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中国教育走了很多好笑的路
丘成桐：中国教育走了很多好笑的路作者：记者 张欢 文章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点击数：260 更新时间：2006-9-19
中国很多大的项目，表面上请了很多人来，特别是引进很多外国专家，实际上都是假的
中国很多高校唯利是图，就是看钱，看经费，真的研究成果从来不在乎，这是高校的大毛病
“庞加莱猜想——世界七大数学难题之一，被中国人破解了！”
没什么比这样的消息更能激发中国人的自豪感了，尤其是在国家加大科教投入，学术腐败却日渐猖獗的时候，这个消息就像强心剂一样给国人提供了科学方面的自信心。正像30年前，一个叫陈景润的年轻数学家和他的“哥德巴赫猜想”激发了全国上下对数学、对科技的关注。
完成最终破解任务的中山大学朱熹平教授、以及旅美数学家、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曹怀东却非常低调，他们谦逊地认为：“中国人发挥了三成作用，我们只是完成了临门一脚。”
他们一致承认的是——国际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先生是破解这个世纪数学难题的重要推动者。丘是曹怀东的研究生导师，也是丘动员了朱熹平加入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早在1996、1997年时，朱熹平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与丘成桐探讨庞加莱猜想问题时，丘就鼓励他研究下去。
“在丘先生的指导下，从2003年五六月份起，我和朱熹平开始集中来做这件事情，一起做了两年多，直到2005年的夏天基本上完成，后面有一些小的修改。”
丘成桐这个名字再一次走入人们的视野中，就像去年因为对中国数学界和科学界的强烈抨击那样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他的关注。在科学大师霍金来华访问时，人们又发现了这个熟悉的身影。
丘成桐，菲尔兹奖获得者、华人数学第一人、有着世界华人数学家领袖之称的学术大师。
想用一天时间就了解一个人肯定是不够的，对于像丘成桐这样的国际知名科学家更是如此。他对贴身采访一天的记者说：“你们媒体没有资格来批评学者的成就，我也不在乎媒体的评论。”
即便这样，他还是愿意花很长时间和一个外行去谈些在他看来“完全是常识性的东西”，因为他觉得这样做是有价值的。
丘成桐的经历颇有传奇色彩：原籍广东，迁居香港后便遭受少年丧父的不幸。17岁入读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在这里因缘际会遇到了来访的“华人数学家第一人”——陈省身先生，随后被陈省身带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深造。22岁即获得博士学位，25岁成为斯坦福大学教授。27岁攻克几何学上难题“卡拉比猜想”，并因此在1982年(33岁)获得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是迄今为止惟一获得该奖的华人数学家。1997年获美国科学界最高荣誉“美国国家科学奖”。2003年获得中国政府授予的国际科技合作奖。此外他还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终身教授，现任哈佛大学数学系教授，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纽约科学院院士、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意大利科学院外籍院士……
少年得志的数学天才。这是一般人眼中的丘成桐。
中国最知名的数学家，莫过于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在作家徐迟的笔下，这位数学家因忘我而在大街上撞树。在普通人看来，数学家往往是痴狂而神秘的。
现实中的丘成桐坦言自己有很多爱好：“看书看史，三教九流的东西我都看。喜欢游泳旅游。”57岁的年纪，“生活得很有乐趣。在威海开会，看见一个小房子，很喜欢，就买下来，其实也住不了几天”。随身行李中有通俗到有点八卦的读物，笑称“坐飞机瞎看看”。
