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文化创举”———大师的“国学”和大学的“国学”
刘梦溪论国学之二文/刘梦溪
·编者按·
上世纪二十年代，是国学流行的年代。数年之间，以探究国学为宗趣的讲座、刊物、书籍层出不穷。更有诸多大师级人物出来阐释自己的“国学”要义。其中，胡适和梁启超两位文化闻人开列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所引起的争论，尤让人一新耳目。而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1923年北大国学门和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设立，虽仅存四年，却为"新国学"的创生及发扬光大，立下了可贵的学术范例。
如今历史已翻开新的册页，人们在书写历史的新篇章时，仍为那一时代大师们的立身行事和辉煌的著述感叹唏嘘。但历史的文化创举，我们今天还能够重复吗？
接续上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先生为我们继续诠释那个国学鼎盛的年代。
1.胡适和梁启超的“国学书目”
就其实用性和有效性来说，“梁目”显得道高一尺。如果我是读者，要我对“胡目”和“梁目”作出选择，我肯定投梁的票。
国学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可以说是一种流行。许多与国学有关的较大事件，都发生在二十年代。章太炎的上海系列国学讲座，在二十年代之初，已如前述。然而几乎在章氏上海演讲的同时，两位当时最著名的文化闻人各自开列一份自己认可的国学书目，并因此引出一番争论。
两位当事人的身份影响不比寻常。一位是大名鼎鼎的胡适，一位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他们在1922年和1923年，分别开了两个不同的国学书目。胡适开的书目，题目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刊载在1922年《读书杂志》第七期上，是应清华学校胡敦元等四人的要求而开列的。所列书籍共184种，其中工具书14种，思想史92种，文学史78种。此书目刊布后，首先受到《清华周刊》的一位记者的来信质疑，认为胡适所说的国学的范围太窄，只包括思想史和文学史，而单就思想史和文学史而言，又显得太深。这封来信说：“先生现在所拟的书目，我们是无论如何读不完的。因是书目太多，时间太少。而且做学生的，如没有读过《大方广圆觉了义经》或《元曲选一百种》，当代的教育家，不见得会非难他们，以为未满足国学最低的限度。”(《胡适全集》第2卷，页125)我们今天来重新检讨胡适开的这个书目，不能不承认《清华周报》记者的质疑是有一定道理的。
可是胡适并没有被说服，他写了《答书》，重申只列思想和文学两部分，是考虑到“国学的最低限度”，拟的是一个“门径书目”，如果还要把“其余民族史、经济史”一一列出，“此时更无从下手”。他针对来书所提意见，作了反驳，他写道：“先生说，‘做留学生的，如没有读过《圆觉经》或《元曲选》，当代教育家不见得非难他们。’这一层，倒有讨论的余地。正因为当代教育家不非难留学生的国学程度，所以留学生也太自菲薄，不肯多读点国学书，所以他们在国外既不能代表中国，回国后也没有多大影响。我们这个书目的意思，一部分也正是要一般留学生或候补留学生知道《元曲选》等是应该知道的书。”(《胡适全集》第2卷，页126)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无法不觉得胡适之先生有一点“强词夺理”。所以他说，如果一定要拟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那么不妨在原书目上圈出一些，于是他圈出了38种，包括《书目答问》、《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大纲》、《老子》、《四书》、《墨子闲诂》、《荀子集注》、《韩非子》、《淮南鸿烈集解》、《周礼》、《论衡》、《佛遗教经》、《法华经》、《阿弥陀经》、《坛经》、《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王临川集》、《朱子年谱》、《王文成公全书》、《清代学术概论》、《章实斋年谱》、《崔东璧遗书》、《新学伪经考》、《诗集传》、《左传》、《文选》、《乐府诗集》、《全唐诗》、《宋诗钞》、《宋六十家词》、《元曲选一百种》、《宋元戏曲史》、《缀白裘》、《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另加上《九种纪事本末》。
梁启超的国学书目，是应《清华周报》记者的要求所开，题目叫《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写于1923年4月26日。他说是在独居翠微山，“行箧无书”，“竭三日之力，专凭忆想所及草斯篇”。我必须说，以我个人读饮冰主人的著作所达成的了解，他是最有能力在“行箧无书”的情况下，能够开出几百种适当书目的人。他的书目包括五大类：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39种；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21种(廿四史算做一种)；丙、韵文书类，44种；丁、小学书及文法书类，7种；戊、随意涉览书类，30种。总共141种。不仅列出书名，每种书之后大都有导读式的说明。
例如在《论语》和《孟子》书名后写道：“《论语》《孟子》之文，并不艰深，宜专读正文，有不解处方看注释。注释之书，朱熹《四书集注》为其平生极矜慎之作，可读。但其中有堕入宋儒理障处，宜分别观之，”说来不好意思，我在读任公书目前，也是这样主张。读先秦经典，细读白文最重要。任公先生对朱熹《四书集注》的评价也极精到，一是大大好书，二是不免有时为“理”所障。又如对于《老子》，他说这是“道家最精要之书，希望学者将此区区五千言熟读成诵。注释书未有极当意者，专读白文自行寻索为妙。”诚哉斯言，自是白文细读慢悟最妙。对《周礼》，任公先生写道：“此书西汉末晚出。何时代人所撰，尚难断定。惟书中制度，当有一部分为周代之旧，其余亦战国秦汉间学者理想的产物。故总宜一读。注释书有孙诒让《周礼正义》最善。”对《管子》，他概括说：“战国末年人所集著者，性质颇杂驳，然古代各家学说存其中者颇多，宜一浏览。注释书戴望《管子校正》甚好。”关于《管子》一书的来路、性质、价值及传注之优者，一一道明，虽只几句话。又如对顾炎武《日知录》和《亭林文集》，他说：“顾亭林为清学开山第一人，其精力集注于《日知录》，宜一浏览。读文集中各信札，可见其立身治学大概。”对曾国藩和胡林翼的文集，任公先生说：“信札最可读，读之见其治事条理及朋友风义。”只此一句，即给人无限回味。又如于《张太岳集》说：“江陵为明名相，其信札益人神智，文章亦美。”于《水经注》：“六朝人地理专书，但多描风景，记古迹，文辞华妙，学作小品文最适用”等等。列举书目的同时，并概述源流，撮以精要，给出阅读门径。
