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中医药的整体性科学价值，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
发挥中医药的整体性科学价值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
张超中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北京100038）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一脉相传的优秀文化，数千年来一直延续不断，为保障人民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一种具有文化特色的医学，她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做出非凡的贡献？从中医药学的文化特性与科学价值来看，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她不仅能够继续保障广大人民的生命健康，提高人们的生命质量，而且能够为新的文化融合与科学创新提供切实意义上的基础平台。但是，以上可能性的实现首先需要转变对中医药学的滞后认识，而要促进这种转变，必须发挥中医药的整体性科学价值，使中医药学真正有机地参与到科学建构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任何使之边缘化的行为都有可能严重妨碍我国核心竞争力的提升，限制而不是帮助中国在全球化的角逐中争取到主动地位。当前，国际竞争正在转向以科学为基础的文化竞争。因此，中医药发展战略的确立、制定和落实与我国的长期发展密切相关，应当积极开发这一影响全局的战略资源。
一、中医药学的文化特性
中医药学特别是中医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融合的优秀成果，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经过激烈碰撞之后的集成表现形式。因此，在《黄帝内经》中既可以看到儒家、道家、墨家、兵家、法家、农家、阴阳家等思想流派的主张，也能够看到天文、历法、物候、气象、地理等技术类别的表现。既然《黄帝内经》包括了这么多的文化成分和技术类别，就应当深刻思考它为什么能够包容这么多，其内在的文化机制是什么。没有对中医学文化机制的理解和把握，就不能理解中医学是从哪里来的；而不能从源头上把握它，就势必在继承与发展中出现盲目崇拜和盲目结合两种倾向，使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不能在养生预防和临床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
（一）中医药学的文化机制
在中医学出现之前的原始医学阶段，巫医曾经占有长时期的统治地位，其医学形态主要表现为经验医学。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导，巫医经验的局限性就日益暴露出来，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要求。怎样才能使医学真正成为造福社会的一门学问，其中的关键问题是要找到一种表达医学核心理论的方式，实现对原始医学经验的扬弃、改造和发展。由此开始了原始医学经典的创造过程。我国医学的这一理性化和理论化的过程是与“百家争鸣”的思想发生过程同步的，因此，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医学对自然、社会与人自身规律的分析和把握，其中的基本范畴实际上就是以“天人关系”为中心推演而成的。在此前提之下，中医学积极吸收各家思想的精华而自成一家，不仅秉持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中国文化的基本理念，而且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诸如脏腑、经络、精气神等具体表达生命运动变化规律的概念体系，并同时发展出了促进健康、防治疾病的一系列方法体系。概括起来说，中医学首先深刻地认识了人自身，在此基础上既正确地把握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又正确地把握住了人与万物（药物）之间的关系，从而为中医药学的建构和发展奠定了不可动摇的根基。没有以对人自身的认识作为基础，中医药学就无从建立和成立。“以人为本”，这就是中医药学的文化机制。正是以此为核心，中医药学建立起了自己的标准而泛取博纳，出入各家而不为之所限制，从而成为中国文化不朽的典范。
（二）中医药文化的应变之道
中医药学的经典表达方式以《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为代表，其著作年代以东汉为最低限。虽然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有“医经派”与“医方派”的不同，但在其后的中医药学发展历史上，实际上一直是以《黄帝内经》为基础的“医经派”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各个时期特别是中医药学的各个流派孕育和成熟时期的指导思想。可以这样说，伤寒学派也好，金元四大家学派也好，即便是清代的温病学派，它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在救治时病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作为一个学派，其形成的基础当然是无数个具体的实际经验，但是从经验上升到理论的过程同样是艰苦的，其中仍然要重复原始医学所经历的演化过程，只是演化与成熟的时间大大缩短了。例如，从东汉末年伤寒流行到张仲景创立伤寒学派的六经辨证理论，其间只有几十年的时间，这与漫长的原始医学自发的经验积累时期相比确实短多了。为什么？