作为国际知名的数学家，丘对中国古典文化有着超乎常人想象的热爱。2005年底，他到华中科技大学访学并做演讲，题目是《数学与中国文学的比较》，演讲中诸子百家、汉赋、唐诗、宋词……频频出现，场下有的学生小声嘀咕：“他到底是研究什么的？”他用粤语腔极浓的普通话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三十年来我研究几何空间上的微分方程，找寻空间的性质，究天地之所生，参万物之行止。乐也融融，怡然自得，溯源所自，先父之教乎！”
他的父亲丘镇英先生是一位哲学教授，每年暑假父亲总要求儿子背读古文和诗词，如果成绩不理想，还会“打掌心”。2005年丘成桐专门在香港设立了“丘镇英基金”，用来邀请国际知名的文学、史学及哲学大师访港。
《史记》是丘成桐的最爱，最欣赏的人则是刘邦，“因为刘邦休养生息、尊重人才”。在他看来，杨振宁先生的观点——“周易影响中国科技发展”根据不足，“中国传统文化和自然科学之间无比和谐”，“中国人是一定可以搞好自然科学的”。
20多年来,丘一直热心于中国数学事业的发展。在他的主持下，他先后在中国科学院、浙江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成立了数学研究中心，并设立了华人数学最高奖——晨兴数学奖。他往来于北京、杭州、香港和美国之间，主持国际学术会议，邀请霍金等世界著名科学家来华讲学。他曾说，“我一生最大的愿望是帮助中国强大起来”。
而他在中国的任职和演讲却不取分文报酬，连机票都是自掏腰包。这次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演讲，他同样坚持自己出路费，而不是像他批评的那样，“头等舱加五星级酒店”。连华中科大的接待同学都说，“丘先生坚持出此行路费，而且指定是普通舱”。
这样一位在公众视野中似乎不问世事的学术大师，却在2005年掀起了一场学术界颇为关注的风波。他直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中国其他大学的打压令人灰心”。他对院士制度的批评以及对国内高校引进所谓海外人才内幕的揭露，更是让人吃惊。在他批评的人当中，甚至有他从前的得意门生。
丘的言谈无疑是极具冲击性的，尤其是以他的地位身份来说这些话。有人把他比作是《皇帝的新衣》里的小男孩，他却不以为然，中国学术和科研界的种种问题，在他看来只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尤其是不同的既得利益者的相互勾结，让他感觉中国学术界的问题不单在制度建设上，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学术人迷失了方向，没有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学术精进和教书育人上。
对于国内学术界一些人的指责，丘说并不放在心上，但对付这些事他又有着数学家的严谨。“要拿出证据。”他交给记者一大叠信件的影印件，这些信都是十几年甚至二十年前一些国际大数学家写给他的，内容是指责他那位著名的学生。但他又不允许记者直接引用，“因为我还没有征得写信人的同意”。
对自己，丘极富自信：“那些人(指责他的国内科学家，记者注)只学了我百分之几的东西也来叫嚣，至于XX，他好一点，我亲自教他，能到我30%的水平。”
当记者有些小心翼翼地问他：“您这样做不怕某些国内的潜规则么？”
身材高大的数学家随手一挥，底气十足：“我不怕他们。”
骗的是谁？是老百姓，是研究生
人物周刊：您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终身教授，这个研究所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科学家。您觉得像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这种氛围可能在中国出现吗？
丘成桐：一个研究所的建立并没有那么简单。主要是里面带头的科学家是谁。普林斯顿研究所一开始就是第一流的学府，因为爱因斯坦去了，很多当时最伟大的科学家都聚到那里去。它还得到第一流的资助，当时爱因斯坦的薪水比一般的教授多四倍。有第一流的研究环境，有第一流的年轻学者去学，两者结合起来当然是第一流的学府。
人物周刊：您觉得这种模式能在中国克隆吗？
丘成桐：这个不是克隆的问题。取决于中国有没有可能出现世界第一流的学者。现在的中国没有这个能力，一个名教授一年需要40万美金，中国现在也没有这样的优厚待遇。而且不但是没有这么大的资本，中国的人事关系也太复杂。
