的母亲从而把
你这个人暗写出来，把你的一颗赤子之心写出来，那么这篇作文就没有意义。
（五十三）
我姥姥三十几岁就死了，死于体力渐衰，没什么痛苦，就是无力，最后连呼吸的力量也没有了，就死了。死的那天夜里还对两个姑婆说：“你们去睡一会吧，我头半夜死不了，得是后半夜的事”。姥姥的死刺激了我母亲学医，母亲跟我说，姥姥死时她才十几岁，不懂医，如果给我姥姥服用补养药，我姥姥就不会死。
在我母亲死后，我意识到姥姥极可能也是死于心脏病。我母亲的心脏一生都呈弱势，她十七岁时不敢过马路，因为随时都能昏倒。这种与生俱来的弱怎么是后天的药能补的呢？
因为我家三代单传，体弱的母亲在我奶的强烈要求下接连生了四个孩子。我身下的弟弟只比我小一岁，挨天的生日。这个跨“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的生育期，使母亲生下我最小的弟弟后就倒下了，三年没起来。
现在想来，母亲得的应该是类风湿病。全身疼痛，动弹不得，又赶上文革，父亲逃跑，生死不明。母亲躺在床上，给自己针灸，拔罐。有意思的是母亲还用注射器给自己打些维生素类药。三年后母亲起来了，全身骨头却都变形了。十年后，母亲死于心力衰竭。
生我之后母亲没有奶，紧接着又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先天不足后天亏损的我在这一生中多次体验濒临死亡的感觉。每当有传染病流行时，母亲就看着我发愁。母亲分别让我的三个弟弟都染上麻疹、水痘等病以获得终生免疫力。却不敢让我患上这些病。她说我要是得了非死不可。母亲给我吃一匙紫河车，我就躲过传染病了。可母亲又一直为我没有获得免疫力而忧虑。
当中年的我心脏也越来越无力时，我知道我与我姥姥和我母亲的心脏是同质的。后来，我也出现了我姥姥的症状，越来越无力，不能起身活动，心脏不堪重负，疲劳至极，服药效果甚微，我知道不是药不好，不是治法不对，而是我的心脏连容纳药的力量也极为微弱了。写《思考中医》的作者刘力红把这种情况比喻为极干旱的土地不吸水，浇上的水不但不被吸纳，反而流掉了。心脏的衰弱引发其它脏器功能衰退，骨刺丛生，行走不仅无力，更是困难。很明显，我姥姥和我母亲的路已摆在我面前了。
养病和治病都不是一条逃生之路，当年给我姥姥看病的医生能不给开补药吗？我母亲一生给自己吃药，把她极弱的身体维持到了尽可能的长，可最终，无力的心脏还是使她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当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还累得不得了时，我知道自己也逃不脱我姥姥和我母亲的命运了。不懂医学的我姥姥和懂医学的我母亲都走了同一条路，还有第三条路供我选择吗？
我选择了第三条路。我在郊外买了一块土地，坐在这块地上，有时是伏在这块地上，从春到夏，到秋，到冬，我盖了一所房子，房子盖好了，我的心脏不再无力，骨刺消失，衰竭症状得到扼止。
小时候不理解老年人为什么喜欢晒太阳，现在知道，太阳，大地，春风一定含有赋予人生命力的作用，回归自然应是超越休养和治疗的更大的医学。可惜我姥姥和我母亲毕竟随人类整体偏离自然太久了，体会和意识不到这一点。为此，我怀疑我姥姥和我母亲的心脏病归根到底还是一种生活方式病，长期与自然隔离，人为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方式是不是激起了心脏反抗呢？心脏以消极怠工来反抗，可我们宁可用药物，用心脏起博器，用支架等来维持心脏，也不肯顺应自然。有时，仅仅用阳光就可以治愈忧郁症，而仅仅因为缺少阳光就可以令人患上忧郁症。患忧郁症的人比心脏病人更能说明脱离自然对人的危害。那些贫穷而身心健康的人，心理学家从心理上给予许多解释，在我看来，贫穷使他们更接近自然，这应是他们快乐健康的主要原因。如果失去自然这一动力来源，便是中医、中药也难以赋予人以生命动力。所以，不迷信西医，对中医也不能迷信，中药再好也不能代替自然的作用。
在自然中许多病可以自愈，许多病可以不算病。我对女儿说，将来我要是得了老年痴呆病，她就可以给我实施安乐死，因为这病会给别人带来很大的麻烦。女儿笑说给我穿一身兽皮，每天放入后山“你就在山中闲逛，能给别人造成什么麻烦？我派一条牧羊犬看着你好了”。我觉得女儿这办法甚好，痴呆者在室内会造成许多破坏，在山中会破坏什么？如果恢复一种野生的生活，说不定痴呆会得到改善。看到在美国的疗养院，坐在轮椅中的痴呆病人一排排地静坐着感到有些可怕，我想，他们眼前要是有些猫、狗在跑动，有小孩子在玩耍，这些病人的心智情况会不会好些？天伦之乐，自然环境对人的重要性大过人们现在的估计。便不是从天人合一，阴阳五行来谈中医，只从人是生于自然，需要与自然相互作用以保持健康，也足以使人再造一个与中医相差无几的学说了，非要人为地压制这一学说就显得太不近情理，让人十分怀疑动机了。