只要我们思考缩短的原因和道理，就不得不尊重经典理论中所蕴藏的智慧，它避免了行动的盲目性，使得医学实践成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自觉行动。从自发到自觉的修养正是学习经典的目的。这并不是说单纯地学习经典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而只是说明只有在掌握经典活的灵魂的基础上，才能增加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从《黄帝内经素问·热病论》到《伤寒论》，张仲景既尊重经典又不宥于经典，从而既解决了流行病的危害又为后世创立了新的仪则。窥一斑而知全豹，中医药学的应变之道实际上就是实现其创新的指导思想。时代不同了，我们不能不变，亦不能变得毫无原则。中医药学既然能够做到自主创新，就应该创造条件让其自主创新。但是，我们不能在破坏其内在文化机制的环境下突击创新。没有文化的积累，创新只能沦为原始的再现，在客观上很难实现社会进步的最终目的。
二、中医药学的科学价值
分析与理解中医药学的科学价值不能离开其发展与变化的文化机制而另起炉灶，一定要是其自身的价值在科学意义上的投射，离开了自身的存在而依附他人，就好象没有主语的“祖国”一样，其内涵是抽象而苍白的，远不如“我的祖国”可亲、可感而可爱。那种没有对人自身生命规律的尊重而单纯强调科学价值的做法，只是科学界和人文思想界都反对的“沙漠化”行为，实际上它既不能促进中医药学的发展，也不利于科学本身的创新。
对中医药学的科学价值应作如是观：有关中医药学科学不科学的争论只是观念与概念的论争，在这些论争发生之前，中医药学已经具备完整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具有相应的理论修养和实践经验的人，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下里巴人，都既能够解决他人的疾苦，又能够促进自身的健康。因此，中医药学的价值是不容质疑的。而现在之所以仍然存在质疑，特别是对其科学价值的质疑，这只是以近代科学的兴起为标志而引发的全球化进程中的历史性产物。因此，要消除对中医药学的质疑，首先要树立实践观点，具备大历史观、大科学观、大文化观。
（一）实践活动的多样性与整体性
实践事实上是一种行为，是人们有意识地改造自然与社会的活动。实践必然存在相应的结果，而一旦结果与初衷不一致，那么，在进行下一次的实践活动之前，人们肯定要检讨原因，以便使其最大限度地符合目的性。因此，实践的根本特点是人的合目的性活动。
按照目的的不同，实践活动可以分为道德实践、艺术实践、宗教实践、政治实践、经济实践以及科学实践等种类。在特定时期与特定阶段，社会发展往往以某一种或某几种实践活动为主要形式。在近代科学充分发展之前，西方社会以宗教实践和政治实践为基本形式，而以道德实践和艺术实践活动为辅助形式。自近代科学创立之后直至现代与后现代社会，科学实践与经济实践成为社会活动的起决定作用的形式，科学也由于其自身的优点和作用逐渐赢得了大多数人们的尊重和偏爱。但是，近代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自身的转型，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要求科学完成其研究对象从无生命到有生命、从物到人的转变，实现科学范式的整体跃迁。而正是这一变化使得心身关系、道德与伦理关系、宗教与哲学的本质问题等关于人的学问进入了科学的视野，变成了科学的研究对象。但是，由于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仍然在本质上属于近代科学的分析与还原的性质，因此，如何建立其整体思维方式就一直成为实现科学突破与科学革命的瓶颈。实际上，科学实践已经不能再回避实践的整体性问题。
作为一种医学实践活动，中医药学“以人为本”的文化机制使其成为实践多样性与整体性的典范。中医药学认为，在影响人的健康的诸多因素中，精神状态起着主导作用和决定作用，所谓“得神者昌，失神者亡”。促进健康也好，对治疾病也好，只要不考虑精神因素的作用而仅仅就事论事，中医药学一概称之为“下工”，反之则是“中工”，最高明者称为“上工”。所以，“上工”论治的基本特点，一是注重预防，二是法无定法。这里的“法无定法”正是针对精神状态的不确定而制定的“活法”。关于“活法”的实践性质，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科学活动”定性，其中几乎包括了道德、伦理、艺术、心理等等人类实践活动的所有方式。因此，现代科学所要求的实践方式的变化在中医药学中已经以中国文化的方式付诸了实践。
（二）中医药学是整体性科学
有关现代科学变化的整体趋势已经有不少著名学者阐述过，他们所指出的共同的一点是科学观念根本变革的必要性。关于具体的变革道路，普里高津认为：西方科学和中国文化整体性理解的结合，将导致新的自然哲学和自然观。虽然这种认识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但是使人遗憾的是，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真正富有成果性的著作。东方与西方，仍然是天各一方。
在这种情况下，中医药学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它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思维方式而不能称之为科学，另一方面西方科学又无法根本解释和包容中医药学，其结果使得西方社会中科学与人文的冲突具体表现为中国的中西医结合运动的尴尬局面。有鉴于此，怎样才能早日结束这种现状呢？这里其实取决于认识的飞跃：应该具备理论勇气，敢于认定中医药学其实就是整体性科学。
