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补"民间医改是否是诊治药价虚高良方？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本报记者 文 静
重庆、万州报道
5月7日，重庆丰都县人民医院。患者杨光秀（化名）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看感冒花了54元钱，竟然还能从设在医院的一办事处领到返还的医药费7.3元。
由医药商业流通企业、药品生产企业和医院达成联盟，凡加入联盟的患者可以享受药费返还待遇，最高可降低30%-40%的医疗费，这种模式被改革者们称为“直补”。据称，其返还的药费主要来自于挤压出的医药回扣利润，以抑制药价虚高。
这种自下而上的民间医改，首次出现在国内。从3月1日实施至今，重庆市已有10家医院实行“直补”，加入该联盟的患者不下5万人。
近日，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副会长朱长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买药发钱”，对降低医药费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朱长浩也表示，这其中还有很多问题悬而未解。
直补模式
早在上月初，位于万州的重庆市三峡中心医院（三甲）就开始了“直补”试点。实施后，加入联盟的老百姓已超过了4万人。
“聚集效应”来自现金返还。一旦加入联盟，患者可以凭药费发票到医药商业流通企业设在医院的柜台处，经过公式计算，马上领取到返还的药费现金。
此外，加入联盟的老百姓还可享受医院各种检查费用的折扣优惠。太平洋保险公司也加入到这个庞大的联盟，向患者提供5万元至20万元不等的意外补偿，1万至7万元不等的意外医疗住院费用报销。
获得直补费用的患者，同样还可以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获得农村合作医疗的权益。
参加联盟的医药商业流通企业是重庆长龙实业集团，“直补”概念由其董事长刘群率先提出。该集团拥有22个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金4100万元,净资产2.5亿元。
“直补”的核心在于返还医药费，而这笔钱从何而来？
刘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直补”费用来源于控制药品在流通使用环节中的费用。即把厂家费用和利润控制在10%以内、商业企业利润控制在10%以内，以及医疗机构利润控制在20%以内余下的费用。最后，长龙集团通过设在医院的办事处，直接把它返还给患者。
以药品的社会平均价格为准，其计算公式为直补率=÷N×100%。N为零售价，J为进价，N×10%为商业利税费，X为增加折扣，（20+X）%为医疗机构所需折扣。经测算，“直补”总支付费率为13.6%。如患者在医院的药品支付费用为100元，就可返还药费现金13.6元。
为什么要通过“直补”来实现药费下降？
刘群说，进入联盟的医院，药品都是严格按照国家定价来卖的，不能随便降价。所以，他想到了由医药流通企业出面，通过返还医药费给患者的方式变相降低药费。
两年前，刘群托管过丰都县人民医院和重庆垫江县人民医院的药房，由长龙集团将一定比例的销售额返还给医院，后来南京市大力推广。这种方法也没有临床促销费、开单费，控制了大处方；他认为，实行“直补”，老百姓获得了更大的收益。
挤压厂家利润
“直补”医改，实质就是挤压上中下游的空间。那么，作为医药链条的第一个环节，药厂凭什么愿意割自己的肉？
一般来说，药品到老百姓手中的“生态链”是：药厂-全国总代理-大地区代理-省级代理-地市级代理-医药代表-医院药事委员会-药房-医生。发生关联的机构还有新药审批代理机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物价局、卫生局、药品招投标机构等。不少药厂为了把药卖进医院，不惜常年派出医药代表多方公关，每年花的“公关费用”以亿元来计。
“减少其打点‘关系’的费用，实行薄利多销，就是很多药厂愿意加盟的主要原因。”刘群说。