如果健康需要我们不能完全丢弃原始生活的话，我们是否能时不常地原始一下呢？我们承认现在许多病是富贵病，是生活方式病，可我们明知如此却无力改变。
奶奶从前有句话，当我们对缺少照料，不是以现代方式生存的人不理解时，我奶就说这样的人是天养活，早先听我奶这话感到挺迷信，我们总是称大自然环境是恶劣的生存环境，人要是完全暴露于自然无疑是摧残生命，可被我奶称为天养活的人，恰恰过的是原始生活而又自在悠游，现在想来，这天养活本没有什么神秘色彩，难道我们的生命真是用现代生活方式滋养的吗？我们是不是把次要因素本末倒置地当成主要因素了？真正滋养人的还是天地自然，用回归的方式多亲近自然不失为寻找健康的最佳途径。
我母亲说，她师兄早年得了肺结核。在六十多年前得了结核就意味着死亡。他在山脚下搭了一个棚子说给他母亲守孝，过起了原始生活。三年之后，他的结核病就自愈了。我觉得母亲的师兄比我母亲更了解自然的含义。
（五十四）
一份对北京大学生的调查表明：北京有十万大学生患有忧郁症。占学生总数近四分之一。
而据北京高校大学生心理素质研究课题组的报告显示，有超过60%的大学生存在中度以上的心理问题，并且这一数字还在继续上升。
近日，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公布的一组数据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目前陕西省的72万抑郁病人竟然近半数都是学生，其中初中生占16%，高中生占18%，大学生占24%。
看了这些数据我有些不解：我们的孩子怎么了？
据家国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我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占全部死亡人数的3.6％。这个数字已使在1995年至1999年全国人口最重要的死因中，自杀名列第5位。
自杀者中八成以上患有忧郁症。患忧郁症的人中三分之二有自杀意念，10%~15%的人自杀成功，
2000年以来，我国每年10万人中有22.2人自杀，每二分钟就有1人自杀、8人自杀未遂，而有自杀意念的则是已实施自杀的六七倍。除自杀死亡者以外，每年尚有10—20倍的自杀未遂者出现不同程度的功能残疾。
而在15岁至34岁的人群中，自杀更是成为首位死因。
一个我帮填报考志愿的孩子上了一所重点大学后告诉我，开学第一天是校心理医生给上大课。医生把手一挥，指着学生说：“到毕业时，你们中间将有二十人自杀而亡，我的任务是使这个数字降到十……”我听了感到不解，自杀是流行病还是传染病？
连北大、清华对学生跳楼都漠然了，一句“忧郁症”成了这些学生该死的充分理由。这种思维如果得到认可，我们就可以漠然对待四分之一学生的死亡？这是多么可怕。（产生这一思维的根源正是西医的界定方式。而阴阳五行的思维方式会纠正这一偏差。）
于是，我又看美国的情况。
在美国，有500万人服用抗忧郁药，每年自杀人数30万。美国儿童和青少年患情感性疾病的比例为五分之一，专家推测，约六百万美国儿童患严有严重的精神疾病。
这样看来，美国的情况比我们更加严重，他们才两亿人，世界卫生组织现将忧郁症列为危及人类健康的第五大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20年，精神性疾病，包括忧郁症和癫痫，将成为导致死亡和残疾的第二大原因。
专家们估计，在今后20年中，患精神性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的人数将大增。
忧郁症导致家庭和社会人际关系紧张、生产力下降。据世卫组织统计，一人自杀至少会影响到6名自己身边的亲人和朋友。患抑郁症的人和他们的家属，都活在深深的痛苦之中。
怕死，是一个多么难以克服的人性弱点？叛徒怕死可恨，也可理解，因为这是人性弱点。为了不死，多少人宁可从狗洞里爬出？但想死岂不更违反人性？如果说穷得活不下去了，多少能理解些，可从统计资料上看，自杀率高的地方往往是文化、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这么说，社会越发展，越富裕，越有文化，人就越不想活了？难道说是富裕和文化杀人？
是什么让人患上忧郁症？美国匹兹堡大学精神病学家BorisBirmaher博士发现，有很强家族严重抑郁症史的儿童对一种刺激生长激素产生的物质出现不正常反应。尽管实验没有暗示患抑郁症的儿童无法正常生长发育，但为了解抑郁症的发病原因和深层作用机理提供了资料。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抑郁症是一种遗传性的生物学上的疾病。
