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儒家思想和《内经》——《<内经时代>补注》
《<内经时代>补注》补注赵洪钧著 金栋补注第五节儒家思想和《内经》金栋按：本节讨论儒家思想和《内经》的关系。但是，由于有人错误地认为，《内经》和道家关系密切，有必要先略说一下，儒道两家谁对《内经》的影响更大。唐代开始编纂的《道藏》收入了《黄帝内经》，有的古人可能据此认为，《内经》属于道家书。近来还有学者说：“《内经》之学，出于道家，故古代以黄帝与老子并称。”（胡天雄《素问补识》）《内经》出于道家的错误观点不必费力驳斥，看一下《汉书•艺文志》就很清楚。其中道家和方技，互不相干，完全不是一家。后世著名医家，也没有人认为《内经》出于道家。今本《内经》，虽然经过“弱龄慕道”的唐代人王冰整理流传下来，却不能据此说《内经》属于道家书。如果说《内经》中有道家思想，那是对的。今本《内经》把道家思想较多的的《上古天真论》作为第一篇，就是王冰重新编次的结果。先生说：“现本《内经》显然把道家思想排在最前面”，以示尊崇。其实，也不过是王冰尊崇而已。因为，对《内经》体系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思想。先生说：“《内经》体系中，有以下四个自然哲学理论。即：①阴阳学说②五行学说③天人相应学说④气和气化学说。”以上四个自然哲学理论，都被汉代儒家全面吸收而且是两汉的主流思想。汉儒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汉书·五行志》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正是他促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局面。董氏的代表作《春秋繁露》就充斥着阴阳五行和天人相应思想。正如近代人梁启超所说：“两汉所谓今文家经说，其能脱阴阳五行臭味者十无二三，大率自仲舒启之。”所以，可以毫无疑义地断言：《内经》体系受董仲舒思想的影响最大，因而带有典型而深刻的汉代儒家思想烙印。
先生在第四节已经指出：“阴阳五行哲学在汉代占统治地位，最盛行。《内经》的成书时代不应提前到汉以前去”。本节最后又强调了这一点。先生说：“本节原想多举几例，看看汉儒是怎样把儒经阴阳五行化的。惜乎内容太多。好在己引过近现代许多专家研究的结论，约己能说明汉代阴阳五行说之盛行。秦以前则大非如此。《内经》专家或古医史专家，最好念念汉儒的经说。如此便决不会相信，用阴阳五行全面统帅医理的《内经》会成书于汉之前。这并不排除单用阴阳说、五行说、经脉说，或不大成熟的阴阳五行合流说，讲医理的文字会出现于战国。”尽管如此，先生并不认为《内经》是儒家书，也不认为《内经》之学出于儒家。正如当代西医理论书，无不全面涉及数理化，但它们还是医书。本节有先生的一大创论，即五脏附五行来自儒家《月令》和古祭礼。此论文字精彩而严密，显露出先生超人的睿智、想象力、创造力和驾驭文字的高水平。故李建民先生评价说：“赵洪钧具备大陆第一代学人的格局。他的文体与思路的出现，预告了中国医史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就要复活。”先生还用通俗、流畅、简练的文字扼要介绍了“今古文经学和《内经时代》”，附在本节末。此文也给人以胜读十年书的感觉。
一、五行相生说的完成【原文】首先，本节还是把儒家五行相生说讲清为好。文献中最先提出五行相生说⑴系统的是西汉大儒⑵董仲舒所作《春秋繁露》⑶。《四库全书总目》⑷对此书的作者是否董氏有怀疑。①查其思想体系确与董氏无异。近代学者怀疑者已不多。本书引用《春秋繁露》均据苏舆⑸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本。【自注】①《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九《经部·春秋类·附录》云：“其书发挥《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阴阳五行。考仲舒本传，《蕃露》、《玉竹》、《竹林》，皆所著书名。而今本《玉竹》、《竹林》乃在此书之中。故《崇文总目⑴》颇疑之，而程大昌⑵攻之尤力。今观其文，虽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极理。要言之，非后人所能依讬也。”【补注】⑴崇文总目：书目名。北宋景祐中王尧臣等编辑。“崇文”指崇文院，为当时宫廷藏书处。全书六十六卷，著录藏书三万零六百六十九卷。原本已佚。清代纂修《四库全书》时，据天一阁所藏不完整抄本及《永乐大典》引文辑为十二卷。后经钱东垣、钱侗等续辑并考释，编成五卷，补遗一卷，为今通行本。（《辞海》）⑵程大昌：（1123～1195），字泰之，徽州休宁（今属安徽）人。南宋政治家、学者。高宗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进士。