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忽悠害死浑沌看现代中医研究
从忽悠害死浑沌看现代中医研究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曹东义
前些日子读吕嘉戈先生《挽救中医》一书，其中收载了已故“中医司令”吕丙奎先生，2002年11月15日的文章《挽救中医，刻不容缓》。吕老说到了忽倏（悠）害死浑沌的故事：“对西医消灭中医的做法，或者说以西医改造中医的做法，庄子在《应帝王》中有一很恰当的比喻，其谓：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中医药与西医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实行中医药现代化，其意就是要中医药西医化，这与倏和忽为浑沌凿七窍异曲同工。”读了这一篇文章之后，浑沌被忽悠害死的惨状，长久地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而且，吕老对于中医深切的殷忧，对于我的影响逐渐加深，使我不揣浅陋，把自己不成熟的想法呈现出来，希望与大家一起分忧。
关于浑沌的说法，自古以来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认为其善良，一认为其不肖。尽管有所不同，但都认为浑沌有重大缺陷，甚至有严重错误，这一看法是基本一致的。
关于浑沌的缺点，曾经传得很玄乎，《左传·文公十八（公元前608）年》说：“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嚣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也就是浑沌）”。《史记·五帝本纪》也采此说：“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天下谓之浑沌”。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其缺点与罪状的真实面目，后人难知其详。再后来，混沌的罪状逐渐被人淡忘了，人们只记住了其“混沌未开”的基本特征。因此，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在为《史记》作注的时候，引杜预注：“浑沌，不开通之茂”。
《庄子》所说浑沌的特点逐渐被后代认同，三国之时的曹植《七启》说：“夫太极之初，浑沌未分”。晋代杜预和唐代张守节注《史记》，就采用了此说，而不再纠缠于浑沌的所谓罪状。
中医学不正是浑沌未开的学术体系吗？它不少的所谓缺陷、错误，也正是自以为是的“忽悠们”加上去的。比如，所谓“四诊客观化研究”，希望用所谓仪器检查的客观数据，取代传统中医的主观观察结果。那么，传统的四诊不是客观的吗？是人们随意捏造的吗？显然不是。只不过不同中医观察的结果不尽一致，有所差别罢了。“有所差别”，不如机器精致，竟然被带上了“不客观”的帽子，中医修炼了几千年的四诊绝技，“旷世武功”就被这样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忽悠”黄了，许多中医专家早已不望神诊尺了，如今连脉都不摸了，也像西医一样“照单开药”了。西医“科学检查”的精细结果一出，似乎已经“尽见五脏症结”。此窍一开，浑沌的中医四诊技术就废了。
西医的检查数据是最精确的吗？体重按公斤论，身高按厘米说，离着现代物理学的毫微克、基本粒子、纳米，不知要粗糙了多少倍。然而，人们宽容了西医，没有硬让他们扔了秦始皇时代就用的度量衡。化验的白细胞，十个化验员，十个样；机器做十次，十个结果，人们也是宽容的，允许有误差。为什么到了中医这里，这也不顺眼，那也看不惯呢？
当中医遇见西医的初期，由于西医解剖的细致正确，有的中医忙于改古人所记脏腑之错，不少人信心为之摇荡；有的中医深自反省，主张“告别阴阳五行老一套”；有的就说：“五脏六腑之分，全无意义，予以废除，亦无碍中医之发展”。
自从有了西医的病理病灶疾病观，有了西医的病名之后，中医的病名就不说了。中医病之不讲，已有半个世纪。几千年的治病工，已经沦落为只剩下“辨证论治”。而辨证论治的命运也强不了哪里去，也必须接受审视与改造。
辨证理论的萎缩主要体现在，中医的病证必须出现在西医的诊断之后，作为“二级”的参考，“自立”已属困难，“卓然”更加难求。而且，辨证论治“规范化”，用什么进行规范呢？能用“规范的证候”等同于西医的诊断吗？有法律依据吗？规范化搞了许多年，费了许多的人力物力，有约束力吗？在中医临床上，谁在按着搞出来的规范诊治疾病？如果没有人愿意采用这样的规范，这样的规范化还有意义吗？一个西医的病名之下划分几个证型，每一个证型下面对上一个方剂，虽然防止了“偏倚”，也具有了统计学意义，这种“规范的辨证论治”，是前人赞赏的“治病活法”吗？是真正中医的特色吗？由于我们嫌辨证论治“太随意”，所以要搞规范化，规范化的结果却是去掉辨与论，只要证与治，只要证与方。辨与论本来是运用中医基本理论的过程，简化了这一过程，不仅“闲置”了中医人的大脑，而且长此以往，学术如何振兴？对号入座的规范化，重复出来许多低水平的治疗效果，中医理论的萎缩是难于避免的。
指导思想的异化，严重危害中医学术的进步。比如非典的预防用药，开出来的药方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是抗病毒？是提高免疫力？那么你的依据呢？只要背离中医传统的理论开中药，只要应用现代医学的“现代理论”做指导，不但不会增加所开中药方的科学性，而且立即就会招来尴尬，就会立即引来质疑，你有实验依据吗？西医的理论不是不能借鉴，而是不能用来做“事前指导”，可以用西医的理论来做“事后说明”。也就是说，指导我们行动的思想“只有传统中医理论”，放弃了它，我们将手足无措，就必须走“先实验室后临床”的路子，贯彻到底的话，就会导致禁止中药汤剂的应用。
中医其危乎！“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何为苞桑？在于经典与临床，在于在现代背景下的发奋图强。醒来吧，中医！ Originally posted by 苦黄连 at 2006/11/9 13:12:
从忽悠害死浑沌看现代中医研究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曹东义
自从有了西医的病理病灶疾病观，有了西医的病名之后，中医的病名就不说了。中医病之不讲，已有半个世纪。几千年的治病工，已经沦落为只剩下“辨证论治”。而辨证论治的命运也强不了哪里去，也必须接受审视与改造。
辨证理论的萎缩主要体现在，中医的病证必须出现在西医的诊断之后，作为“二级”的参考，“自立”已属困难，“卓然”更加难求。而且，辨证论治“规范化”，用什么进行规范呢？能用“规范的证候”等同于西医的诊断吗？有法律依据吗？规范化搞了许多年，费了许多的人力物力，有约束力吗？在中医临床上，谁在按着搞出来的规范诊治疾病？如果没有人愿意采用这样的规范，这样的规范化还有意义吗？一个西医的病名之下划分几个证型，每一个证型下面对上一个方剂，虽然防止了“偏倚”，也具有了统计学意义，这种“规范的辨证论治”，是前人赞赏的“治病活法”吗？是真正中医的特色吗？由于我们嫌辨证论治“太随意”，所以要搞规范化，规范化的结果却是去掉辨与论，只要证与治，只要证与方。辨与论本来是运用中医基本理论的过程，简化了这一过程，不仅“闲置”了中医人的大脑，而且长此以往，学术如何振兴？对号入座的规范化，重复出来许多低水平的治疗效果，中医理论的萎缩是难于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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