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御医”张简斋
1941年夏天，宋美龄在重庆时患了胃病，她的胃病是少年时在美国读书留下的宿疾。只是多年来生活在优裕环境中，保养甚好。抗战期间到了重庆，由于水土不服，加上日本飞机不时轰炸，宋美龄难免情绪紧张，突然胃病复发。这次病情来势凶急，吓得医官们每天都守候在重庆城外的黄山官邸“松厅”里，用尽所有医药也不能治好她的胃病。
蒋介石为之焦灼不安，把重庆所有著名的西医都请遍了，病情仍然不见好转，“这样，蒋介石为宋美龄的胃病几乎愁断了肝肠。”这时，有人提醒蒋介石说：“可不可以请中医来为夫人治疗？”蒋介石也拿不定主意，只好让宋美龄自己决定。
宋美龄从小生活在美国，她相信的医生绝大多数都是西洋医师，几乎无一不是在美国留学的著名西医。对于中医，宋美龄从来没有接触过。“尽管从心里对中医将信将疑，但她那时的胃病已到无药可医的地步，所以只好听信蒋介石和身边幕僚侍从们的建议，派人亲往磁器口秘密寻访中医张简斋。”
南京沦陷之后，名医张简斋也从南京来到重庆，在山城磁器口附近开了一家铺面不大的诊所。张简斋为民国时南京“首席名医”，中医界有“南张北施”之说，即南方的张简斋，北方的施今墨，俱为国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医名盛极一时。擅治内伤杂病，对一些疑难病症，确能手到病除。军政官商大员求诊者门庭若市，“为南京中医界之冠”， 时人称为“御医”。日门诊一、二百人，有时双手诊脉，同时口述第三人处方，从无舛错，金陵传为佳话。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曾亲题“当世医宗”一匾赠与张简斋。
张简斋来重庆后接连治好了几个难治的重病，被誉为“三剂药”，意思是说常常3剂药即可愈病。其中蒋介石一位侍从的家眷，得了重病经张简斋治愈，因此经他向蒋介石举荐，方才引起蒋、宋夫妇的重视，于是决定请张简斋诊治。
几个副官带着全副武装的宪兵请张简斋前往城外给一位重要病人诊病，张看出对方来头不小，到黄山别墅见了患者，才发现原来竟是蒋夫人宋美龄！
经他一番望闻问切，发现宋美龄的胃病确实与众不同，并不像普通胃病患者那样疼痛难忍，只是无法进食，并伴有咳嗽之声，间或痰中还有一些脓血。经过辨析说道：“夫人的病乃是胃痈，如果成脓以后便更不好医治了。”
宋美龄听了更为紧张，她不明白胃痈究竟有多严重，心忽然悬了起来。急问是否可以用中草药医治。
张简斋急忙拍胸表示：“请夫人放心，我保证三剂草药大病可愈。”果然是重庆城里有名的“三剂药”！宋美龄也不得不相信了。
于是张简斋当即处成一方，以“千金苇茎汤”为主治之，处方是：桃仁、薏米、冬瓜仁、瓜蒌、丹皮、酒制大黄、甘草等，三煎而服。
初时宋美龄对张氏将信将疑，后来在身边人的劝说下才试着服用。三剂药服下后，果然感到胃中舒服了许多，而且咳嗽与痰中夹血的症状也倏然不见。张简斋趁机再出一方，乃是：冬瓜仁、薏仁、丹皮、甘草、白术、橘白、生扁豆、石斛、竹叶等等。
宋美龄虽然厌恶苦涩的中药汤，不过她发现张简斋并非寻常混迹江湖的郎中，而是一个医术独到的奇医。于是接连服用了几剂，胃热渐渐消除，不久便痊愈了。
从那时直到晚年，宋美龄的胃病一直没有再犯。蒋介石的侍从人员王正元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当年笔者供职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时，就听说宋美龄患有严重的胃病，蒋介石身边的高级医官吴麟逊博士悉心治疗，收效不大，遍请渝市名医治疗，病情仍无明显起色。及至后来卧床不起，只能食些少量流汁，本来准备赴美就医，然时局危急，迟迟未能成行。……张简斋治愈蒋夫人病后，名震朝野，誉满山城，不用说，他的诊务更加红火。但是，张简斋不但医术精湛，而且医德非常高尚，尽管医务繁忙，却从不加诊费，并对赤贫者送医送药。”
耐人寻味的是，1964年12月宋美龄在致张学良将军的信中，还提到这件事，对中医和草药颇多赞许，她说：“近来关节痛发作，每日折腾我苦不堪言。振兴医院医生想尽办法，均不见效。所幸有人介绍黄医生来诊，他和早年我在重庆求诊的中医（指张简斋）一样，初时也无信心。黄医生草药3剂，竞能让我腰痛减轻大半，实不曾想到。……前时听说你亦因病住院，不知有所好转否？如仍不见痊愈，不妨也请黄医生诊治。休小看草药的神力，这也是我多年的经验。”
【本文摘自《中国中医药报》2011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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