因此就其实用性和有效性来说，“梁目”显得道高一尺。如果我是读者，要我对“胡目”和“梁目”作出选择，我肯定投梁的票。“梁目”及其读法，即使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不是因为别个，主要就读中国载籍的多寡而言，胡适之先生不能不把座位让给梁任公先生。但“梁目”同样存在列目过多的问题，与“初学”所需不能吻合。所以任公先生在开毕上述书目之后，也拟了一个“真正之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计有《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任公先生说，如果连这个“真正之最低限度”的书也没有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大书目不必说，即以“真正之最低限度”的书目为例，胡、梁书目的不同处亦甚明显。“胡目”有佛经四种；“梁目”一种没列。“胡目”的文学部分，有《乐府诗集》、《全唐诗》、《宋诗钞》、《宋六十家词》、《元曲选一百种》；“梁目”却不具大的类书，只列《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几种。“胡目”有小说四大名著；“梁目”则根本不列小说。“梁目”的子书部分，孔孟之外，老、墨、庄、荀、韩均有，“胡目”则没有墨子。“梁目”有前四史，“胡目”一史也无。“梁目”全列诗、书、礼、易、春秋(左氏传)“五经”；“胡目”只列诗、礼、左传，而缺易经和书经。照说开列国学书目，“五经”、“四书”、诸子、前四史，无论如何不能或缺，但“胡目”缺失得令人诧异，竟然乙部之书，一部全无。至于集部之书，当然是“梁目”的举要的办法更好些，对于初步接触国学者，李、杜、韩、柳、白诸家，远比笼统的《全唐诗》、《宋诗钞》、《宋六十家词》来得真切便利。尤其将《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列为国学书，更属拟于不伦。
我们今天感到有趣的是，梁在开列自己的书目同时，对“胡目”还作了尖锐的批评。任公先生在《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文中，开首就明确地说：“胡君这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所以然者，是因为胡适本来的目的，“并不为国学有根底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但他却开了那样一大堆一般青年人无法卒读的书。而如果是为国学研究者开的书目，则又嫌不够专门。所以梁任公责备胡适“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了。对“胡目”的不著史书，却列出许多小说家言，梁启超尤致不满，他质问说：
任公先生上述这些辩难，平心而论胡适是无法反驳的。“胡目”中还有《正谊堂全书》六百七十余卷，以及戏曲《缀白裘》和小说《儿女英雄传》，于是一并成为任公先生批评的把柄：“《尚书》、《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为国学最低限度不必要之书，《正谊堂全书》、《缀白裘》、《儿女英雄传》反是必要之书，真不能不算石破天惊的怪论。”文章最后梁启超总结道：“总而言之，胡君这篇书目，从一方面看，嫌他挂漏太多；从别方面看，嫌他博而寡要，我以为是不合用的。”等于否定了“胡目”。
但胡适之先生的学者风度却是了不起，虽为梁启超所痛驳，却在1924年11月出版的《胡适文存》二集里，全文附录了“梁目”和梁的批评。这种风度今天已经不容易看到了。两位文化领军当年开列的国学书目和关于国学书目所作的讨论，对二十年代的国学推动产生的影响作用，自然可想而知。虽然，对“梁目”也不是全都赞成，一位叫徐剑缘的就以《评胡梁二先生所拟国学书目》为题，在批评“胡目”的同时，也批评了“梁目”。另外还有陈钟凡也开了一个《治国学书目》，以及李笠的《国学用书撰要》，影响益发扩大了。
“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屏绝？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若说《史》、《汉》、《通鉴》是要‘为国学有根底的人设想’才列举，恐无此理。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胡适全集》第2卷，页152)
2.北大国学门与清华国学研究院
如果北大国学门被胡适视为新国学的话，那么清华国学研究院就更应该是新的国学了，而且是与西方汉学联系在一起的新的国学。
不过，上世纪二十年代关乎国学的两件最大的事情，还是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和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
先说北大国学门。蔡元培先生1917年掌门北大之后，他的学术理念之一是建立分科的研究院所。1921年通过《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第二年，即1922年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宣告成立。所长由蔡先生兼任，主任是太炎弟子、研究文字训诂的沈兼士，委员包括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朱希祖、蒋梦麟、马衡、陈垣、沈尹默等硕学、健将、老师，阵容不可谓不强大。国学门下面设歌谣研究会、明清史料整理会、考古学会、民俗调查会、方言研究会等分支机构。国内外一些大儒被聘为国学门导师，有钢和泰(AlexanderVonStealHolstein，俄国梵文专家)、伊凤阁(Alekseilvanovichlvanov，俄国西夏文专家)、柯劭愍、夏曾佑、陈寅恪。开始也聘了王国维，已经获允，后来王退出。并按照国外高等研究机构的惯例，施行通信员制度，请世界知名的汉学家担任，例如法国的伯希和(PaulPelliot)，德国的卫礼贤(RichaidWilhelm)，日本的田边尚雄等。罗振玉也被邀请，但后来罗亦退出。我们从机构设置和人员组成可以看出，北大国学门是一个开放的重视与国外汉学界交流的研究机构，显然这与蔡元培先生的思想和胸襟有关。