二十六年，除太平州教授。二十七年，召为太学正。三十年，迁秘书省正字。孝宗即位，擢著作左郎，历国子司业兼权礼部侍郎、直学士院。庆元元年卒，年七十三。谥文简。有《程文简集》二十卷，已佚。今存《诗论》、《演繁露》、《考古编》等。事见《周文忠公集》卷六二《程公神道碑》，《宋史》卷四三三有传。（百度百科）董仲舒略早于司马迁，是景武时代⑹人。他的儒学有什么特点呢？《汉书·五行志》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⑺，景武之世，董仲舒治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⑼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⑽，与仲舒错⑾。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已乖矣⑿！言《五行传》又颇不同。”《史记·儒林列传》亦略同此说，不再举。《汉书·五行志》就是董仲舒、刘向、刘歆及其他五家的阴阳五行⒀历史观异同书。本节不谈其异同。以上引文明确指出，董仲舒首先用阴阳（实即阴阳五行）说统帅儒学，是值得重视的。
【补注】⑴最先提出五行相生说：顾颉刚说：“五行相生说，始见于董仲舒书。”（《古史辨自序·下册·五德终始说的政治和历史》）金栋按：同时代的淮南王刘安《淮南子》亦有五行相生说。先生认为，《春秋繁露》一书要早于《淮南子》。但钱穆说：“其实五行相生，是上举‘五行相次转用事’的说法，他们本只说时月政令，并不是说五德递王；用五行相生来配搭上五德递王的，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有过，以前有否不可考。《春秋繁露》第五十八为《五行相胜》，第五十九即为《五行相生》。《五行相生篇》里说：东方木，南方火，中央土，西方金，北方水，天地之气，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这些话是承《吕览》、《淮南》而来的，便是‘五行相次转用事’的说法。……董仲舒书里讲五行，无宁说是《吕览》、《淮南》一路的气味多些。……五行相生说自《吕览》、《淮南》五方色帝而来。”（《古史辨自序下册·附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的政治和历史>》）
⑵大儒：亦名鸿儒。“旧时指学问渊博而著名的学者，儒学大师。”（《汉典》）《公羊序》疏引《繁露》云：“能通一经曰儒生，博览群书号曰鸿儒。”
⑶董仲舒所作《春秋繁露》：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就是他对公羊学的一种阐释。而“繁露”之名，南宋《馆阁书目》解释说是篇名，因董仲舒“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数十篇”，因此总其名为“繁露”。至于“繁露”本身的意思，《馆阁书目》说是“冕之所垂也。有联贯之象。春秋属辞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诸此”。（叶平注译《春秋繁露·前言》，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南宋《馆阁书目》云：“《逸周书·王会解》：‘天子南面立，絻无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联贯之象。’《春秋》属辞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诸此。”《史记·索隐》及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说同。程大昌《书秘书省繁露后》云：“牛亨问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缀玉而下垂，如繁露也。’（见《博物志》）则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从假以名书也。以杜乐所引，推想其书，皆句用一物，以发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第一》）繁露，即帝冕前后所悬的玉串。