专家们说抑郁症是一种生物学上的疾病，不是思想问题。说现实生活中有种误解，以为自杀者是“一时想不开”，如果做做思想工作就能避免。专家说自杀是一种病，必须通过专业的心理疏导并配合药物治疗和电击治疗才能医治好。有八成患者通过治疗，症状能得到改善和痊愈。
这么说来，亲人、朋友得了忧郁症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员还帮不上忙了。因为专家说作“思想工作”没用。
从前好象没听说有谁得忧郁症，难道忧郁症象同性恋一样是被“发现”的？据资料统计，同性恋的人数比是百分之四，而忧郁症的人数可近百分之二十。这么一想就觉得有点可怕，假如我们单位正好有一百名工作员。我们朝夕相处，彼此熟悉，关系很好，现在让我想其中有四个同性恋，二十个忧郁症，我怎么觉得有点可怕哪？专家说，对忧郁症的最有效治疗方式是电击，把人击昏了，击得在昏迷中抽搐，还要防止他在昏迷中因呕吐而窒息。
我想，如果我的同事正在我们工作的紧要关头，他对我说：“我犯病了，要去做电击”。我就得放下工作陪他去，不然刚击完走不了路是不是得有人扶他上车回来？如果我说：“你先挺一挺，等把这件工作干完了再去”可他要是转身就跳楼了怎么办？
象对同性恋一样，专家呼吁，传统观念认为自杀是不光彩的事，这一观念要改变，自杀是一种社会现象，并不是社会的阴暗面，也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自杀者应当被公众理解。
按比例，五个人里就有一个忧郁症，和我关系最密切的同事中就应有几个忧郁症者，我应听从专家建议，以平常心看待他们，他们忧郁他们的，我乐我的，因为我想我能做的只有思想工作，而这又被说成是没用的。而这正确看待我理解只能是象没看到一样————视而不见。他要跳楼呢？我说“请便”？我要是拼命阻止他自杀，和招来许多同事和我一起阻止，那这些人会不会象美国同性恋者一样上街游行，高呼：“我们要自杀！给我们自杀的自由？”
(五十五)
好在我们单位没有按比例出现四个同性恋，二十个忧郁症。这使我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单位为什么没有按比例出现应有成分呢？”。
其实，经过我观察，我单位人员中不是没有相应气质的人，也就是说我们有相应的可能成分，但却没有把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我认为是集体性的社会生活框正了他们。如今很多人都认为集体对个性是抑制的从而加以反对，而我认为社会与个人联系的过于松散也是个体精神偏差的原因之一。
美国有位临床医生我认为他触摸到了忧郁的本质，他认为忧郁症可能是思维方式的问题。
我那个得了白血病的同事，她就没有按照医嘱疗养，做过手术后就上班了。很多人都把她的存活当做奇迹，记者也来采访。后来有一位上级领导认真研究了她的情况后得出一个结论并向她宣布道：“你非常有幸地生活在一个好的集体中，如果换一个环境就不会有你的今天。”有些记者总是不解，再三追问：“你们领导怎么会这么残酷，让一个刚做完移植手术的病人上班，难道不知道白血病人需要无菌环境吗？”这样问题让我们一时真是难以回答，让我这位同事上班的确是件十分冒险的事情，而事实上我这位同事又真是三天两头感染，搞得动不动就生命垂危，假如她就这么死了，真要是有人就这件事追究责任的话，这话还真不好说。因为我们的做法既没有遵医嘱，还颇违反科学，又不好解释动机。可如果让她躺在床上静养象和她一起做手术的那些人一样的话，我想，她很可能也象他们一样早不在人世了。
到单位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用她的话讲她可以一整天没有机会想到自己的病。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养病环境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她最有得忧郁症的条件，事实上，她的病友中就不乏跳楼者。她前两天还说到一个病友，在家人商量他的病是否复发时他从九楼跳下，家人还没发觉，回头却不见他在床上，只有窗户是开着的……
想不到自己的病，而只要活着就能品尝到活着的乐趣，这样一来，人就不会忧郁，又怎么会要寻死呢？而做到这一点仅仅通过她个人的努力是做不到的，需要一个集体的共同努力。
小时候不理解我奶的很多思想。我奶无比地强调家族，强调家人的亲情，强调利他和无私，强调责任和奉献，总之，都是老一代人的旧思想。当有人强调为自己而活时，我奶会蔑视地一笑说：“如果要是为自己而活，可能会活得很好，也可能早就不活了。”小时我只听懂了前半句，因为我奶为了她的子孙，让自己吃苦挨累，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可为了自己为什么就可以不活了呢？这后半句是我成人之后才理解的。