北京大学国学门的影响似乎大于建树，下属各学会做的实在事情比较多，真正具体的国学研究，反做得不尽如人意。到国学门从事研究的研究生，人数也并不很多，1922至1927六年之间，审查合格的研究生只有46人。这些数字我根据的是台湾陈以爱女士所著《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兴起》一书(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这是一本征引资料丰富、学风严谨的著作。因为她的论说是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加以探讨，所以当我涉及相关材料时，不能不佩服她叙论的精当。
北大国学门的大举措是1923年创办《国学季刊》，而尤以胡适执笔撰写的《发刊宣言》影响最著。胡适在《宣言》中首先对明末迄于民初三百年中古学研究的历史给以检讨，肯定三百年来整理古书、发现古书、发现古物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而缺点则是：研究的范围太窄；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缺乏参考比较的资料。然后提出研究古学应该注意的问题，也有三个方面，一是扩大研究范围，二是注意系统的整理，三是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特别对如何系统整理的问题作了详尽阐释。最后以三个方向的期待作为治国学的互勉条件：“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页17)当胡适晚年的时候，回忆起这篇《〈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时，他明确说，这是一篇“主张以新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国学的宣言”，是“新国学的研究大纲”(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页205)。因此不妨说，上世纪20年代以北大国学门为代表的国学研究，应该属于新国学的范畴。
除了《国学季刊》之外，北大国学门后来还有《国学门周刊》和《国学门月刊》的创办。《周刊》于1925年出版，因经费和稿源都存在问题，第二年即1926年改成了《月刊》。但也只出版了一年的时间，到1927年的年底，《国学门月刊》也停刊了，而且北大国学门也在这一年陷于停顿。
再说清华国学院。认真说来，当时清华大学的正式名称叫清华学校，还没有定名为清华大学，直到1928年，才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而国学研究院的正式名称，也应该叫清华学校研究院。那么何以又称国学研究院？因为清华研究院之设，略同于北大设研究所国学门，本来想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个学科，由于经费的限制，也有学科的成熟程度的问题，最先办起来的只有国学一科。所以就把清华学校研究院，简称而偏好的叫做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了。吴宓担任清华研究院主任，他几次提议正式定名为国学研究院，都未能获准。可是约定俗成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虽未获准，人们还是那样叫，而且叫开了，到后来大家以为当时成立的就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与北大国学门的不同之处，是清华国学院的设计和建制更周详细密，更便于实施。它没有请一大堆名流、教授，导师只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人，人称“四大导师”。讲师一人，考古学家李济。助教三人，陆维钊、梁廷灿、章明煌。助理员一人，事务员一人。再加上主任吴宓。就这么几个人。同时导师和学员都必须住校，四大导师亦不能例外。王国维住西院，梁启超住北院2号，赵元任住南院1号。陈寅恪报到的时间比较晚，1925年9月9日国学院开学，第二年7月8日他才来到清华。他开始住工字厅的西客厅，与吴宓一起，后来与赵元任同住南院。学员的水准比北大国学门的学员似乎也要高一些，共招生四届，毕业人数为74人，其中王力、贺麟、张荫麟、吴其昌、姚明达、周传儒、徐中舒、姜亮夫、陆侃如、刘节、刘盼遂、谢国桢、罗根泽、蒋天枢等，日后都成为我国20世纪人文学术的中坚力量。
至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课程设置和研究范围，可以说不仅和章太炎先生倡导的国学不同，与北大国学门的设定也有区别。四大导师授课的内容为：王国维讲《古史新证》、《说文练习》、《尚书》和《最近二十年来中国新发现之新学问》，梁启超讲《中国文化史》、《史学研究法》，陈寅恪讲《西人东方学之目录学》、《佛经翻译文学》，赵元任讲《方言学》、《普通语言学》和《音韵学》，李济讲《民族学》和《考古学》。可见讲授之内容已经超越了一般所谓国学的范围。事实上王国维、陈寅恪的学问途径，与西方汉学的方法多有一致之处，原本就是国外汉学界最看重的中国学者。赵元任的语言学研究，也属于现代语言学的范畴。李济的民族学和考古学，更直接运用了人类学的方法。所以，如果北大国学门被胡适视为新国学的话，那么清华国学研究院就更应该是新的国学了，而且是与西方汉学联系在一起的新的国学。
清华国学研究院持续的时间不长，1925年成立，1929年就停办了，只有短短四年时间。1927年王国维自杀、1929年梁任公病逝，导师后继乏人，固然是清华国学院不得不停办的理由，但深层原因，应和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过程的学科整合及学科建设有关。北京大学国学门持续的时间也是四年，1923年至1927年，两者恐怕不完全是巧合。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的结尾有句写道：“但就贤愚判死生，未应修短论优劣。”清华国学院作为二十世纪直接和国学相关的一件大的事情，作为世纪话题，它的学术创生的地位和它所播撒的学术种子，其影响力八十年后亦未见其少衰。
3.历史的“文化创举”不能重复
历史有时是会“重复”的，但重复不应该是“蚁蝗磨转”，原地踏步，而应该是螺旋式上升。我们今天的“国学热动”，其学术水平是否已经高过二十年代？
