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医古籍的整理、研究与利用外行谈--司马同光
再贴一篇习作，敬请大家斧正。中医古籍的整理、研究与利用外行谈
对于中医古籍的整理、研究与利用，笔者是个外行。但是多年来图书馆工作的经历，长期与各类书、刊打交道，得以看到中医古籍的整理、研究与利用的历史与现状。有些问题又使我不得不说，由此想借贵刊一角，一抒心声，也是对中医事业及古籍文献整理事业的一点心愿。
中医古籍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随着中医在世界影响的扩大，中医古籍的整理、研究、利用与出版，日益成为业内人士关注的视点，从最近几年中医古籍的出版情况看，严谨、扎实、务实的整理研究工作，趋于减少，甚至趋于停滞，粗制滥造的方书、普及读物、集中大量人力而汇聚的大部头汇编等等大量充斥中医图书市场。但是对于研究、从事中医学、针灸学的读者，眼睛是不会集中在前述方书、普及读物等所谓古籍整理成果上的。不论到什么时代，高水准的著作都不会没有市场。严格地说，只有疲软的心态、疲软的工作和疲软的机制，没有疲软的市场。
1、 历史后顾
考察一下历年出版的《全国总书目》、《全国新书目》和《古籍整理图书目录》（1949-1991）等统计资料，我们不难看出，建国以来全国中医高校、研究单位、医院及出版部门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对许多有价值的中医古籍做了严谨、细致的校勘、标点、注释、译评等一系列成绩不菲的整理工作，出现了许多高质量的中医古籍整理、研究与利用专著。对于建国以来的中医古籍的整理、研究与利用工作的评估，若以历史分期的方法来看（笔者按：这种分期的看法大致来自上述统计资料，只是藉此说明一些问题，并非讨论古籍研究分期，纯属本人一家之言，不当之处还请方家鉴谅），1949年建国以后到文革时期的1966年，可以称之为为发生、发展时期。开国伊始，百废俱兴，中医古籍的整理、研究与利用工作继承1914年中医界反对“废止中医案”，而兴起的整理祖国医学遗产之学风的余绪，重整旗鼓，中医古籍的整理、研究与利用的著作自1954年起品种逐年增加至1963年已蔚为大观。1964年开始走下坡路，1966年以后全面停产。1966年到1973年应当属于全面停滞时期；粉碎四人帮以后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逐渐步入兴盛时期，这十几年出版的中医古籍的整理、研究与利用著作，比起此前或此后出版的同类作品，从著者功力、工作作风、学术价值、图书校勘等等各方面来说，都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境界。从1996年开始，所有图书全面调价，从此以后，书价日渐飚升，质量与以前相比却在逐渐下降。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医图书，无论从数量、装帧印刷、载体形式上说远远超过了以前各个时期，遗憾的是内在的学术质量大大下降，总体印象是功利性极强，这与方兴未艾的中医事业极不协调。考察一下1996年以后至今全国出版的中医古籍整理、研究与利用著作的情况，我们不难看出，许多著作的内容逐渐趋于浅薄，早期那种倾一人功力，独立撰著的情况逐渐减少，集体编著行为日益增多，部头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没有特色，读者与成一家之言的大家著作，如近代以来的曹颖甫﹑谢利恒﹑张山雷﹑恽铁樵﹑张锡纯﹑秦伯未﹑任应秋等先生所撰著的那样的中医古籍的整理、研究与利用著作逐渐绝缘了。从根本意义上讲，现代争名夺利的人类劣质上泛，也渗透到中医古籍整理、研究和利用的领域，人们不再真正从学术研究角度考察古籍、探究问题，因为那样做“出成果”的速度太慢，需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底、丰富的实际经验以及与大自然、与病患相沟通的灵感。不如制造学术垃圾来的得心应手与盈利丰厚。金钱与物欲促成了人们的短视与近视。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指出：从伦理学角度看，中国人现在奉行的功利主义观念是导致实践负效应的前提。一旦缺乏伦理约束，人类实践活动就必然会出现盲动。……国家功利主义的泛滥，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短视行为。（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98.1 P25）何清涟女士进一步指出：经济发展必须要有一种人文精神作为支柱和动力，这种人文精神，对经济的发展具有规范和推动的作用。如果丧失了人文精神的支撑，财富的追求欲望就必定会沦丧为纯利欲的冲动，就会导致人们的动物性的膨胀、人性的泯灭、社会秩序的混乱和财富的浪费。（同上书，P212）。这些话对于近年来中医古籍的整理、研究与利用及出版情况来说同样中肯。