我对白血病同事说：“你可别想死，你说你要是死了会造成几大人生悲剧？你儿子是早年丧母，你丈夫是中年丧妻，你父母是晚年丧子。而我们是赌输了钱。你这手术可是我们大伙捐款给你做的，你要死了，我们的钱岂不是打水漂了？”所以，她肯忍受排异反应的巨大痛苦，其精神支柱也绝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如果是为了自己，人的一生会撒手多次，一条命可能不够自杀的。
现在的人过于强调自我，心里没有别人，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了，却轻易地就撒手生命了。这说明以自我为中心时，“我”不是扩大了却是缩小了。“我”是一个集团军，你的父母身上有你，你的儿女身上有你，你的兄弟姐妹身上有你，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所处的社会都有你的成分，失去哪一部分“我”你都会感到失去一部分自我生命，如果丢失了太多的“我”，虽然你没有自觉，可你的“我”却不受欺骗，他会不快乐，郁闷，乃至忧郁。把“我”全部回收的思维方式就是自杀性的。
无论是人的脑还是人的心发展都是不平衡的，过于强调人的社会性和过于强调人的个性对人都是有害的。人的脑和心就是在人的个性与人的社会性之间寻求平衡。
有专家分析美国孩子之所以抑郁是由于大人换工作和住所比较频繁，许多孩子的童年都是在搬迁中度过的，致使他们从小就缺少固定的玩伴，加上美国家庭的离婚率比较高，孩子有个心理适应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在我看来就是建立不起来稳定的社会关系。
儒家文化作为一门社会学，对这类问题的确有比较好的处理方式。真正的社会学不是建立一套在独立在人心之外的所谓正确的理论，而是协调种种关系。
总有人找我倾诉些什么，求我帮拿个主意。女儿观察久了说：“你帮人出的主意并不是正确的和最好的，也不是你的主意，你实质上是告诉了人家内心最想做的。你不是帮人出了你的主意，而是帮人明确了人家自己的主意。”我说，对，算你看明白了。因为我认为是正确的和好的主意对当事人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一个违逆当事人内心情感的主意再好，也不是好主意。大学生为什么忧郁？他们难道不是按父母，按老师的要求考上大学了吗？他们不是成功了吗？可他们为什么还要忧郁，还要跳楼？
当一个道理是十分明白的时候，我们头脑能够理解，可这不代表我们的心能够接受。归根到底，我们不光是用头脑活着，更是用心活着。再明白的道理，头脑压制着心去接受，一天两天可以，天长日久，这心就要疲惫，要病。
对自杀的研究，仅仅有医学家是不够的，需要社会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等专家的多角度投入，仅仅有西方也是不够的，对于他们思维方式的产物，他们恐怕是个人刀削不了个人把。
（五十六）
目前，我国卫生总费用只覆盖20％人口的卫生服务。
在这种现状下要取缔中医，如同让中国人一天不是吃三顿粗粮而只吃一顿细粮。
中国人现在有近一半的病人应就诊而未就诊。有官员说：“中国的经济能力不可能满足所有医疗卫生需求。”说到底，还是一个字“穷”。
如果我奶奶还活着她会说：穷有穷的过法，穷就不过日子啦？穷就让一半中国人不治病？从什么时候开始只会过富日子，不会过穷日子了？
仅仅讨论是中医好还是西医好我认为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就算西医是百分之百的好，可它在中国占有全部医疗经费，却只给百分之二十的人服务，这不是贵族医学？
医院总是盖更大的楼，进更好的设备，给更贵族化的人服务。
科学在不停的发展，为了追上科学发展的脚步，医院只能一再投资高科技，在贵族化的路上越走越远。
看病和治病在西医这里是分开的，如果治病需要十元钱的话，“看”这个病可能得需要九十元。只要你有钱，把各种检验做一遍，虽然你不是医生你也看到了你的病，如果全部检查完了，你没看到你的病，那么，对不起，医生也没法看到。
记得刚有核磁共振时，医生让我做个检查，价格是我两个月的工资。我问，这机器能治病吗？说是不能，只能让医生看到我的“病”而已。医生要看我的“病”让我花钱，难道医生要是看不清我，我还要给他买副近视镜？
