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中医在两岸不同命运之由来
中医在两岸不同命运之由来1925年1月,孙中山应段祺瑞之邀抵达北京,因为肝癌发作住进协和医院。面对这个当时西医也视为绝症的病,许多人为了是否应该采取中医治疗而产生激辩。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后来担任过国民政府的卫生部长),虽然是孙中山的旧识,立场则坚定不移:要服中药则请出院。孙中山后来采取放射治疗,虽然中间有一个星期出院住铁狮子胡同改由中医治疗,但旋即归院,直至3月12日病逝。
第一次废中医
孙中山之死,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大事,他身边中西医之争,也有其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其实,说中西医之争,并不妥切,过于抬举了中医在当时社会氛围里被改称「旧医」甚至「伪医」的地位。西医派会有这些看法,从汤尔和(北京医科大学前身的创办者)一篇文章中表达得很清楚:「中医要讲医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退十步说,现在业中医的先生们实无『论病』之可能,不要说是『治病』。」
事实上,中医受到的打击,是从民国一成立就开始了。民国元年七月举行的临时教育会议中,订立各种学校令,唯独没有中医内容,引起了相关人士的抗议。北洋政府开始还以漏列的理由来打马虎眼,稍后则干脆不加掩饰了。1914年,当时教育总长汪大燮明言:「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这算是近代第一次废去中医之议浮上国家政策的台面。这次事件,在抗议人士不断的请愿下,北洋政府回应两点:「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但是,「所请另颁中医医药专门学校规程之处,应毋庸议」,事情算是不汤不水地不了了之。
第二次废中医
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成功,1929年卫生部通过了以「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医生之障碍案」为首之「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其重要内容有:
一,「旧医」需要登记,有执照才能营业。有执照者,也要再接受补充教育。而登记限于1930年底止。补充教育也只限办五年,过后不办。
二, 禁止「旧医」学校。
三, 禁止报章媒体介绍、宣传「旧医」。
主要提案者余云岫以四大理由说明中医之阻碍科学化,阻碍国家之进步,因此希望能以五十年时间逐渐消灭中医。这是近代第二次废去中医之议浮上国家政策的台面,也是后来所谓国民政府废中医之说的由来。
其实,中医在近代会受到这么多打击,只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从辛亥革命之后到五四,留学国外的一代纷纷归国,从各个层面企图为了创建一个新的社会而努力。政治、教育、文化等等各个方面都产生新旧冲突。在各种「旧文化」、「新文化」;「文言文」、「白话文」;「方块字」、「罗马字」等等的冲突中,代表传统与旧派的中医会受到格外严重的轻视与打击,不仅难免,而且有一些「历史正确」或「政治正确」的原因。
其一,这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想要救亡图存,大量引进西学,「西风压倒东风」的大趋势之下的结果。
其二,这也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想要从日本取经,以日本为师的一个大趋势之下的例子。正如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提出「汉字无用论」、「罗马字运动」后来传入中国,形成中国的「消灭方块字」、「罗马字运动」、「拉丁字运动」等等,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提出的消灭汉医的路子,会透过留日派影响中国,也就十分合理。(前述汪大燮曾任留日学生监督,并曾出使日本;余云岫公费留日。)
其三,在医学的领域里,相对于西医当时在细菌学说与科学支持的研究与临床进展,中医格外突显了旧文化里「穿凿附会,自欺欺人」的一面。因此,中西、新旧文化之争中,西学派从这一点上进行打击,一方面在科学立场上名正言顺;一方面在社会影响面上又相对较小,因而可以「要言之,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旦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余云岫语)。
大陆的情况
当然,这里不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当时一直站在国民政府的对立面上,以大众语、罗马字化等为新文化主张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建立政权之后,虽然在文字面上继续实行一贯的主张,推动汉语拼音与简化字等等,但是对中医这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旧文化」最核心的一块却采取了支持与鼓励的立场,后来还推动了许多中医的新发展?而退到台湾后一直以捍卫传统文化,复兴中华文化自居的国民政府,相对而言,却一直对中医采取贬抑政策?
中共之支持中医,国共长期斗争的现实,以及毛泽东的个人经验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一,装备及资源处于不对称劣势的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伤病人员无法依赖西医系统的医疗与药品,可以就地取材的中医、中药成了最好的凭借。第二,毛泽东个人的关节炎问题,久服西药无效,就是在延安时代为中医所治好。这些历史背景,使得毛泽东从延安时代就提出「团结中西医」的口号。
中共建政以后,1954年进一步提出「首先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医学习西医」的说法,于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全国选调了3,000多位高年资西医大夫,参加二年以上学习中医的系统。许多知名的西医专家都参加了这一学习,于是培养了一大批西医学术造诣很深,又能掌握中医理论和诊疗方法,为医疗上实行中西医结合和中医科学研究工作而开创新局的人才。许多重大中西医结合科学研究成果,例如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急腹症、针刺麻醉、活血化瘀方剂治疗心绞痛、心肌梗塞症等,大部分是这些人做出来的。
此后中医在大陆,从理论、研究、教学到临床,都有了正轨化、制度化、全面化的发展。1980年,大陆提出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共同发展、并存与合作的方针;1982年,把「发展传统医药」列入宪法;1986年又成立了国家中医管理局,尤其迈入一个新的纪元。最近大陆中西医结合治疗刘海若的效果,与对抗SARS的成绩而为人乐道,有其长期的历史背景,以及国家在医学发展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台湾的情况
至于国民政府这一方面,先是1929年颁布的逐步废除中医的办法,造成不断的抗议。但国民政府置之不理,继续由教育部布告中医学校一律改称「传习所」,卫生部通令禁止中医参用西械西药,引起进一步轩然大波。后来蒋介石出面收拾,批示前述布告与命令撤销,风波才暂告一段落。其后,支持中医的固然有陈立夫为代言人,支持西医的则更是主流。在各种行政与立法过程中,双方的斗争一直未曾间断。
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之后,利用了日本殖民时期所奠定的许多基础。因而医学政策会持续发展现代西方生物医学,中医会持续遭到轻视与漠视,也就事属自然。由于主政者、主事者长期没有客观、全面地面对中西医两种不同的医学系统,以及彼此之关系,因而有所谓台湾对中医的政策是三不政策之说:「不栽培,不压抑,不过问」。
于是台湾可以看到许多畸型的现象:虽然中医在台湾有了较具规模的教学与研究单位,但是由于中医特考的存在,又让西医系统一直免除不了对中医师资格的怀疑;虽然中医很迟但是终于开始了公劳保给付(公费医疗),但是中医在医师法中仍然不过是个和牙医并列的类别;虽然许多中医的研究单位也有很多尖端的发展,但是执业的中医师却不能使用现代医学的药物与器材(包括血压计、听诊器、量温计、生化检验)。而SARS之役,台湾中医师无从参予抗疫,也就更不足为奇了。
(据一位中医师所言,在这些环境的限制下,台湾地区的中医别有一项收获:由于没有其它工具可用,只有把自己仅有的工具用到极致,所以在煎剂这一类纯粹的中医方法上反而很强。) 废除中医自学考试,难道不是在试图取消中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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