回观20世纪头二十年的国学景观，对当时一些有影响的国学刊物和重要的国学出版物，不能不稍加留意。单是以“国学”两字入名的刊物就有好多种。当然1905年印行的《国粹学报》，创办者是邓实、黄节等在上海成立的“国学保存会”，虽没有以“国学”名刊，“国学”二字的义涵已在其中。梁启超设计的《国学报》，应该是最早的一个以“国学”为名而未获实施的刊物。尔后就是罗振玉创办的《国学丛刊》。罗振玉和王国维辛亥革命前均供职学部，《国学丛刊》即创办于此时，原拟每年出版六编，结果只在1911年出了两编，便不再办下去。所以王国维写于1911年正月的那篇有名的《国学丛刊序》，反而比《国学丛刊》本身影响还大。罗亦有序，曾经王的润正。再就是北大国学门的《国学季刊》，因胡适撰写宣言而名声远播，前面已经谈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刊物是1927年出版的《国学论丛》。此外还有地址在北京的中国大学办的《国学丛编》，上海国学昌明社的《国学杂志》，上海国学研究会的《国学辑林》，南京东南大学和高师国学研究会的《国学丛刊》，以及厦门大学的《国学专刊》等。其实厦门大学1926年也有国学研究院之设，只不过因人事纠葛，事未成而先已停办。此一过程桑兵先生《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考订至详，大家可参看。
至于以“国学”入名的书籍，亦复不少。曹聚仁记录整理的章太炎1922年上海讲演的书名叫《国学概论》，钱穆1928年以讲义成书，也题书名为《国学概论》。我的看法，章、钱这两种《概论》，是20世纪二十年代最重要的综论国学的著作。其余三十年代出版的谭正壁的《国学概论讲话》、顾荩臣的《国学研究》、马赢的《国学概论》、蒋梅笙的《国学入门》、张振镛的《国学常识答问》、李冷衷的《国学常识述要》、叶北岩的《学生国学答问》、谢苇丰的《国学表解》等等，立名虽多，学术含量及影响不过聊胜于无耳，可不置论。
因此如果说上世纪二十年代曾经有过一阵子“国学热”(曹聚仁曾以“春雷初动”四字加以形容)，于事实恐怕是相符的。不过处此“国学热”中的核心人物，还是章太炎、梁启超、胡适之，没有这三位大儒的鼓动，国学研究纵加力而行，也不会有“国学热”出现。如今历史的挂历已翻过九十个年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去夏以来的国学“热动”，和二十年代颇有相似之处，连历史转换的背景也感到雷同。1917年以《新青年》为表征所开启的新文化运动，这似乎是我们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二十年代初胡适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号召大家进研究室，很像我们的九十年代；然后就是上面说的二十年代的“国学热”，也就是我们的今天了。只不过当年历史转换的快，三种思潮轮替才用了七八年的时间，我们呢，用了二十多年。历史有时是会“重复”的，但重复不应该是“蚁蝗磨转”，原地踏步，而应该是螺旋式上升。
然则我们今天的“国学热动”，其学术水平是否已经高过二十年代？恐怕谁也不敢这样说。时下热卖的相关图籍，不还是当时的那些著作吗？大家感到最具参考价值的，仍逃不脱章太炎和钱穆的两种《国学概论》，只不过印制的更精美罢了。即使有的大学办起了国学研究院，能够和当年的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相比吗?最大的不同是，我们今天已经没有章太炎、梁启超、胡适之这三位有资格当众说点“胡话”的国学大家了。更不要说，不愿与“热”，只肯一意深研的王国维和陈寅恪，我们能读懂他们的书，已非一件易事。
历史可以重复，历史的文化创举却是不能重复的。何况北大国学门也好，清华国学研究院也好，都只存在了四年的时间。
从依他而起到不知所谓 国学概念再检讨
刘梦溪论国学之三1. “国粹”与“国故”
前面两篇，我主要对国学的发生和流变作了一番梳理，重点在述史，现在则需要对国学这一概念本身作一些学理的探讨。
其实“国学”一词，是与另外两个相近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的，检讨国学，不能不提到另外两个词汇，这就是“国粹”和“国故”。
“国粹”一词出现最早，专事此一领域研究的郑师渠先生，且在其《晚清国粹派》一书中，考证出该词的中文文本出处首推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也就是说，是在1901年。而任教美国康奈尔大学的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教授，在1976年撰写的《刘师培与国粹运动》长篇论文中，对“国粹”一词1887至1888年在日本流行的情形，作了丰富的引证。他写道：
“1887年，国粹一词开始在日本普遍使用。这是针对明治维新而发的一种反动。他们企图说服西方势力，日本已经文明——也就是西化——得足以重订条约、废止外国租界的治外法权。其实，自1850年代开始逐渐扩展的西化浪潮，由于政府积极地推动各种欧式习俗而达于巅峰。”(傅乐诗等著《中国近代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5，页94)
又说：“在这种气氛下，以维护国粹为职志的团体也形成了。在知识分子方面的斗士首推三宅雪岭与志贺重昂。1888年后者发表新刊物《日本人》的出版方针时表示：‘长久以来，大和民族的成长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它玄妙的孕育出自己独有的国粹(nationality)，此一国粹在日本本土发长，随着环境而有不同的回响。从孕育、出世、成长到发扬，经过不断地传承与琢磨，它已经成为大和民族命脉相系的传国之宝。’”(同上)
然而如果把“国粹”一词用更明白的语词加以置换，它到底是什么涵义呢？志贺主张将“国粹”解释为民族性，但伯纳尔认为解释为“民族精髓”也许更合适一些。后来日本的国粹派们寻找到一种容易被广泛接受的解释，即国粹指一个国家特有的财产，一种无法为其他国家模仿的特性。