人物周刊：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是基金会私人出资支持的，可是现在中国的科研体制是由国家来牵头，比如说863计划，包括一些国家实验室，基本上都是由政府、科技部、教育部牵头。您觉得这种体制对中国科技有何影响？
丘成桐：问题是有没有人手来做。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只知道放一大笔钱在一个项目里面，但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带领。
人物周刊：您说找不到合适的人，是能力不够还是体制问题？
丘成桐：都有。中国很多大的项目，表面上请了很多人来，特别是引进很多外国专家，实际上都是假的。很多名教授在国外是全职，按照规定必须九个月在美国国内(做研究)。比如哈佛大学的教授，必须九个月在美国，只有三个月可以在外面。所谓全职引进，都是假的，(为什么？)在别的学校还有位置。为什么要作假，有钱可捞就有人做。北京大学也好，其他学校也好，给的是全职引进的钱，一年有捞几百万，为什么不捞？
人物周刊：那您现在在国内很多学校也做兼职教授，在北京、浙江，跟您本身抨击的这种现象不违背吗？
丘成桐：我在国内的所有机构从来一毛钱不拿，飞机票也是我自己出。这些人拿的都是国家的钱，不但拿薪水，还拿经费。同时拿经费去结交他们的朋友，往往是头等舱机票，五星级酒店这样的待遇。假如他要像我这样一毛钱不拿的话，他绝对不会干这个事。
人物周刊：您觉得这种现象能通过什么方法来遏制？
丘成桐：著名大学引进一个学者，用这个名字可以到教育部拿一大笔钱。这种人不止一个，有很多。《纽约时报》说北京大学40%的引进人才都是海外的，你去美国调查一下，我担保大部分是假的。北大数学系引进了三个人，都不是全职引进。在网上可以查到。
人物周刊：那您觉得这种引进方式对学术上有促进吗？
丘成桐：怎么可能有促进！一个人怎么可能这么伟大，三个月在国内，就可以带领整个学术界的运作？这种做法是自欺欺人！学生带着，在北京大学挂了名，还得请别人替他教书，这是骗人。国内知名大学为什么要做这种违反基本方法的事情？我在美国大学教书，美国那边都晓得我在美国拿九个月薪水就非在那边(工作)九个月不可，就算大学允许我不教书，我也不能接受别的地方的事情。
人物周刊：这在美国是一个常识，为什么在中国被打破？
丘成桐：因为学校可以拿到好处，引进某个名教授可以拿到很多经费，引进一个人，可以拿几千万的资金到学校来，何乐而不为？挂个名字，在学校的教师阵容里面又多了几个名教授，挂牌出去，排名也可以得到提升。学校拿了几千万，给你(指引进的教授，记者注)一两百万有什么关系？反正不是他的钱，是国家的钱。骗的是谁？是老百姓，是研究生。
哪有用国家的钱来做生意的？
人物周刊：中国学生管导师叫老板，您怎么看？
丘成桐：美国学生也管导师叫老板，但是开玩笑，跟中国的含义不一样。在中国，学生帮你写论文，学生替你打工，一年出几十篇文章。评先进的时候报上去也好看。中国现在的许多高校唯利是图，就是看钱，看经费。真的研究成果从来不在乎，这是高校的大毛病。
人物周刊：以前国内教育界有个说法，“教育产业化”，您怎么看？
丘成桐：中国教育走了很多好笑的路。中国大兴高校办企业、办工厂，成功了没有？没有真正成功的，跟学校完全无关，只不过企业利用学校的资源在外面赚钱。美国的大学不干这种事。教师一做企业跟学校就分开了，很少有教授又在上课又带着博士生一同做生意。这是中国的问题。做生意就是做生意，做学问就是做学问，哪有用国家的钱来做生意的？(这是)骗了国家的钱，根本是骗人，欺骗的行为。
学校的目标是干什么？是培养人才还是做企业？为什么高校要归教育部管而不归工商部门管？这种做法莫名其妙。世界上找不出一个国家这样做的。国家投资这么多钱给教育部，是为了做产业还是为了培养人才，这是需要问的问题。
我的看法是，国家投钱给教育部是为了培养人才，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目标。学校将培养的人才拿去办企业，这是很错误的。办了很多企业是二流企业，牌子打的是高科技，事实上不是高科技的企业。试问国内哪个高校企业是有创造力的？
在美国，就算很有创造力的企业，像一家硅谷的公司，是斯坦福大学几个博士出来创业的，它做的工作是第一流的，赚了很多钱，但跟斯坦福无关。Intel公司也是很成功，可还是跟学校是分开的。不分开是不合理的。中国的高校究竟替中国培养了多少人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人物周刊：您觉得现在的大学体制，能培养出好的人才吗？
丘成桐：中国有这么多好的年轻人，为什么培养不了？！现在名教授不教本科。为什么？全部为自己的利益去了，所以大学生的程度比以前差了很多。
人物周刊 ：您平时怎么跟本科生交流？