2、现状与对策
通过对中医古籍的整理、研究与利用及出版情况的历史与现状的考察，我们发现一些现实情况虽然不大尽人意，但仍可以看到一线曙光，那就是在天下皆为利来，皆为利往的情况下，仍然有有识之士在愤笔疾呼，如湖南何足道先生在“争中医的独立、争中医的平等、争中医的生存、争中医的发展”（何足道：《中医存亡论》，华夏出版社，1996.10 P5）；仍然有有良心的出版社在出版水平较高的中医古籍的整理、研究与利用著作，如人民卫生出版1985年开始至今的《中医古籍整理丛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明清中医临证小丛书》、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的《黄帝内经注释丛书》等，对于中医古籍的整理、研究与利用的现状及对策，笔者拟从以下几方面提出一些看法，以供研究讨论。
2.1使用各种现代化技术手段，着力加强对现存传世中医古籍作精当的校勘、整理工作，并应大量出版古籍珍善孤本的影印本图书或光盘，或在网上运行，为进一步整理、研究与利用工作创造基本条件
对于存世中医古籍的情况，我们掌握的资料很有限，真正称得上比较完整的中医古籍目录学资料主要有以下几种：
（1）1819年日本汉方医学家丹波元胤先生所编《中国医籍考》八十卷，著录了我国清代中叶以前的中医古籍三千几百种。内容比较全面，但非现存古籍的总结。
（2）清末丁福保先生编著《历代医学目录》，分为二十二类，收书一千六百多种。
（3）丁福保和周云青先生合编的《四部总录医药编》，从版本、序跋、解题等方面系统介绍了我国现存的中医典籍一千五百多种，此书着重于实用。
（4）1961年中国中医研究院与北京图书馆合作调查了全国五十九个图书馆及两位私人藏书家的藏书情况，编著了《中医图书联合目录》这部巨著，该书收录了这五十九个图书馆及两位私人藏书家所藏的中医古籍达七千六百六十一种之多，这部书是清查现存中医古籍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中医文献学的入门之作，在中医文献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于传世古籍的情况大致如斯，1961年至今已有近四十个年头，象这样大型的资源调查，我们并没有多做几回，随着时间的推移，晚清至民国的出版物也将列入古籍范畴，不及早整理这笔丰富宝贵的遗产，对于中医事业来说，将是罪莫大焉。中医古籍的整理、研究与利用事业呼吁具有古汉语、版本目录学、中医学素养的人才参与。
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信息革命，也给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记得以前听一位研究李白的老先生说过，他在五、六十年代求学的时候，因为研究需要想看一部明刊的《李白全集》，须经过他导师的推荐、学校的证明，最后到北京图书馆又经过重重检查、登记，方才看到那部积满尘埃的宝贝古籍。遗憾的是，如今许多图书馆对待古籍的方法、措施比那个时代也进步不了多少，虽然近年来出版了不少古籍的铅印本，但许多珍善孤本古籍的原貌，圈外人仍然无缘得见。以目前的技术条件，将馆藏珍贵古籍照相、影印，制成光盘或图书进行广泛的传播，给广大专业人士及中医爱好者以公平研究的机会，不是很困难的事情，现在我们已经很难见到诸如八十年代中医古籍出版社影印的《中医珍本丛书》、上海科技出版社的《明清中医珍善孤本精选十种》及《珍本医书集成》、中国书店影印的一大批中医古籍等影印古籍，究其原因，不外两种，一是某些出版部门顾虑影印古籍、制作光盘究竟能得到多少回报，充分考虑经济效益。二是图书馆对于古籍整理的基本态度并不一定是积极的，或者态度积极但不具备技术条件。可喜的是笔者在整理此文时，见到中国图书馆在网上可以自由下载的大量针灸学图书，天津中医学院图书馆制作的《黄帝内经》课件。说明不久的将来，凡是有兴趣学习中医的人都可以不用因找不到学习的材料、见不到原始古籍而烦恼了。
2.2中医古籍研究与利用应打破框框，改变对待古籍的既往态度，对古籍记录的一切给以历史的研究，深入发掘、丰富疾病治疗的手段
