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成功还是属于真诚的人----南怀瑾讲演录
最后的成功还是属于真诚的人----南怀瑾讲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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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这个问题﹐以现代的观念来说﹐就牵涉到政治思想﹐也可以说是政治的作法﹐简明一点就叫政治领导术。鲁定公所问的﹐是领导术或领导的方法﹐而孔子答复他的﹐是领导的道德﹐撇开了鲁定公所问的方法。
换言之﹐乃是在驳鲁定公。认为用方法──手段──是错误的﹐所谓领导应该是以“德”领导人。
从什么地方可看出孔子这种意思来呢﹖就在这“君使臣﹐臣事君”两句话中的“使”字。我们知道鲁
定公是个诸侯﹐以一个“王者”──这是随便借用一个头衔来形容的──之尊问孔子﹐孔子当然也尊重他。
鲁定公问﹐假使一个帝王领导人﹐该怎样去指挥下面的干部﹖相对的﹐一个忠贞的干部﹐对于领导人﹐又应该用什么方法理事及自处﹖鲁定公当然问得很客气﹐很婉转。而孔子则用两句话﹐解答了鲁定公这两个对立的问题──“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我们中国文化讲孝道﹐但孝道也是相对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父母付出了爱心的教养﹐才有子女孝道的反哺﹐两者是对立的。忠也是一样﹐就如孔子的话﹐上面对下面以礼﹐礼敬──也是爱的一种形态﹐等于父母爱子女的爱心。
这种礼义德业的流行﹐道德的风行﹐则下面对上面自然就敬而忠了。所以这种君臣的上下关系是创建在道德上﹐不是创建在手段上﹐两句话就答复了鲁定公的问题。
有些人看了老子的两句话﹐认为对于忠孝的观念﹐老子和孔子是持相反意见的。其实不然﹐只是表达的方法不同而已。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在表面上误解了这两句话﹐好像老子是反对孝﹑反对忠的。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他是说一个不和的问题家庭中﹐有几个孩子﹐其中一个最乖的﹐于是人们便说这个儿子才是孝子﹐拚命地标榜他﹐而忘记了基本上“家庭不和”这个问题。一个家庭如果不出问题﹐个个都是孝子﹐何必特别标榜一个孝子﹖所以要六亲不和的时候﹐才看得出孩子的孝或父母的慈。
至于“国家昏乱有忠臣”也是同样的道理。文天祥在宋朝亡国了﹐才表现出他的忠贞﹐假使宋代不到亡国的时候﹐就看不出文天祥对国家有如此尽忠﹐虽然文天祥仍是忠心耿耿﹐但是没有那种成仁的表现机会。因此我们对历史﹑对国家﹐并不希望常常有文天祥那样的情形出现﹐而希望国家能长治久安。
所以用白话来说老子这两句话﹐加上一个“才”字﹐成为“六亲不和才有孝子﹐国家昏乱才有忠臣。”那么就可以知道老子并不是反对忠﹑孝了。假如在一个团体中﹐我们说某某人是好人﹐那么其他都是坏人了吗﹖希望全体都是好人﹐无所谓谁好谁坏﹐这就最好。
孔子答复鲁定公的话中﹐意思是说﹐你不要谈领导术﹐一个领导人要求部下能尽忠﹐首先从自己衷心体谅部下的礼敬做起。
礼是包括很多﹐如仁慈﹑爱护等等﹐这也就是说上面对下面的如果尽心﹐那么下面对上面也自然忠心。俗语说人心都是肉做的﹐一交换﹐这忠心就换出来了。
现在要研究《论语》﹐为什么把这段话放在这里﹖这就是我们上面说过的﹐此乃《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整个社会上下一片混乱﹐乱到持德者寡﹐用术者多﹐所以孔子提倡仁﹐提倡孝﹐提倡道德﹐因为大家都用手段。
譬如现代人们流行的一句话﹐常说“你少用手段”﹐尤其这六七十年来﹐每论团体或个人的经验﹐玩手段的一个比一个高明﹐谁都玩不过谁﹐玩到最后还是个笨蛋。
所以还不如规规矩矩﹑诚恳的好﹐如果把真正的诚恳当作手段﹐这个手段还值得玩﹐这也是最高明的。这六十年来的变乱﹐对于手段﹐谁都学会了﹐谁要玩几套手段﹐别人没有不知道的。
只有老实人最可爱﹐讲道德的人才是最可爱﹐最后的成功还是属于真诚的人﹐这是千古不移的道理。我们从现实生活中﹐也可体会得出来。
孔子答复鲁定公这几句话的时候﹐就是针对着当时的风气。一个风气之来﹐就像台风一样﹐不但下层﹑中层社会受影响﹐上层也是一样。鲁定公是领导阶级的上层﹐结果还是犯了这个毛病﹐孔子就针对他的毛病﹐开了这个药方。
南怀瑾简介﹕学问博大精深﹐融贯古今﹐教化涵盖儒﹑释﹑道﹐更及于医卜天文﹑诗词歌赋。在台湾﹐人们尊称他为“教授”﹑“大居士”﹑“宗教家”﹑“哲学家”﹑“禅宗大师”和“国学大师”﹐一度名列“台湾十大最有影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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