丘成桐：我们哈佛大学的教授一定要跟本科生做接触，否则不能做教授。
人物周刊：有量上的规定吗？
丘成桐：我每年都将所有的本科生召集起来一同讨论(问题)，我们有教大班的老师，也有教小班的老师，教的都是本科生，我的本科生培养出来是世界第一流的本科生。
北京大学不高兴听我讲“哈佛大学培养出来的本科生的文章登在第一流的杂志上，比他们有些院士的文章水平还高”，他们觉得我偏激，可这是事实。美国出名的数学杂志里，中国这十年来能够登在上面的文章加起来也不超过二三十篇。可是我们本科生的文章常常刊登在这些杂志上。
人物周刊：大学的理念里有“教学和科研并重”一说，但中国大学现在往往是重科研，轻教学。
丘成桐：教学是一个学校是否负责的问题，也是一个名教授是否自欺欺人的问题。所有美国名校教授都注意的一个事情是——既做科研又做教学。国内有名教授不做教学，只做科研，但是科研比从前做得好吗？反而是比从前做得更糟糕！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从前还教本科生，那时候本科生还不错。这十年来，不教本科，北京大学本科生程度大降。那这些教授的科研有没有做得好一点？绝对没有，去查论文发表在什么地方就晓得了。
人物周刊：有些国内人士讨论，认为即使能恢复到以往的“教授治校”时代，也可能会出现学霸、学阀，因此认为发表的论文数是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评选更具有可操作性。
丘成桐：这样的结果是制造出一大批第三流的文章。问题是第三流的文章是中国所需要的吗？ 这种文章，连美国排名第100的学校都不会认为它是可以证明一个教授的水平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假如中国是要这种水平的文章，中国就永远走在人家后面，跟着美国、南韩、欧洲的一些小国。若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学，这种做法尚可，如果是自以为全世界有名的大学，像清华、北大，应该做这样的事吗？
人物周刊：您觉得名校跟普通学校的责任完全不同吗？
丘成桐：不是我认为！比如教育部给北大18个亿，给青海一个大学1000多万。为什么要有这种分别？为什么你比人家多这么多？(那就)要做出成果来！
院士制度根本可以废除
人物周刊：您在研究卡拉比猜想的时候非常年轻，才27岁，评上教授时也非常年轻。您能想象以您这样的年纪在中国大陆能评上教授吗？
丘成桐：假如是像现在这样几个学霸在管事情，我觉得评不上。
人物周刊：要打破对年轻人才的束缚，有什么好办法？
丘成桐：中国的事情，我没有办法讲。我只能提供意见，领导接不接受，教育部接不接受，是他们的事情。我身为一个海外来的学者，我只能谈我的看法。
人物周刊：那您认为学霸、学阀是怎么形成的？
丘成桐：既得利益者互相包庇形成的。
人物周刊：但同样是在中国，为什么过去比如西南联大时期没有现在这种现象？
丘成桐：学霸是第二、三流的学者。西南联大是第一流的学者。
人物周刊：第一流的学者中就不会出现学霸吗？
丘成桐：也不是，但第一流学者的人数多了就不会这样。我讲的第一流的学者，是还在学术前沿工作的第一流，很多一流的学者，不在前线工作了，不晓得最前沿的工作是什么东西了，二三十年之后也会产生同样的现象。
西南联大时期，很多年轻的学者，包括华罗庚先生、陈省身先生等，本身都是第一流的，又都在最前线工作，你是第一流的学者，你在热情做学问的时候，你不会想搞第三流的学问，你不会允许写第三流文章的人在你面前胡扯八道。一个人可能制止不住，人多了就可以制止得住。
人物周刊：在中国，从官员变为院士的现象很常见。
丘成桐：坦白地说，我不在乎官员能不能做院士，我觉得既然做官就不要做院士，因为权力会影响他做院士。可我宁愿有学问的官员去做院士，好过不学无术的人去做院士。
在中国还有一个现象是，先当校长再当院士，而不是先当院士再当校长。我坦白地讲，要想做院士，只要你有足够的金钱，你去贿赂。让选你的院士得到好处，好处多了以后，他会投你一票。香港就有很多人做这个事，国内也有很多人做这个事。
人物周刊：那美国呢？
丘成桐：美国你想做也做不了。
人物周刊：为什么？
丘成桐：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虽然有两三个不见得那么高水平，可是90%以上都是真有学问。中国，用金钱名利来引诱人的事情做多了，名教授也好、院士也好，也都不觉得羞耻。有些学霸在很多的评奖委员会中做主席。他给你一个奖，说让你去选其他的人做院士。谁把持了经费，谁把持了评奖的能力，他就有这个影响力。
人物周刊：那您认为怎么去打破这种局面？