整理古籍的技术可以很快学到手，若想成为专门家却不那么容易。日本汉方医学家多纪元坚在《影宋本备急千金要方序》中说：“盖闻医经经方、性命所系，固已为至巨至急，择于医经、经方之书，拔其精且善者，柔版以被之宇内，贻诸后世，其为深仁广泽，更何如哉！”我们注意到近年来一些中医古籍整理、出版的内在学术质量很不让人乐观，而且在许多中医古籍整理本的序跋中我们居然会常常看到一些整理者的谦称：“由于时间仓促（笔者按：急的是什么？看来其人大多不明白“医经经方、性命所系”的道理），加之水平所限（笔者按：既知水平有限，更应倍加认真），谬误在所难免（笔者按：这是为书中所出现的错误埋下伏笔，似有完全应该之意），敬希读者批评指正。（笔者按：“读者批评指正”自是读者方面的事，至于整理者，其职称、职务皆已凭此书得到，则是另一回事也。）”从这些图书的成品质量看，以上那些话未必是谦称。笔者前不久看到一部铅印的《千金方》，因为是“二方”合印，查阅起来比较方便，用纸、印刷看起来也还可以，及至买回家才发现，单是第一页（“大医习业第一”到“大医精诚第二”），就发现错误达二十二个，其中脱字五个，错字十七个，如：“凡欲为大医，必须诸（谙）……诸家相法、及的（灼）龟五兆，《周易》六王（壬）……始可与言干（于）医道者”等等。全书共742页，读者可以大概估算出会有多少错误。这样的古籍整理结果，恐怕连整理者本人也难以接受吧？
面对卷帙浩繁的中医古籍，需要我们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振兴中医”不能停留在口号上，广大中医界人士皆应脚踏实地，认真整理中医古籍，从中发掘出可堪利用的宝贝来。1934年陕西名医黄竹斋先生，从桂林罗哲初先生处得到一部十六卷的《伤寒杂病论》，人称“桂林古本”，黄先生如获至宝，精心将之整理、校勘，并于1939年筹资刊刻，公诸于世，以期推而广之，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学界只以宋本为正本，以康平本、唐本等为别本，对于“桂本”并未予以应有的重视。河南蔡德元先生可谓“桂本”知音，对“桂本”与宋本深入研究、校勘、比照之后，于1992年出版《古本伤寒杂病论校评》。不知是笔者寡闻，还是学界疏漏，对“桂本”的评述极少见到，而著录、介绍《伤寒论》版本的书籍，对此也表述含混，一带而过，“桂本”是真也好，伪也好，总需给个说法，否则不是对待古籍的正确做法。
再以“四诊”来说，近年来对于古籍中有关“四诊”的论述进行综合整理的巨型编著出版了不少，但很少有真正从阴阳五行或术数类如卜筮、星占、相学等方面研究“四诊”的专著，好象一谈这些问题就不是“科学”的著作了。虽然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有关术数类的古籍大量出版，正版、盗版、明出的、暗出的，着实火了一阵，但对于专业从事中医古籍整理、研究与利用工作的人来说，这些皆不屑入眼，其实中医历来医巫不分，中医学上有好些东西是用所谓“科学”方法说不清的，需要我们深入参详，细心揣摩，不能带有任何成见。《素问· 上古天真论》开宗明义就讲：“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孙真人则指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劭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千金要方· 大医习业第一》著名的“神圣工巧”之说，既属中医，也属相学。我们应当认识到其他古籍中也包含大量古代人们总结出来的与疾病诊断有关的各种信息，需要我们爬梳整理，去伪存真，以开拓我们认识疾病的视野，丰富我们对付疾病的手段。编辑、整理、利用“四诊”古籍何不参考一下这类古籍的内容呢？人们总是习惯于自己给自己划圈子，一旦约定俗成，就很难打破，以至于积重难返。窃以为研究中医就应当从中医实际出发，对于古籍记录的一切都应以历史的态度去探究，不可以加进任何主观因素，不论什么理论，只要对于认识疾病、治疗疾病有好处，我们都应当加以研究与利用，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因为别人认定什么东西是糟粕，自己也就跟着认为它是糟粕，这样的人在学术上一点出息也没有。