上医院看病，我的感觉就是我一会掏钱给医生戴上X镜，一会戴上超声镜，还有什么CT，什么核磁共振等等。如果我不投币给医生戴眼镜，医生就无法工作。我觉得我的病很具有观赏价值，我还是留着不给医生看好。
我问医生，如果瞧见“病”了怎么治呢？医生说目前没法治。我问，那做这个检查有何意义？医生说可以弄个明白。这让我想起了死后的解剖，对医生和医学有意义，对死人没有意义。我不掏自己的解剖费。
“五四”时期的一些中国人，曾为终能看到“病”，而欣喜，便是治不了，也心里透亮。可现在，花了很多钱，却只是看到“病”，让许多国人不甘。他们希望把钱花在刀刃上，也就是治病上。所以，医院中的检验费是很让人望而生畏的。
西医的贵族性表现在离开大医院，离开设备，医生就很难说是个医生。医院中许多有高级职称的医生是只会操纵一种仪器的技术人员。让他们到没有仪器的乡镇医院，到社区门诊，他们就不是医生了。光说医生们拼命往大医院挤，没有可调动的仪器，光杆医生还叫医生？光说百姓趋高，现在医生这个名字不再是个体意义的，而是整体的，是一个大医院中的人和仪器的总称。
可这个占有全部医疗经费的大“医生”只能给百分之二十的人治病，这百分之二十的人还必须是有钱人，因为这个大“医生”的新陈代谢功能特别强，消耗量很大。于是，恶性循环，大医院之外无医生，百姓进不去大医院就只有等死。我一个同事最近做了胃贲门癌手术回来。他花了近三十万元。他说，病人可以三分，三分之一的人治不起，三五万元钱几天就没了，也就不治了。三分之一的忍受不了治疗的痛苦，或不治了，或被治死了。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完成治疗。他求我写篇稿子“表扬”一下他妻子。看到我奇怪，他告诉我说，看到许多病人被配偶抛弃了他很感慨，觉得很感谢妻子。他一再感慨治病难，他说“难于上青天”。他这还是能得到医治的百分之二十的人。
我说过，母亲有个绰号叫“于大头”。“大头”，在我们的方言中是傻瓜的意思。这源于母亲给人治病常往里搭钱搭药。可我现在想，母亲为什么搭钱搭药？她这一做法是从她师傅那里承传下来的。我是母亲的药剂师，她赔不赔钱我知道。中医，在社会上可以充当杀富济贫的调剂角色。为什么中医对穷人和富人一视同仁，不把富人拒之门外？因为富人有点小病就看，平时注意养生，为什么中医有许多补养和调养方剂？那就是中医的贵族医疗。总有一些相对富裕的人要无病防病，小病大养，养生保健，母亲把治贵族病挣来的这部分钱用在穷人的救命上，这样就不会出现见死不救，拒医停药这种违反医德的事了。
我在有的城市看到一种公告，公告说，请不要向乞丐施舍，如果你同情乞丐，请你往如下号码打电话，救济站会来人提供救济。我想，这救济站提供食宿，基本上是来者不拒，但作为星级宾馆怎么养得起乞丐？要饭到宾馆的乞丐是要被打出去的。如果所有旅店都是星级宾馆让穷人住大街上？
所以，母亲为穷人提供救济性治疗，为富人提供贵族式治疗。我没有看到母亲因为病人无钱看病而拒绝给予治疗的，如果病人得的不是不治之症，母亲总是按需舍医舍药。要知道，母亲可是以私人之力在这么做，这绝不是母亲高尚，我说了，我母亲是个极单纯的人，她没那么高的思想境界，是中医的本质决定了她的本质，因为他的师傅就是这么做的。给富人以充分治疗，给穷人以必要治疗，中医在历史上是一直这么做的。
所以，中医在历史上没有遭过唾骂，中医被骂是在西医东进之后的事。
女儿说她将来就到乡镇卫生院行医，覆盖几万人口，以中医的指导思想，中西医结合的技术，开展医疗工作。追求投入少，效益好，以预防为主，在确保所有人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再尽可能满足更多人的更高需求。
就象美式民主我们有点用不起一样，大“医生”我们也不能养得太多。用三分之二的钱养大医生，用三分之一的钱养一些象中医这样灵活机动，平民性强的医生。中医就是在过穷日子历史中发展起来的医学，我们还没得到面包哪，先把窝头扔了，来个吃不到面包勿宁死，这是什么逻辑？
女儿说，百分之八十的病都可以用普通方法医治，可大医院垄断了人才、设备、技术、价格，却效率低下，普通病到医院去看，往往与其说是去治病，不如说是去受宰割。这就是人们怨声载道的一个原因。
虽然医疗本身具有趋高性，都想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事实上，人们需要的是最好的建议，人们需要信得过的医生朋友。女儿努力学习西医，广交西医朋友，为的就是了解医学前沿的情况，以便给病人提出最佳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培养中西医的通用人才，是件意义重大的事。
（五十七）
虽然我是中国人，可我对中国人的研究兴趣还是很浓厚。别人眼里国人的愚昧往往是我眼中的活化石。