⑷《四库全书总目》：清政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纂修成一部规模庞大的丛书，名叫《四库全书》。在纂修其间，对採入《四库全书》的书籍和一些没有採入的书籍，都曾分别编写内容提要，后来把这些提要分类编排，汇成一书，就是这部《四库全书总目》（又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了纂修《四库全书》，当时在北京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称为“四库全书馆”。每当一部书籍校订完成，就由馆臣拟写一篇提要，放在书的前面。提要的内容，除了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外，还要“列作者之爵里”，“考本书之得失”，以及辨订“文字增删，篇秩分合”等等。各书前面的提要在在编入《总目》时，又经过较大的修改补充，最后由总纂官纪昀和陆锡熊综合、平衡，并在文字上加以润饰。纪昀在四库全书馆内最久，提要的整理加工，也以他的力量为多，因此，这部《总目》虽然以乾隆第六子永瑢领衔编撰，实际上却是纪昀总其成的。《总目》全书共二百卷，按中国古代传统的分类法，分经史子集四大类，每一大类又分若干小类，其中一些比较复杂的小类再细分子目。每一大类、小类的前面有小序，子目的后面有案语，扼要地说明这一类著作的源流以及所以分这一类目的理由。每一类的后面，还附有“存目”，“存目”中的书籍，是经纂修官们校阅，认为价值不高，或它们的思想内容有对封建统治不利，因而不会收入《四库全书》中的。《总目》首卷还分列乾隆的所谓“圣谕”，四库馆臣上的“表文”，以及“职名”、“凡例”等，大致记载了《四库全书》和《总目》的纂修经过和编写体例。《总目》对书籍的评价，是从封建主义的观点出发的。它一方面标榜当时盛极一时的“汉学”，其中有些提要偏于琐屑字的考证；一方面又宣扬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理论基础的孔孟之道，提要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尽同意程颐、朱熹的意见，但实质上还是恪守程、朱理学，而对某些不合封建正统思想的著作竭力攻击。另外，一部分提要在涉及国内少数民族的地方，对他们表示了蔑视的态度；涉及对我国一些友邻国家的记载，又流露出封建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这些都是书中的糟粕，应该加以批判。但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总目》的另一方面。《总目》著录的书，据我们这次整理时的仔细统计，收入《四库全书》中的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中的有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这些书籍，基本上包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尤以元代以前的书籍收辑更为完备）。这一万余中的书籍，每一种有介绍其大致内容的提要，而且又有系统的分类编排，这对于我们了解古代的各类著作提供了不少方便。另外，当时参加纂修《四库全书》和编写提要的人，像戴震、邵晋涵、周永年、姚鼐等，都在某一方面有所专长，《总目》中对于一些古籍的考订，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当时的研究成果，订正了前人的某些缺失（《总目》的考证也仍有不少粃谬疏漏，可参考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等书）。因此，《总目》作为一部较有系统的、内容比较充实的书目工具书，它对我们今天还有查阅参考之用。（《四库全书总目·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⑸苏舆：（1874-1914），字嘉瑞，号厚庵，今平江县童市镇人。幼年随父苏渊泉读书，补县学生员，稍长，入长沙湘水校经堂肄习，又从王先谦受学，为王氏得意门生。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选拔贡。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入翰林。后出游日本东京，参观学校，寻访日本邮政、电信行政实况，停留数月而归。三十二年，纳资为分省补用道，经邮政部尚书陈壁奏请内用，补邮政部郎中，至清廷被推翻时去职。民国成立后，苏以国政败坏，不可收拾，心怀抑郁，肺病加剧，次年病死于原籍。著有《春秋繁露义证》、《校定晏子春秋》等。（百度百科）
⑹景武时代：指汉景帝刘启（前156～前141）、武帝刘彻（前140～前87）时代。据《辞海》记载，董仲舒约生于公元前179年，约卒于公元前104年。然据当代学者许抗生等考证认为，“董仲舒生于前195年，而去世于前118～前115年之间，享年约八十岁”。（许抗生、聂保平、聂清著《中国儒学史·两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⑺承秦灭学之后：指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