本世纪以来针灸学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各种针法层出不穷，笔者也曾试用过许多针法，体会最深的还是《内经》以降的传统腧穴疗法来得扎实、经得起推敲，疗效可靠。去年冬天，一位邻居嘱余为其治疗腿疾，其左膝关节疼痛拘急，不能弯曲，穿衣都很吃力。经查其脉沉迟、左关弦细，系肝郁所致筋脉不利，再加之天冷感寒，为针左内庭，配太冲，行针后，针感传至膝部，患者自云膝部发热，嘱带针活动膝部，行针二十多分钟。以后隔一至两天再针，如是共针六次而得痊愈。又治许多颈肩腰肘疼痛者，皆针后溪一穴，竟屡获奇效。笔者这些招数皆来自安徽老中医张显臣先生的“手三针、足三针”疗法，这些穴位都在人身十四经三百六十一穴之中，张先生之学皆从古籍中来（参见张显臣：《杂病辨治》，安徽科技出版社，1996.11）。真如《易经》所云：“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易经· 系辞下传》）再如目前盛行的针灸减肥术，据了解，其配穴多为脐周的水分、天枢或背部部分腧穴，以及腿部脾、胃及膀胱诸经的腧穴。功能不外是舒肝健脾、通调水道，改善代谢机能，治疗也未出传统腧穴疗法之左右，但功效奇佳，从者如云。中医古籍中所记载的传统医疗手段极为丰富，大有深入发掘、探究的价值和必要。
2.3改革中医教育制度，加强学者古汉语综合素质的养成，真正走中医自己的路。
东方学术讲究继承和发扬，只有在全面继承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发扬与创新。清代名医齐秉慧说：“生于千百年成法大备之后，即有所说，又岂能出古人范围乎？”（《齐氏医案》，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3）这是中国古代学人的共同学风，这种“代圣人立言”的著书立说态度，“五四”以后受到重创，现在检讨起来，这种治学态度貌似保守，其实真正体现了严谨、务实的学风，应当得到重视。葛兆光先生指出，解释古代历史的正确态度是应当“顺着讲”，“也就是尽可能地贴近古人，用古人的理路来描述古人的思路。”（《中国禅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2，P21）这也是我们整理、研究、利用中医古籍的基本态度，学习中医就要在“成法”中找生活、求变化，孱入其他任何东西，都会使中医变质。西方学术讲创新，后学要把前辈的学术推翻，才是学有所成。东西方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长期以来，就象油和水一样，不相交融，中西医学体系的矛盾比其他学术更加尖锐，中西医结合的路子根本就不可能走得通。何足道先生在《中医存亡论》一书中详细论证了这一观点，笔者深为服膺。多年来，我国中医教育受中医政策的影响，掺加了更多的西医的东西，现在许多设备较齐全的中医院都要求中医师对患者同时做两种诊断治疗方案，说了归齐，还是以西医为主，中医失去了自己的特色，这样做的结果加速了传统中医的消亡，这也是中医古籍整理、研究与利用工作发展迟缓的一部分原因。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外语成了一门适用于任何专业的必修课，任何一个想求得学位或职称的人，必须要过这道门坎，而不论有用没用。博士、硕士学位总共有两三年的时间，却有几乎一半的时间被外语占去了。对于象中医学、中国的文、史、哲、文献整理等专门学科来说，传统的训诂学、校勘学、版本目录学等学术素质及古代汉语综合素质的养成，似乎比外语能力的培育更为重要。遗憾的是，现实却不是这样，外语日渐成为显学，不论评职称还是考学，对于古汉语的要求逐年松弛，学外语固然能对促进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起一些作用，但是时光耗费在外语上，自己的专业却没有深入研究的功夫了。学好外语又拿什么与人家交流呢？况且外国人对于汉学的研究，直到今天还停留在隔岸观火的层次上，终不如中国人自己对自己的学说体系、思想方式了解得深刻，又与外国人交流些什么呢？笔者这样讲绝无夜郎自大之意，而是希望国人能够真正实事求是地善待祖国的传统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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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古籍的合理整理是中医传承的有力支持.
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中国人原本是以象思维为主要特征,是与西方不同的思维体系,也因此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文化,在吸取西方文化的同时,千万不要邯郸学步,况且谁代表人类文化的主干,是需要历史来评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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