丘成桐：在我看来，院士制度根本可以废除，这是周光召讲的，不是我讲的。王选是两院院士，他也写过文章这么讲。一个群体，假定是最高学术水平的一个群体，结果60%都名不副实，这个团体存在有什么意义？
美国科学院院士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团体。基本上90%以上都是有能力的好教授，他能替整个社会、政府、学术界做很多事情，是真的有影响力、有公信力的团体。现在我国的院士，你去找一个在学术最前沿做的有学问的年轻人，问他对院士的观感？
评审制度不健全是中国学术界最大的毛病
人物周刊：杨振宁先生认为中国的本科教育是非常成功的，要比美国的强。您觉得呢？
丘成桐：这是他的看法，不是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从我的经验中来的，在国内国外、我教过的本科生、研究生给我的感觉。杨先生他可能有比我更丰富的经验，我不清楚。
人物周刊：杨先生还提过一个有趣的观点，中国的科学不能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周易》的影响。他还有一个推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利于现代科学的发展。您认为中国的文化能不能催生出伟大的科学家？
丘成桐：杨先生是个伟大的科学家，杨先生是本科时候才出去的，他也念过《易经》，念过很多中国不同的古典文学，他为什么觉得中国的年轻人不能成为伟大的科学家？我觉得不合理。
人物周刊：那您的观点呢？
丘成桐：杨振宁、陈省身、我，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氛围中长大的，都很享受这种文化，学问都做得不错。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把做官赚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求名求利比什么都重要。无论杨先生也好，陈先生也好，当年出国的时候都抱着一种热情，就是想做学问，所以做成功了。我们年轻人如果能做到这点，我担保他们能做出第一流的工作。
人物周刊：中国现在一些教授、院士的时间会用在搞项目、拉关系上，学校支持他们拿钱来评院士，同时也鼓动他们再拿院士的头衔拉项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丘成桐：教育部要评大学好不好，第一个问题就问这个学校有多少个院士，没有院士就好像天塌下来一样。而不问学问做得有多好，这是很奇怪的现象。这还是教育部，省跟市里也用这个方法来评议。整个评审制度不健全是中国学术界最大的毛病。
中国不愿意改变这个评审制度，批评制度的人自己都不想改变这个制度，这个制度改变了会打击他本人的好处。当你讲这个制度要拿去给全世界最好的学者来评审时，你本人参与的只不过其中一小份，你就怕自己不能操纵整个学术界跟着你走。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理想的评审制度是什么样的？
丘成桐：公平。评审制度要是能建成功，什么学术问题都能够解决。
人物周刊：怎么做？
丘成桐：很简单。找一批第一流的学者，最前沿的，成立一个委员会，共同来讨论，不费吹灰之力就会有结果。哈佛是这么做的，全世界都在这么做，但中国不愿意做。不做，因为不愿损害既得利益。
假如我讲错任何一句话，我公开道歉
人物周刊：2005年，您对北京大学数学学院有尖锐批评，对于北大的辩解，您称他们是“文革”作风，难道您不允许他们辩解吗？
丘成桐：你去找全世界一流的大学，会不会有一个大型的conference(会议)，讨论的是某个人的私人事情？(学校)可以公开讨论学术问题，比如卡拉比猜想的证明有错，或说丘成桐的学问有错误，我可以跟他辩论，他们是造谣生事！但问题不在造谣生事上，问题在——大学可不可以开大会来声讨某人的个人品德？！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您和北大数学系的争论是书生意气，您怎么认为？
丘成桐：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讲。我讲的是整个学术界的毛病，我也不认为我讲的这些话不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攻击。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是学霸，我从没期望他们不攻击我，所以我不在乎。
人物周刊：丘先生，这么多年来您为中国数学学科做了许多事情，您觉得您的付出值得吗?