好多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并为此很发愁。可我觉得这对全世界来说是件好事，中国人真要是信个真主或天主，弄得万众一心，为个什么真理动不动搞个“圣战”的话，那就不是纳粹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简单了。毛泽东时代就是中国人睡梦中翻个身。
这个世界安排得很有意思。美国高科技，可是人少，这个世界他有点占不过来。中国人多，但一盘散沙，也毁不了世界。多亏中国人没有信仰，现在世界才好好的。
中国人之所以没有信仰是因为现存的这些信仰不适合中国人来信仰。碗里的水可以信仰碗，河里的水可以信仰河床，大海里的水哪，它信仰什么？
真主，天主对中国人来说是碗，是河床，用来喝水，洗澡可以，想借以下西洋就不行了。
外国人承认个体的中国人聪明，却认为群体的中国人毁于内耗。正如他们研究具体善长，研究整合无力一样，他们无法看到，多亏有这种内耗，使中国人不执着于碗和池。喝过水后放下了碗，洗过澡后离开了池。碗和池这类东西不中我们的意，我们意在更大的东西。
研究中国人的个体并不能达到把握中国整体的目的。所以，我对那些评论中国的言论不怎么在意，能评论中国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哪。
个体的中国人是一滴水，连二十一岁的雷锋都自觉到了这一点，他为什么要孜孜以求把自己溶入到人民群众之中？雷锋精神的实质是什么？
研究2HO是研究水性，但这是研究水性的全部？一碗水中会有风浪吗？一池水中会有潜流漩涡吗？一江水会有台风海啸吗？
也许有人会说，台风海啸不能算做是水性。可他们心里也知道，离开了水，众多的水，谈何台风海啸？不了解洋流海浪如何造船航海？
中国不是一碗水，对一碗水所作的研究无助推论中国的事。中国也不是一池水，一池水载不了舟，也覆不了舟。众多雷锋式一滴水的意向，使中国人追求成群，成势，达到“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求大，求积，求容，“不择细流，以成江河，不择江河，以成湖海”的原因。这不是小算术，而是大数学。
埃及人用金字塔，方尖碑来追求永恒。中国文化是用另一种方式来铸金字塔和方尖碑。建筑材料是人，建筑结构是人的社会关系。
中国人对水性的研究不仅通过鱼，舟来感知和体现，还用龙来超越性地表达。
所以，中国人不信仰碗，不信仰河床，他们要信就信仰龙。
龙的属性使中国人愿意相信却难迷信。试问，有哪个中国人不相信科学？没有，可又有几个人迷信科学呢？这就造成中国人既上西医院检查，又找中医诊脉的局面。这种看似有病乱投医的盲目现象有其内在的合理性。百姓的这一兼收并蓄，实际上是把对2HO的研究和对风浪研究一网打尽。所以，又信西医又信中医在老百姓身上是一点不矛盾，和愚昧一点不挨边，所以，以为生活富裕了，解决了看病贵的问题，中医就没有市场了，以为通过对老百姓进行科学教育，
在他们觉悟提高后而扬弃中医的想法最终会落空。
好多科学和合理的想法总是在一路落空。
对H2O的研究无论怎样深入，也不能替代对洪水，海啸的研究。在社会学上，对个体的研究不能替代对群体的研究。在医学上，对局部的研究不能代替对整体的研究，对静态的研究不能代替对动态的研究。
中国人对个体与整体关系的深刻体会有助于他们理解中西医关系。人，为什么要结成整体，组成社会？中国人为什么独处一室也要心怀天下？中国人扎堆所求的正是个体所不具有的“势”。这个“势”是个体存在时所不具有的东西，研究个体永远不能抵达到“势”。中医对人的整体研究把握的是“气”，这个“气”也是不可能通过局部研究获得的。
“气”和“势”等是中国数理境界中的东西和常用术语。
爱因斯坦最终追求大统一场，而中国文化是时时追求大统一场。天，道等就代表这大统一场。对具体事物的研究必须与大统一场时时校对，验证。中医理论就是在这种无时不在的校对、验证、修正中建立起来的，这难道不科学？系统的观察，提出假说以解释现象，再以假说预测和改变未来，这些科学的要素中医少了那一样？如果中医构建的阴阳五行模式能够经得起长时间的考验，在预测和治疗疾病上使我们从混沌中超拔出来，你能否认它的科学性？
从研究H2O入手和从研究海洋入手，虽然两者看上去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但从研究水性这一点看，哪一个更贴近实质的水性呢？
(五十八)