伯纳尔毫不怀疑，1898至1905年这一时期活跃于中国政治文化舞台的知识分子，比如梁启超等，明显接受了日本国粹派的影响。他引用了任公先生1902年写给黄遵宪的信，其中直接使用了“国粹”的概念。梁的观点系黄致梁的信中所保留，我在前面已经引录，关键语句是：“养成国民，当以保存国粹为主义，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黄有出使日本的经验，他给梁的信里也曾略及日本“国粹之说起”的原因。这里，我附带作一个说明，伯纳尔教授引录的关于任公先生的这条材料，是从杨天石先生1965年发表在《新建设》第2期的《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一文转引的，现在有的研究此一问题的著作引录伯纳尔，却遗忘了杨天石，可谓舍近求远。我也同乎此病，也是在看了傅乐诗等著的《中国近代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之后，才得知天石兄的贡献。天石是我多年的好友，他送我的《杨天石文集》就在手边，如今翻开一看，论国粹主义思潮的大著赫然在目。古人有贵远贱近之讥，吾辈已无可逃遁矣。天石兄的文章里，还征引了清政府1903年颁布的《学务纲要》，其中有“重国文以存国粹”字样，以及张之洞1907年使用“国粹”一词的情况。(《杨天石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页146、147)章太炎1906年《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提出的“用国粹激动种性”，也为他所引录。就不要说围绕《国粹学报》1905年创刊前后国粹学派的言论，更没有被天石所遗漏。
国粹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黄节，在写于1902年的《国粹保存主义》一文中，也明确表示，他们倡议此说是受到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保存国粹思潮的影响：“夫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昔者日本维新，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乃于万流澎湃之中，忽焉而生一大反动力焉，则国粹保存主义是也。”(《壬寅政艺丛书》“政学编”卷五)可知“国粹”一词确乎来自日本。但一种思潮能够引起广泛响应，光是外来影响不足以成为原动力，主要还是晚清时期中国自己的文化环境使然。西潮来得太猛烈了，国人迎之不暇，退而无路。故重新从自己文化传统中寻找精神的支点，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对此有天然自觉的是章太炎，他自称：“上天以国粹付余。”(《绝命书》)1903年写给宋恕的信里也说：“国粹日微，欧化浸炽，穰穰众生，渐离其本。”(《书信集》页17)同年致刘师培论经学云：“他日保存国粹，较诸东方神道，必当差胜也。”(同上，页71)而早此五年的1898年2月，在《与李鸿章》书里，太炎先生已然提出：“会天下多故，四裔之侵，慨然念生民之凋瘵，而思以古之道术振之。”(同上，页19)流露出以古学起今衰之意。至于国粹的内涵，章太炎认为主要在历史，具体说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三项，也就是历史和文化。章的学问根基在小学，故一向重视文字语言的研究，以为：“董理方言，令民葆爱旧贯，无忘故常，国虽零落必有与立。”(同上，页250)不过太炎先生的“故常”，是不把满清算在内的。所以唐以前的历史舆地，他格外看重，认为可以作为“怀旧之具”，而其“文章之雅驯，制度之明察，人物之高量，诵之令人感慕无已”(同前)。至于周秦诸子，太炎先生认为“趣以张皇幽眇，明效物情，民德所以振起，国性所以高尚”(同前，页151)。要之历史文化和学术思想，在章太炎那里，被视做国粹的主要内容。《国粹学报》的另一作者许守微，曾试图给国粹下一明了的定义，曰：“国粹者，一国精神之所寄也，其为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与太炎先生所论实无不同。
但揆诸历史，我国精神之所寄也多矣，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也多矣，难道都可以称做国粹吗？所谓粹者，应该是同样事物里面的特别优秀者，也即精华部分。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但并不都一律以“粹”相许。所以许地山1945年连载于《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对此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意思，既然叫粹，就不能太降低条件，标准应该是很高的，不能光是特有的事物就叫做粹，久远时代留下来的遗风流俗不必是粹，一个民族认为美丽的事物也不一定是粹。他举例说，比如当年北平的标准风俗，少不了“六样”，即天棚、鱼缸、石榴树，鸟笼、叭狗、大丫头，如果把这看作是北平的“六粹”，那只不过是俗道而已。因此他说：“我想来想去，只能假定说，一个民族在物质上、精神上与思想上对于人类，最少是本民族，有过重要的贡献，而这种贡献是继续有功用，继续在发展的，才可以被称为国粹。”(许著《国粹与国学》，台湾水牛出版社，1987，页162)明显地把有没有功用和国粹联系了起来，而且侧重物化的文明型态方面，比如书画、雕刻、丝织品、纸、筷子、豆腐，以及精神上所寄托的神等等，完全不同于太炎先生的立说。所以许地山又说：
“国粹在许多进步的国家中也是很讲究的，不过他们不说是‘粹’，只说是‘国家的承继物’或‘国家的遗产而已(这两个词的英文是National Inheritance,及Legacy of the Nation)。文化学家把一国优秀的遗制与思想述说出来给后辈的国民知道，目的并不是‘赛宝’或‘献宝’，像我们目前许多国粹保存家所做的，只是要把祖先的好的故事与遗物说出来与拿出来，使他们知道民族过去的成就，刺激他们更加努力向更成功的途程上迈步。”(同前，页165～166)
许地山是小说家兼比较宗教学学者，燕京大学神学院毕业，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哲学和民俗学。长期执教燕大，逝世前任教香港大学，1941年逝世，只活了49岁。《国粹与国学》就是他逝世的前一年所写，《大公报》为之连载。许对国粹问题发言，他讲的肯定不是外行的意见。他没有完全否定“国粹”一词，但学理和事实上的保留态度昭然可见。他强调要把“粹”和“渣”分别开来，再把“粹”和“学”分别开来。
对“国粹”的概念赞成也好，不赞成也好，何以要用“渣”这个不甚雅驯的概念来和“粹”相对应？而且并非许地山一人，包括鲁迅、胡适在内的许多文化身份显赫的批评者，都有此想。关键是国粹一词传到中国，它的词义已发生变化。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以志贺为代表的本国主义者，是将“国粹”解释为民族性的，或者他们更愿视为一种无形的精神。如果把这样的解释移用到中国，我认为会发生困难。因为我们无法把中国或者中华民族的精神，用最简洁的话语来加以概括。以往人们常挂在嘴边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吃苦耐劳”，