无论将来的整体性科学怎样建构，怎样发展，它应当首先具备以下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思维方式的整体性，二是实践方式的整体性。我们看到，中医药学已经具备了整体性科学的基本特征，它的不朽魅力和价值正是来源于它本来就是以整体性的方式实践着的整体性的理论。由于肯定了中医药学是整体性科学，我们就不必再费时费力地争论它科学不科学的问题，其科学价值问题也就转变为实现在有关理论的指导下具体解决实际问题的价值。就解决问题的方式而言，整体性的思维方式要求化解矛盾而不是消灭矛盾，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因此，按照这种方式，必然促进人的观念朝着大历史观、大科学观、大文化观的方向生成。所谓“大”，其本质就是“整体”。从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中医药学亦即中国文化对世界共同繁荣的贡献盖缘于此，中国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亦将受益于此。
三、中医药学是我国尚未充分开发的重大战略资源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一直受到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困扰，选择和实践何种发展模式才能实现公平、和谐与稳定的社会综合发展，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关乎每个人切身感受的现实问题。在我国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我国的文化资源和科学资源，特别是中医药资源，将有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让人人都建立参与意识与主人公意识，从而化解危机，真正实现社会进步。
（一）我国解决“非典”（SARS）问题的特殊性分析
2003年春夏之季的“SARS”之战，我国以上下一心、群防群治的战略总动员的意志和力量取得了最后胜利。在这场难忘的特殊战斗中，首先是我国的政治资源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通过组织措施示民以决心和信心，及时稳定了社会秩序；其次是技术资源的合理组织与使用，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卫生部、科技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有关职能部门及时制定了治疗和预防的技术措施；再者是国家财政的支持以及社会各界的无偿捐助也为击退SARS提纲了经济保障。正是以上综合条件保证了我国顺利度过了“SARS”危机。但是，与世界上其他感染SARS的国家相比，我国取得胜利的意义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为：我国的SARS感染人数最多，达到5327人，而死亡率最低，为7%（广州仅有4%），远低于11%的世界平均死亡率（香港更高，为17%）。在国家重视程度、技术支持力度和经济保障能力均相差无几的情况下，独有中国成功降低了死亡率，避免了人员和财产的更大损失。调查显示，这一结果与中医药参与SARS防治而发挥的作用分不开，这也是中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均给予中医药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的原因。由此可以推测，如果能够深入研究中医药的参与所取得的特殊性成就，创造发挥其特殊性的环境，使其变成普遍性的决定因素，那么，我国所相应取得的政治、文化、科学与经济优势将是不可估量的。同样，一旦中医药衰亡了，损失也是不可估量的。“SARS”事件提醒我们，我国尚存在潜力巨大的中医药资源。
（二）中医药是保障中国人民健康的必备战略资源
让人民充分享有医疗保健既是政治家和科学家的责任，也是受益者自己的责任。由于以前的生物医学模式只强调受益者的被动接受，因此，在此基础上的医疗保健模式使得公共卫生事业的费用居高不下，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块心病。以美国为例，其人口总数为2.8亿，2000年的医疗卫生费用为1.3万亿美元，人均高达4650美元。即便这样，尚有15%的人口享受不到基本医疗服务，从而成为美国经济的沉重负担。按照这种概算方式，目前我国的经济底子远远不能满足保障人民健康的要求。
但是，上述医疗保健模式只是经济决定论的产物，它的根本缺陷就是看不到制度和文化的能动作用。20世纪70年代，我国曾以占世界1%的卫生费用，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医疗保健问题，而人均期望寿命则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这一成就被WHO等国际卫生界视为奇迹。应当看到，上述奇迹与制度建设紧密相关，预防为主的方针和中西医并重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皆落到了实处。
当前，主导我国卫生工作的仍然是生物医疗模式，它一方面落后于心理—社会—生物的新医疗模式，成为大量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促生的温床；另一方面它几乎全部消耗了我国并不富裕的卫生资源，使广大农民和城市贫困人口游离于医疗保障制度之外。长期这样下去，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势必受到不利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不应再忽视中医药学对保障中国人民健康的重大战略意义。让中医药学真正参与到医疗保健制度之中，它所带来的根本变化是自我保健制度的创立和实行。由被人保健到自我保健的转变，不仅减轻了国家和个人的经济负担，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广大人民群众建设自己家园的热情，使整个社会呈现生气盎然的新局面。早一天开发中医药资源，我国就能够早一天实现这种转变。
（三）中医药学对我国成为文化与科学输出大国的战略影响