女儿走过一片园林,见其中有一位打太极拳的,看了一会,女儿过去与他攀谈,果然,此人的太极拳是家传。女儿与他切磋，打了一套太极拳给他看，他说，你这是太极操，不是太极拳。女儿不服，此人说，你如此这般打太极拳，定会做下病来，四肢厥冷……女儿跟我叙述到这一节时，我惊了,近两年女儿的确四肢发凉，回家总是先上床，把手脚插在我怀里，我俩探讨几次，我怀她时并没有寒，她小时四肢常温，这寒是怎么来的呢？没想到竟是为参加比赛练太极拳做下的病。我不解道，打的就算不是太极拳，是太极操，也不至于不健身反做下病来，我们作广播体操会做下病吗？女儿说她也是这么问的。此人道，太极拳是以意带形，形意一致，二者统一，如果只取其形而不得其意，那么有害无益。我听了反驳道，形是形式，为空，取个空壳何至于有害？已经解惑的女儿说，为什么太极拳偏偏是这个形而不是体操那个形？形，难道是空吗？何况还有程式、程序，敢说程序本身没内容？把太极拳的形式一比划起来，这经络就要做相应的反应，这不受控制的反应不给身体造成伤害？女儿想把身体调整过来，向这人请教拳法。这人说他宁可教一点不会的人打太极拳，也不愿教我女儿这样走反路的人。女儿说试一段时间看看，后来，这人对其它学员感慨道：“你们有一个算一个，没有这女孩悟性高，学得快。”
由此,我想,别说中医,就是一个太极拳,看上去很简单的体操一样的东西,怎么在中国人这就这么玄呢?自从女儿在体育老师的指导下以竞技方式练太极拳后,用她的话说对体育就有点伤了,这使她意识到运动猝死是否也是一种“伤”的后果?现在搞体育的人的伤如此普遍,包括写《慢跑大全》的美国作者自己也死于运动猝死，这不有违体育健身的初衷？西式的太极拳会对人造成伤害，推而广之，用西医的方式运行中医，是不是中医体衰的一个原因？
女儿用功，用心学习太极拳。我说，不用下那么大功夫吧？女儿说，功夫，功夫，要的就是功夫。她说在做太极拳中体会中国文化，很多东西都能对上，不仅是医学，还有军事，比如可以细细体会三十六计……我说一个健身的东西跟三十六计有什么关系呢？女儿说，这是拳啊，拳是武，武不是军事？太极拳讲的是绵软，绵，要绵里藏针，软，要软中有硬，太极拳是可以直接交手打仗的。这是有心法，无定法的。女儿说，她由太极拳体会到用药，比如说，甘草，九十三个精方中，方方有甘草，这甘草起什么作用？现在的书上说是调合药性。其实，它在每个方中起的作用都不同，它的药性随与不同的药配伍而不同。我问：“这么说，这甘草有点象我？在不同的群体中所起作用不同？”女儿说：“嗯，有点象。所以，中医的工作不枯燥，总有新体会，总有自己独到的体会。这是用自已的心体会来的，要想教给别人，别人的心和自己的不一样，就不易传给别人，因为这是不可替代的，所以总是用诱导，启发，总要因人施教……”
张功耀读了33年中医书，曾用中草药治好过他爷爷的病，他妻子就是一名中医,但他却疯狂反对中医。看到他的情况让我想起了我父亲，我就是在父亲反对中医声中长大的，所以现在人们对中医的攻击在我听来都是我父亲的老生常谈。小时,我是站在父亲一边,因为科学这东西太对年轻人的胃口了,攻击别人太简单，太痛快了，我想,要是没有年轻人和西式思维,这文革能不能搞起来?父亲视我母亲的不反抗，不反驳为中医无理，所以常给我母亲“上课”，想要用真理改造她，母亲微笑地听着，多年之后，父亲向我承认他的改造工程失败，因为我母亲纹丝没动，但他总结出的失败原因是女人不可理喻，认为女人不能接受真理。
现在我想,父亲对中医的不认同,对女人的简单否定，说到底是他的眼光向外而不是向内。男人需要让自己感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感觉自己正义在胸，刀枪不入；武器在手，锐不可挡。象对自己的儿子一样，母亲维护父亲的这一感觉，这对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个国家来说是必要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深不可测的宇宙，只有让男人锐不可挡，才能为人类辟开一条生死路。所以，当我后来又站在母亲一边时,我象母亲一样维护父亲的男人自尊,我想，张功耀的妻子不驳斥他很可能出于与我母亲同样的心理。
当读了33年中医书而不得要领进而恼羞成怒反攻中医，这情感我能理解，也很同情，这不是张功耀个人的错，正象我走的弯路一样，是历史代价。女儿说“我姥姥没让你学中医是对的，你如果不是用心去学，而是用脑去学，这样对中医和对你都没有好处。”估计我当年要是学中医，肯定也是从科学角度入手，那么很可能转不过弯来，不比张功耀好多少。张功耀这样的事只能出在中国，看着他，我只感到亲切，这是中国式的错误。一个中医开玩笑地对张功耀说：“你说人参没有药效，就是个干萝卜条，还不如萝卜条有营养，那我请你吃人参，你敢不敢吃？”我想，张功耀要是西方人，这个赌他肯定就打了，可别看他这么疯狂地反对中医，可这人参他是绝对不敢吃的，这真是中国式的幽默。当中国人就是活在相声里，太有意思了。
（五十九）
说来说去，大家多说不反对中医，只是对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不能接受。