丘成桐：我从来没在乎过付出值不值得，我做我良心上应为、值得做的事情！可能卡拉比猜想我做一辈子也做不出来，我不在乎，我只做自己认为应该去做的事。
人物周刊：那您认为自己该做的事情也包括这次和北大的争论么？
丘成桐：我坦白讲，北大(数学系)的教授们也好，XX也好，他们的数学水平是第三流的，顶多是第二流的，跟我是没有办法比较的。我为什么要批评他(们)？希望要替中国普罗大众里的年轻学者，让他们有出头的机会。
北大、XX都不值得我去批评。我是为了保护年轻有为的学者，希望他们能够为中国做些事。假如不是看到几十年来青年学者每况愈下，因为受到他们的影响而不能良好成长，我就不会讲这个事。我愿意替他们说几句话。
人物周刊：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深造诣，而且您经常回国，对国内的情况也很了解，可为什么您会用这么直接、不中国的方式来讲话？
丘成桐：我批评过北大，过了很多时候，他们还是不改变，实在是让很多年轻人受了打击，受了苦。至于XX，我警告过他。我亲手写信，写至少十次信给他劝他不要这么做。我亲眼看到很多青年学者受到他的打击，我用什么方法来表示？没有用，你让我怎么办？我写信给他，这是五年前、七年前的事。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这是我亲自教导的学生，他的成长、成名都是我一手带起来的。
人物周刊 ：那您不该为他的现在负责？
丘成桐：当年我不该这么提拔他，看到他现在做得这么糟糕，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所以我警告他，我亲自警告过他很多次了。但他还是一意孤行。
媒体没有资格来批评学者的成就
人物周刊：在中国数学家里面最有名的是华罗庚和陈景润，尤其是陈景润，人们都觉得他只会数学。您的业余生活呢？最大乐趣是什么？
丘成桐：什么我都有兴趣，看书看史。三教九流的东西我都看。运动方面，我游泳。
人物周刊：如果您一直留在香港，会有这样的成就吗？
丘成桐：当然不可能。
人物周刊：为什么揭穿皇帝没穿衣服现实的人往往是香港学者、海外学者？
丘成桐：这不是香港学者或海外教授的问题，我们看到的事实，大陆不愿意接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我不晓得怎么解释。从真正的科学成就来讲话，在数学方面，改革开放二十年来，能不能找出真正有成就的学问？我找不出。所以中国的科技要进步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我在美国科学院一个很重要的委员会里，讨论要在亚洲找海外院士，尤其要在中国找，花了五年工夫，只找到一个。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也是整个委员会，包括很多美国海外院士的意见。你要问我为什么？我想是中国的学术水平实在比不上人家，可是你坚持要说能比得上，那我实在没办法。
人物周刊：前几年中国搞大学合并，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您怎么看？
丘成桐：只重量而不重质，无论合并大学也好，招收研究生数也好，产生的论文数量也好，绝对不是培植第一流学问、学者的方法。这种机制没有，中国学问永远做不出去。
人物周刊：如果您没有攻克卡拉比猜想，您觉得您现在有底气说这些话吗？
丘成桐：我当然有这个资格。除了卡拉比猜想，我在其他方面的工作也都是第一流的。国内认为陈景润是世界上一个伟大的学者，事实上他不是，我们很看得起陈景润，可是你讲他伟大，绝对不是伟大，是媒体报道成功的。
人物周刊：您认为媒体和学者的关系是怎样的？
丘成桐：媒体没有资格来批评学者的成就，坦白说就是这样。因为它不懂。一个好的学者会很慎重，我有的学问做得好，有的学问做得不好，我不用人家来批评我，我也不用人家来吹捧我。我不在乎(我自己知道)。
譬如陈景润，造成整个数学界学数学的时候，以为陈景润的歌德巴赫猜想是全世界最伟大的问题，事实上不是，在美国没有人在乎歌德巴赫猜想，你问做数论的人。是媒体误导成功的。所以我坦白讲，媒体没有资格来评论一个大学问家的成就。我们同行晓得谁有资格来批评，有些教授有资格批评我，我也很虚心，我认为对的我都接受，我一个很好的学生、懂我的学问的来批评我，我也愿意接受。他不懂得我的学问来批评我，我不接受。美国的媒体就不是这样的。
(赵小溪对本文亦有贡献） 恕我孤陋寡闻，请问XX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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