今年1月底至2月初，以“召开药品流通改革座谈会”的名义，发起者长龙集团向全国1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发出邀请。2月24日，汕头金石药业、江苏恒瑞药业、重庆药友制药等数百家企业代表相继赴约。在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后，参会企业全部接受了“直补”方案，并签署了合作协议。
刘群认为，这几年药品进行集中招标，不少药品生产企业花了很大代价。政府的初衷是想把医药费降下来，在基层反而导致廉价药品的恶性竞争和高价药品的关系竞争：廉价药品由于价格被搞得太低而退出了医疗市场；厂家和商家纷纷去生产、代理销售高价药品，想尽办法搞成单独定价药品、特殊剂型和特殊规格的药品，其目的就是想尽办法搞通关系而高价中标。
这种恶性竞争让药企深受其害。有资料统计，目前全国各类医药企业大约1.6万余家，但年营业额超过2000万元的不足400家，利润仅为6亿元，平均利润不到1%，销售成本却高达12%。
刘群认为，如果能搭建一个药品流通平台，让药品在没有临床促销费和其它费用的情况下，顺利进入医院并直接进入临床使用。比如参加“直补”联盟的药品，有的就可以不通过招投标机构直接进入医院。据介绍，建立联盟后，签约药厂可以在相当长时间内从医院获得稳定收益。
据了解，目前，全国已有1000余家制药厂进入该联盟。
控制医生的笔
既然医药回扣的源头被截，那么作为中间环节的医院和医生，如何来收手？
3月初，三峡中心医院院长李庆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加入直补联盟，医院并没有捞到任何好处。但从长远来看，把回扣水分挤掉、药费降下来，到医院来看病的患者就多了。”据了解，三峡库区公立医院多达5家，竞争异常激烈。
为了实现患者的药费返还到位，李庆平从管好医生的“大处方”入手，来挤掉医药回扣利润。
从3月1日起，三峡中心医院在全国首家采用药品化学名开处方，不准用商标名开处方，目的是控制医生的笔，让医生无法获得回扣。记者在该医院外科看到，医生开的一张处方上写着“复方地塞米松软膏”，而不是以往的“皮炎平”。据医院药房有关人士称，通过化学名拿药，电脑可随机选择一个品牌，医生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由哪个厂家生产。
斩断了医生索取回扣的渠道，这一利益群体的反应如何？记者在三峡医院采访时，大多数医生选择了沉默。 关注中国民间医改
山雨欲来风满楼。从下定决心打破同行业潜规则那天起，主营药业的重庆长龙实业集团的董事长刘群,在屡屡挑战医药行业弊端并公开抨击医药招投标黑幕之后，自嘲再次做好了“牺牲”自己和企业的准备。
从3月1日起，长龙联合全国1000余家制药厂及流通企业、重庆10余家医院、太平洋保险公司和民众共同构建的“惠民中国医疗行动”联盟正式实施。其联盟的核心计划就是用“药费直补”的模式直接降低群众的医疗费用。让刘群产生壮士断腕式感慨的是，既得利益格局已经被触动，参与者似乎已经没有退路。
当看病难、看病贵成为社会关注焦点问题之后，这种自下而上推动的民间医改能为民众或者整个医疗体制带来什么？
联盟下的药费直补
3月1日，惠民医疗联盟在重庆万州区(副省级)的重庆三峡中心医院(三甲)正式启动。到3月2日，仅万州区加入联盟的民众就已经超过了4万人，群众排起长队等候加入。这一引起极大反响的行动得到了当地主管卫生系统的区委副书记和宣传部长，区卫生局局长的首肯和支持，重庆一些市县党政领导也率团前往取经。但令人意外的是，重庆市卫生局却无一个代表参加。
同期加入联盟的还包括重庆主城区的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等10家医疗机构。按惠民医疗联盟的大胆预计，本年内将直接惠及2000万民众，两年内，加盟的医疗机构将覆盖全国大部分城市，加入联盟的民众将超过2亿人。
按照惠民医疗联盟的章程：对加入联盟的民众会员，除直接享受到医院检查费用不同折扣的优惠外，还可以直接享受到药品的费用直补。药品扣去厂家生产成本及其各个环节税收后，把厂家费用和利润控制在10%以内，商业企业利润控制在10%以内，医疗机构利润控制在20%以内，余下的费用直接返还给患者。经测算，直接补给患者的药品总支付费率为13.6%。如患者在医院的药品支付费用为100元，凭看病的药费发票，可以直接到联盟设在医院的办事处获得现金13.6元。