其实，任何一个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人都难以接受阴阳五行，我也一样。穿西装一定要配革履没有谁会配双老北京布鞋。
我也没有想到我会接受阴阳五行理论，而且接受得很自然，很简单。
比如，在做妇女工作的几年里，需要研究妇女运动方向。按西方的理论，妇女缺少精神价值，除了生理上的繁衍，妇女在人类文化史上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因而女人是第二性的，是附属于男性的。近代西方风起云涌的妇女运动使妇女站到与男人对立的位置，造成男女冲突，成为一道人类难题。
在作中外妇女运动对比研究时发现，西方的妇女运动在中国一直没有开展起来。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阴阳学说在起作用。在阴阳互补、互根，男主外、女主内，男管公家，女管私家，天下一家，家天下的思维中，女人在坤的领域里大有可为。其自尊、自信，没有受到损害。
在阴阳学说中可以获得许多解决西方妇女运动困境的“新”思路。
在作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时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若按西方人性恶理论及心理学上人的气质分类，任何人都逃不掉被做优缺点之分，不好分的要被归到心理疾病中。这使预防犯罪工作陷入改正人的“缺点”，矫正心理偏差的收效甚微，劳而无功的困境中。
这时，讲人的特质，讲人与人的生克制约的五行学说就比犯罪心理学中的气质分类能为工作提供更多思路。
可以说，我对阴阳五行的认祖归宗是从西方绕了一圈转回来的。中国人讲“根”，根是历史，是传统，埋在土里的历史是无枝无叶的，必须要得当代的阳光和雨露才有枝有叶，枝繁叶茂时我们只觉得与当代有关系而不觉得与根有什么关系，只有当这一代的枝叶凋零时，我们才会在叶落的过程中认识到什么是归根。
中国的阴阳在西方理论中被看作是矛盾的两个方面，阴阳转化也被描述为对立统一，但西方不是把阴阳的内在动力解析为五行而是直接把矛盾的两个方面转化为“水”“火”两行。“水”与“火”没有“木”来“通关”就只有克而无有生，只有斗争而无有调和，只有否定之否定没有肯定之肯定。只讲两行而不讲五行，水火就只有你死我活的冲突、对立和斗争，而没有通过木的生和助，通过金和土的宣泄和抑制，而没有五行周转这一“永动机”形成的“生生不息”就不会有“水火相济”的景象。
如果我们把火性气质的人归到西方的胆汁质类，那么迅速、强烈、积极是这类人的优点，而冲动、暴躁、易怒就是这类人的缺点。可在现实中如何把一个人的优缺点进行分割？这种分割有必要么？当把火的危险性去掉了火的功能还存在吗？把一体的东西分成优缺点两部分，在理论上可以做到，在现实中做不到，而硬做的结果就是造成困惑。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是把一眼就能看到的事物作为思维的出发点，都是从挖掘事物本质入手展开研究。区别在于，中国人认为事物的本质属性为“藏”，应该猜其所藏。西方认为隐性的东西应该显并使其显。
我曾说过，人往往是无可选择，所选择的不过是自己的本质。好多数学家在解题时不是难于题解不开，而是想寻找一种自己认为是美的解法。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法已存在于他的头脑中，他不是在寻找外在的解法，而是在挖掘内在的已有。阴阳五行也是这样一种已有，所以，在我们寻求对这个世界的解释时，不仅要寻求对的，还要可心的，不然，纵然是大家全说好，到底意难平。
我承认西方的东西是先进的、科学的，大家怎么赞美科学我都同意。可是，作为妇女我不喜欢或被贬低得没有自尊，或被引领到与男人对立的理论。也不想见到犯罪和跳楼的就用一句“有病”把问题踢开。其实用阴阳学说容纳矛盾论，把对立的两方面作为两行再加上三行成五行，只使理论更丰满，没什么使不得的。
我觉得在论坛中也可以使用阴阳五行理论。论坛上常因无法沟通而出现攻击、谩骂的现象。其实这是大自然故意设置的小小障碍，让我们稍稍拐个弯来沟通。比如水与火直接沟通就会出现水火不相容的情况，通过木来通效果会非常好。中国人讲关系实在是因为大自然设有这一关系。如果我们把西式思想看作是阳，把中式思想看作是阴。不同性格的人可按五行划分。虽说水火性格的人不相容，但有木、金、土通关，化对立为动力，有如不同类导体的接触能产生“电动势”一样，五行“电动势”便是阴阳流转的“永动机”。如果我们有意识地在论坛形成五行流转的局面，论坛就会充满生机而不是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