以及“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或者现在说的“中庸为大”、“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等，当然都是有根据的好语词，但如果说这就是中国的无形或者有形的精神，这就是中国的“国粹”，我们自己能认可吗？我们的历史太长了，其间民族与文化的变迁太频繁了。本来是汉族为主体的社会，可中间却多次被少数民族客换主位。因此唐朝、宋朝的精神和元朝、清朝就大不一样。尤其清朝，已经让民族精神的托命人知识分子没有了精神。另外的一些概括，例如说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为本位、家国一体，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抽象理想的通性，这倒是真实不虚，学术界未尝有疑义。但这些可以称做我们的“国粹”吗？
清末民初以来，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现代社会的始建，“家国”早已不“一体”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地位已经崩塌。“三纲五伦”在没有皇帝的社会里，还能够发用吗？孔、孟、荀，易、老、庄，管、孙、韩，的确是我们的伟大的思想家，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民族的荣誉，是中华文化的经典之源，但他们是我们的，也是整个人类的，如果我们仅仅视为自己的“国粹”，不是太小气了吗？况且学术思想就是学术思想，哲学就是哲学，作为文明体国家，那都是题义之中的事情，无非你有我也有，我的和你的“心理攸同”，思想的理性表现型态却不相同——何“粹”之有？
所以，自太炎先生开始，中国早期谈“国粹”的学人，已经悄悄把“国粹”的内涵，置换成与中国传统更相吻合的内容。章太炎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国粹”三项说，已经不能简单用民族精神或中国的无形精神来范围，与其称这三项为“国粹”，不如叫“国故”更为恰当。事实正是如此，章太炎最喜欢的语词是“国故”，而非“国粹”。所以他自己颇看重的一本书是《国故论衡》，而没有叫《国粹论衡》。“国粹”一词来到中国以后，如同明以后的儒学，走的是下行路线(余英时先生的观点)，其精神价值层面逐渐淡薄，物化的价值大大提升。这就是为什么许地山尽量想举一些可以称做“国粹”的例证，却只举出书画、雕刻、丝织品、纸、筷子、豆腐等少数几项的原因。而吴稚晖则说：“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此本不学之诳语，不作数，但思考的方向，是下行而不是往精神层面走应是事实。如今有把京剧、中医、国画作为我们的“三大国粹”的流行说法，也体现了同样的意思。当然京剧、中医、国画这三项，我想是可以叫做国粹的。也可以再加上中国功夫。这样看来，许地山也许说对了，是否活着还真的是构成“国粹”的一个要件。光是作为遗产保存的文物，比如甲骨文、青铜器、秦砖、汉简、兵马俑、宋版书、武则天墓，还真的没有人叫它们“国粹”。
现在来说“国故”。这是章太炎先生发明的概念，解释起来比“国粹”、“国学”都容易。易言之，我们中国、中华民族所有过去时代的典故和故事，都可以叫做国故。典故和故事有口头的，有纸面上的，当然纸面上的多。所以谈国故离不开文字。太炎先生是货真价实的文字学家，他最有资格谈国故。可是国故这个词，现在也几乎不用了。你听哪一位以传统资源作为研究对象的从业人员，自称自己是研究国故的。其实章太炎先生也没有向别人说他是研究国故的，而是纸面行文，他选择了这个特殊的词汇。所以传扬开，是由于两个特别的契机：一是1919年年初，傅斯年办的《新潮》出刊后，刘师培办了一个旨趣相异的《国故》月刊，两刊就国故问题展开过讨论，傅斯年、毛子水一起上阵；二是1920年胡适在他那篇纲领式的文章《新思潮的意义》里，响亮地提出：“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他说：
“这叫做‘整理国故’。现在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论古文之不当废，他说，‘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现在许多国粹党，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胡适全集》第一卷，页699)
试想胡适在五四过后的新文化运动的当口，是何等权威地位，他这样睥睨一切的大叫大嚷，能不发生影响么。何况两年之后北大国学门就成立了，“整理国故”成为国学门的基本旨趣。
胡适不同于章太炎的地方，是他明确提出了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口号。但对太炎先生，他不忘给予尊礼。他说：“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研究国故的方法》)顾颉刚也说：“整理国故的呼声倡始于太炎先生，而上轨道的进行则发轫于适之先生的具体的计划。”(《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尽管如此，上世纪20年代还是因了“国故”两字而有许多讨论，单是许啸天编的《国故学讨论集》，就有足足的三册。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国故就是我们以往历史文化的那些东西，对国故进行研究，就是国故学，也可以简称为国学。如同胡适在《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所说：
“‘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
胡适之先生果然讲得明白，我想我们对国学这一概念的义涵，完全可以达成一致了。
2. 国学与现代学术分科
但事情还没有那样简单。当我们探讨国学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时时伴随着我们不肯离去，这就是国学和现代学术分科的关系问题。正是鉴于此，百年以还对国学的概念提出质疑的学人亦复不少。最具代表性的是何炳松先生，1929年他发表的《论所谓“国学”》一文，提出的口号是：“中国人一致起来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理由有四：一，来历不明；二，界限不清；三，违反现代科学的分析精神；四，以一团糟的态度对待本国的学术。何炳松讲的要推翻国学的这“四大理由”，能否都站得住脚，是另一个问题，我们不妨先看两段他的论述文字，然后再作价值判断。第一段文字：