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文化大国，人口与文化的内在相关性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正是中医药学的发达曾经保障了人民的健康。但是，长期以来，不仅文化被认为是阻碍中国进步的因素，人口也被绝对地看成甩不掉的包袱。至于事实真相是否就是如此，这同样需要整体观才能鉴别。
我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文化大融合，其一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争鸣，其性质属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创立，中医药学的创立即在这一时期的末期。其二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开始于汉代而以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的创立为标志结束了融合期。当前，我们正处于中国文化第三次大融合的中间阶段，表现为以科学文化为主要形态的整个西方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应当说，这第三次文化大融合的文化输入阶段已经渐近尾声，正在转入文化创造时期。中医药学的文化特性与科学价值使其成为新文化创造与科学革命的天然基础。因此，它应当也能够成为我国文化与科学输出的基础平台。当然，这个问题涉及到整个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和科技发展战略，也与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发展战略密不可分。一个合乎实际的思路是，既然人口已经多了，就不妨以文化的力量施以教化，因势利导，使其掌握中医药知识和技能，大力发展以中医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从而使中医药成为我国以整体性科学为基础的科学与文化输出大国。可以说，这是我国独具特色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科学资本与文化资本，具有比较竞争优势。
四、以核心价值为基础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
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概念是在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形成的，主要包括产业结构、资源优势、科技创新能力、管理体制、文化传统以及国家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等因素。我国的改革与开放制度从整体上增强了国家核心竞争力，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国际形象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忽视了文化资源的重要性，特别是长期没有尊重中医药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中医药的文化精神及其行业规模都有萎缩的趋势，表现为中医药人才匮乏、中药材资源枯竭、中医药教育西化、科研与临床脱节等后果。这些因素使中医药学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中国老百姓不能直接从中获得最切身的利益，中国政府的长期投入没有形成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朝阳产业。具体追究个别领导的责任固然能够解决一时的问题，但是，如果不能从思想观念上转变对中医药学的滞后认识，建立有利于中医药学发展的激励机制，就不能创造本应属于中国人创造的当代历史。因此，应本着一切有利于中医药学发展的原则，尽快取消“异化”中医药学的做法，在中华民族核心精神的主导下，使中医药学自觉地全面服务于中国文化与中国科学的发展，实现我国中医药工作重点与科技创新的战略转移，从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提升我国的核心竞争力。唯有文化意义上的自主创新与原始性创新，才能促进社会的根本进步，以核心价值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
从全面提升我国核心竞争力的角度出发，承认和发挥中医药整体性科学的价值，才能对中医药工作做出切实有效的指导，制定出合乎实际的发展战略。应当说，中医药学是有中国特色的整体性科学，是“中国科学学派”的具体表现形式。理解中医药学需要整体观念，而一旦具备整体性的修养，科学本身将成为融会贯通的学问。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科学才能发挥其最大价值；也只有在提升科学境界的基础上，中医药才能充分展现自己的魅力，实现自身的价值。
参考文献
张超中.《黄帝内经》的道与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2. 47.
贾谦，陈永杰等. 确立中医药战略地位的重要意义. 中国工程科学，2004，（7）：4
信息来源 新时期中医药发展战略与政策论坛论文集 很好的文章,特别是"中医药是我国尚未充分开发重大的战略资源"和"以核心价值为基础提升核心竟争力"是为大的战略眼光.目前,我国在世界的影响力是空前的,充非分的开发和利用中医药将带动整个农村的经济发展. 中医药学是整体性科学，也可以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是中华民族群体的生命载体，他的资源、人力资源、药物资源、技术资源、先进文化资源，他的开发和利用。才是本源性创新的扎实基礎，才是从根本上脱离仰洋人鼻息、而自我发展的、自立、自强、高速走向至富强国的可靠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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