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与医疗不仅是科学问题--王铭铭
中医是否科学？最近一些大抵也是吃过中药的人，以西医为标准，提出了对于中医的批判。对中医的批判，不是近期才有的。史学家告诉我们，一个多世纪以前，在华传教士曾致力于劝说“愚昧的中国人”抛弃流传数千年的传统治疗方式。将中医当作“异端邪说”的在华西医，历史上与传教的紧密关系，起初引起国人不安，后来，渐渐得到国人信奉，特别是“新文化”观念出台后，西医在国人观念中取得了优势地位。
在中医得到庇护50多年后，中医的批判者兴许是出于科学的良知而再度谴责这种医治方式，认定它的致命弱点众多——如它的疗效难以衡量，它与西医式临床试验及统计分析的无缘，以及它潜在强大的“毒副作用”。否定的语调如此严厉，以至使人感到，如同我们数千年的文明史，包括中医在内的中国文化实在可怜（此时正在叹息的，可能还有阴间的李约瑟——因为假如中医真是“非科学”，他耗费一生来书写的整部《中国科技史》都要从头改写）。
然而，可怜的中医似又不算孤独——西医在西方也一样遭受着折磨。40多年来，欧洲思想界严厉批判西医的，也大有人在。比如，被理论界奉为圣贤的法国思想家福柯，曾于1963年出版《临床医学的起源》一书，对临床医学进行猛烈的“反思性揭示”。福柯的书，历史味道浓厚，讲述了西医如何从古典医学对于疾病的“抽象把握”，转变为现代临床医学对于疾病的“立体把握”。按我的粗浅理解，他想说的无非是：对于现代临床医学而言，治疗一词中的“治”字，一语双关，既意味着治病，又意味着现代社会对于个人的统治。医院赖以存在的基础是观念性的，现代观念借助缜密的“认识”将人分类为正常人与有病之人。医院存在的功用是，将有病之人放置到一个封闭的空间中接受作为疾病分类权威的医生的诊断（判决）。医院的生命力来自于将人身福利当作自身力量源泉的医学人道主义。由于人们对于这些替人身福利着想的诊所充满感激，因而，他们主动赋予医院“统治”自己的权力。
思想家是些闲人，他们对于人们面对的诸如“看病难”之类的实际问题感觉麻木，却以胡思乱想为荣。我也对思想家的这一坏毛病深表遗憾。不过，必须坦白：我还是满喜欢福柯的那本书的。
福柯解释了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缘何在医生面前都那么心虚，医生又缘何有理由对我们那么“霸气”。福柯的书还能使我们认识历史与我们的关系。深究福柯笔下的西方医院制度的在华传播史，能使我们看到，临床医学的在华传播，持续与种种将近代西方制度改造为“中国式现代新正统”的做法有关。说中药缺乏疗效缺乏实验证明，说它带有强大毒副作用，并因此而丧失成为一门“科学”的资格，实际上也就是在说，它不符合“中国式现代新正统”（当然，认定中医是“非科学”的人，也必定认定，对于中医实行保护，为的是塑造现代国家那一既热爱现代性又热爱传统的心境）。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都赋予疾病不同的解释。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文化，从我们信奉的临床医学解释，生发出种种机构与观念，这些确是围绕着疾病的医治构思出来的，但它们一旦获得自立，便可能变形，特别是可能转变为通过关怀病人来关怀机构与观念自身的力量。
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不仅与科学有关，而且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疾病与医疗问题，不仅关涉到我们的身体，而且也关涉到我们的社会。因而，我们有必要防止将所有问题归结为“自然科学问题”的简单做法，以更开放的心态迎接有关疾病与医疗的人文学讨论。
（王铭铭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
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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