“我们知道德国对于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科学和史学，法国对于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文学和哲学，美国对于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各种新的社会科学，英国对于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文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日本对于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东洋的史地学。他们对于世界的学术都是各有贡献，但是他们都绝对没有什么国学。我们试问自己既然自命有一种国学，那么中国国学的特质是什么？他的真价值究竟怎样？他们对世界学术究竟曾经有过一种什么贡献？假使我们自问对于中国国学的特质、价值，和他们对于世界学术的贡献，我们都一点不知道，那末所谓国学究竟是什么东西？”(《何炳松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7，页382)
第二段文字：
“我们研究史学的人，为什么不愿专心去研究中国的史学，而要研究国学？我们研究文学的人，为什么不愿专心去研究中国的文学，而要研究国学？我们研究哲学的人，为什么不愿专心去研究中国的哲学，而要研究国学？我们研究天算的人，为什么不愿专心去研究中国的天文和算学，而要研究国学？我们当现在分工制度和分析方法都极发达的时代，是否还想要做一个“大坛场”上的“万物皆借于我”的朱熹？中国的史学还不够我们的研究么？史学家我们不屑屈就么？中国的文学还不够我们的研究么？文学家我们不屑屈就么？中国的哲学还不够我们的研究么？哲学家我们不屑屈就么？中国的天文算学还不够我们的研究么？天文学家算学家我们不屑屈就么？”
何炳松上述第一段文字，意在探讨国学与世界各国学术的互动问题。既然德、法、美、英等学术发达并且对世界学术有过重要贡献的国家，他们都不以本国学问笼统自命，该是哪一学科领域的贡献就是哪一学科领域的贡献，哲学就是哲学，史学就是史学，文学就是文学，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政治学就是政治学，科学就是科学，我们却以一个国学概括自己的全部学术，何炳松认为“在现今科学昌明的时代，决不容许的”。他当然说得有些绝对，但基本义涵不见得全无道理。
世界各国的学术，其为“学”，是相通的，甚至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完成“学”的方法、途径和形态。中国哲学和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哲学，研究对象和试图解决的问题，都离不开人、生命、宇宙、自然秩序，都想深入到“玄”或曰“真际”的世界，并希望用玄理给出“攸深”的结论。中国哲学的“近譬诸身”的讲求实际的特点，固然也，这在先秦儒家那里表现的最为明显。但中国哲学也是从不回避对“玄理”的探究的，这有易、老、庄“三玄”经典为证。朱熹哲学其实已经“玄”得可以了，他说的那个“理”，你能看得见摸得着吗？只不过还有些“拖泥带水”，在纯哲学家眼里还不够彻底而已。但中国哲学的论理形态又是与西方不同的，比如说中国先哲并不以追求体系为能事，而西方哲学恰恰需要体系化。但这丝毫不影响易经、老子、庄子、孔子、墨子，在世界哲学史上的地位。那么又何必用一个笼统的国学与人家各个学科相对应，而不是以哲学对哲学，文学对文学，史学对史学，然后加以比较研究，透过表现形态的“异”，寻找人类智慧结晶的“学”和“理”的大“同”呢？
何炳松的上引第二段文字，说的是现代学术分科的结果，已经使得国学独立义涵的应用性大为减弱。中国传统学术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向现代学术转变以后，已为艺术、文学、史学、哲学诸学科所置换，总称做人文学科。中国古代原无社会科学，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民国以后才开始重建。现代社会国际间学术互动频繁，而学术互动都是分学科进行的，如果人家来的是哲学方面的代表人物，我们对之以国学，来的是史学或者文学团体，我们也对之以国学，岂非笑话。其实胡适当年在号召“整理国故”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要文学的归文学，哲学的归哲学，史学的归史学。因此对中国传统学问作分学科研究，比拢在一起的国学概念要切实得多。实际上也没有哪个现代学人以研究国学自许。假如你向一位研究古典文学或者哲学史或者历史学的学者发问，请教他如今治何学，他大约连古典文学、哲学史、历史学这些现成的概念都不肯用，而是更具体的或唐代文学或明清小说，以及宋明理学或晚清诸子学，乃至宋史、明史、清史等等，已经自己觉得不免空阔。他绝对不敢说，他老先生是研究国学的。如果他讲了，你即使不会被吓着，也会蓦地一惊。
国学这一概念其实是有局限的，我们使用的时候，需要小心小心，切不可你也国学，我也国学，大家彼此一下子热起来。更不要花费心思去选举“国学大师”。我们晚学不敢与闻是自然的，我们的长辈恐怕也会望而却步。“国学大师”的名号，不是谁都可以接过来的，20世纪至今这一百年，能够荣此称号者，除了章太炎和他的弟子黄侃(还可以加上王国维)，惟钱宾四、张舜徽足以当之。鲁迅诚然是大作家，大学者，但如果你尊他为国学大师，他会站起来骂你一通。钱钟书先生，我们都认为他的学问着实了得，可是你要称他为国学大师，他肯定不会接受。还不是谦虚不谦虚的问题，很可能他并不认为这是一项荣誉。即使陈寅恪，还是径直称他为史学家更为恰当。1990年代初，百花洲出版社有《国学大师丛书》的拟议，来京约请部分涉足传统学问领域的学人座谈，我当时就觉得名单开列得过宽，鲁迅、蔡元培、贺麟、林语堂、张元济、欧阳渐，都算做国学大师了。这些人当然都是了不起的大家，可就是不宜于称他们为国学大师。盖国学有宽窄两重义涵，宽的就是胡适所说的，凡研究一切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也就可以简称为国学。后来大家普遍接受的国学就是中国传统学术的说法，其实也是比较宽的义涵。国学的窄一些的义涵，应与经学和小学联系在一起。不通经学，不明小学，国学大师的称号宜乎与其无缘。
曹聚仁在分疏1920年代的国学的时候，曾把北大国学门和无锡与上海的国学专修馆区以别之，他写道：“国学之为物，名虽为一，实则为三。北京国学研究所之国学，‘赛先生’之国学也。无锡之国学专修馆，冬烘先生之国学也。上海之国学专修馆，神怪先生之国学也。三者在理决无合作之余地，吾辈认明商标，庶不致误。”(《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第一集，群学社，1927，页85)他对上海、无锡两地国学专修馆的谥语，也许有偏因而不足为据，但说北大国学门的国学是“赛先生”的国学，即科学的国学，是完全没有错的。我们今天是否已经发生了与“赛先生”成截然反对的国学，限于闻见，我无法判断，但如果国学“热”得失却章法，乱了方寸，预期“神怪”、“冬烘”之“国学”一定不会出现，则我不敢必也。引曹不必尽信曹，前朝历史，去之未远，诫之可耳。
3. “国学”一名“将恐不立”
国学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清末民初，20世纪头一二十年，东西方文化冲突剧烈，传统和现代的整合漫无头绪，当时第一流的知识人士如章太炎如梁启超如胡适之，遂倡国学以激发种性的文化自觉，以至于北大、清华我国现代学术的重镇也起来推动。他们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历史作用早已昭然于当时和后世。问题是我们今天，历史已经跨越百年后的21纪，我们还需要原封不动地维持当初那种义涵的国学吗？
现代的学科划分和学术分类是越来越细了，一个人能够在某个单独细小的子门类里作出学术贡献，就已经很不错了，哪里还能够明小学而且通四部。不仅不能，甚至也不一定需要。现代科学知识和东西方多元文明的吸取，仍然是青少年进学的第一需要。本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掌握自然必不可少，但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概念，或两者加起来中国文化的概念，比国学要开阔明朗得多。我们讲中国文化的特质，世界各个地方的朋友都喜欢听愿意看，也看得明白听得懂。但一讲国学，人家就懵懂了。
钱穆先生在他的著名的《国学概论》中，第一篇第一句话就说：
“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
我们可以称做国学大师的钱宾四先生，都说国学这个名词是一个有时代性的名词，历史渊源既无从承继，将来恐怕也就难以成立。他说得再明白不过，像胡适给国学下的定义一样明白无误。
其实不仅钱穆先生，还有一位我本人敬之为20世纪最大的儒者，其为学的本我境界让梁漱溟、熊十力稍逊一筹的马一浮，也持有与钱穆相同的看法。马先生深于玄言义理，讲求立身本末，论学不入讲舍，儒佛兼通。蔡元培1916年请他到北大任文科学长一职，他谢绝了。但抗战时期，国家处于危难之中，他不得已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先后在江西泰和、广西宜山开国学讲座，阐扬“六艺之学”。《泰和宜山会语》一书，就是他两地讲论的结晶。
因所立之名叫“国学讲座”，所以讲论伊始，马一浮便先对国学的概念作了诠释。他说：
“国学这个名词，如今国人已使用惯了，其实不甚恰当。照旧时用国学为名者，即是国立大学之称。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谓。此名为依他起，严格说来，本不可用。今为随顺时人语，故暂不改立名目。然即依固有学术为解，所含之义亦太觉广汎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马一浮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页9)
马一浮先生同样说得再明白不过，即国学在他看来是一笼统不明确的概念，而且此一概念的产生是“依他起”，因此马先生连续给定了两个否定语词，一曰“不甚恰当”，二曰“本不可用”。他的态度是很决绝的。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国学所“依”的那个“他”，是变化着的，“他”变化了，国学这个概念势必随之发生变化。马一浮先生对我国传统学术的名理以及佛学的义理，有极深湛的造诣，解一词名一物，都能从学理上疏证得令人信服。
果如马一浮先生所言，如今国学所依赖的那个“他”，即外国的学术早已发生不知凡几的变化，中国固有学术和中国传统文化，也已经在现代诠释中获得新的生命。国际间的学术文化的交流互动到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理念，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获得几乎全世界学界人士的认同。钱钟书先生喜欢的话语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言内之意也是表述的此情此理。那末，我们还有何种必要，将我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皇皇学术，以“国学”二字自秘起来或者包裹起来，自划畛域，以至造成我民族与世界文明的人为裂痕？
总之国学这一概念，是当我国近现代历史转型时期应时而生的一个特指名词，是“一时代的名词”(钱穆)，是“不甚恰当”的名词(马一浮)。如今历史已进入21世纪，我们在扬榷古今、斟酌中西、权衡利弊之后，主张“广汎笼统”的“国学”应该缓行、少行乃至不行，庶几不至于有背统趋新之嫌罢。区区之意，尚待明学之君子正之。
不过在结束此长文的时候，我想提出一项建构国家未来学术大厦的建议。这就是学术界和传统资源研究的从业人员，虽然应该少或竟不用国学这个概念，但我却建议小学生的课程设置，增加国学一科。名称就叫做《国学》，内容以“六艺”为主，就是孔门之教，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当然采择应该精要，注释宜于简明，不妨以白文为主。这样将来终会有一天，所有中国人的知识结构里面，都有我们华夏民族最高端的文本经典为之奠基，使之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
马一浮岂不云乎：“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本文系《论“国学”应该缓行》的最后一部分。）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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