与此同时，会员还可以享受到保险公司提供的5万元至20万元不等的意外补偿和享受1万至7万元不等的意外医疗住院费用报销，并享有医院的绿色通道服务。考虑到特困和危急人群，惠民医疗联盟还出资建立了用于这两类人群的救助基金。参加联盟的会员，其获得的权益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农村合作医疗的权益并不冲突。惠民医疗联盟的全部会员可以跨区域流动，在不同区域的医疗机构可享受到完全相同的服务。
13.6%的直补费用，“实际上是把以前给医生，医药代表和用于医药招投标环节中的费用拿出来给了患者，通过惠民医疗联盟，这些环节全部被取消。”刘群坦言，药费直补形式，规范了药品混乱的流通秩序和使用秩序，但对国家制定的药品价格改变却不是惠民联盟机构所能及的，所以，直补必须以国家定价为基础进行。
通过联盟机构的限价(直接让利给会员)、开放的物流平台，药商生产的质优价廉的药可以不通过招投标机构直接进入医院，所有签约加盟的医院，将全部驱逐医药代表，作为加盟的医药企业，不向签约医院派医药代表也作为自律的一项硬性规定。
同时，为杜绝医生拿回扣，医生开方全部用药品的化学名，所产生的药费通过惠民医疗联盟开发的计算机系统单独结算，如“皮炎平”只能开成复方地塞米松软膏，电脑自动从中选择一个品牌，医生不知道最终卖出的是什么品牌的药，从而无法获得回扣。通过这一系统，患者随时可以在任何地方查询自己的医疗费使用情况，而惠民联盟机构也随时可以监控医院、医生的用药情况，如不是因病施药而是因费开“大处方”，医生与医院随时可能被惠民医疗联盟机构处罚和“质询”。
在财政对医生和医院的补贴没有改善之前，这样的约束势必会引起医生群体的反弹。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保证医疗质量？“我们将提高医生的奖金福利来解决这一问题，奖金资金的来源主要是医院和联盟内的医药企业共同出资。如果医生看的病人越多，对患者都是因病施药，医生每个月获得的奖金就相当高。”三峡中心医院院长李庆平直言，这种钱，会让医生心里更踏实。
对会员患者来讲，经惠民医疗联盟测算，通过药费直补、检查费下调、控制“大处方”，同一种病与非会员相比，在同一医院的医疗费用支付至少可以减少30%~40%。
此前有消息称，卫生部将在合适的时间取消药品在医院15%的加价。当药品价格回落到应有价值时，医院在药品销售上将出现零利润，到时候惠民医疗联盟的使命是否将终结？“零利润也是联盟的最终目标，虽然届时没有了药费直补，但是，会员享受到的其他服务并不会因此而改变。”刘群说，“其实，离这一步时间还很长。”
联盟成立前的游说
从3年前抨击医药招投标黑幕开始，刘群就一直在寻求看病难、看病贵的破解之道。作为业内之人，刘群认识到，“不管是医院还是企业，想要改变药品定价这一根子问题是我们这些民间力量力不能及的，但是，我们完全有能力和条件通过解决医生之笔带来的看病贵问题，关键在方法。”
“组建惠民医疗联盟，对老百姓实行药费直补”能不能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2005年11月，这个思路突然蹦出后，刘群立即在公司小范围内组织人员进行了论证，并对方案进行了设计。
3个月后，方案成型。虽然对方案充满信心，但在没有施行之前，刘群心里依旧没有底。对这样一个改革措施，医院、药业生产企业、流通商是否接受并自愿加入来组建这样一个民间机构？这是刘群在方案正式启动前必须弄明白的关键问题。于是，对医院和药业企业的游说和摸底开始。
通过多方分析，刘群把重庆市卫生局直属的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作为第一家游说的对象。“在去之前，我给院长联系了。电话中不敢谈真实想法，就说我们想组织一个活动，希望得到医院方面的配合，在谈判的时候，希望医院班子领导都能参加。”刘群说，医院方面很配合，结果班子成员全部到齐。
据了解，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每年的业务收入为几千万元，年门诊病人只有20万人左右，在重庆三甲医院中，均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与自己的辉煌时期更是不能相提并论。在向院方交底前，刘群谈到了医院的CT、核磁共振等医疗资源过剩及病员资源严重不足与大部分民众生病不愿进医院的现实对比，最后，抛出了惠民医疗联盟方案，并阐述了其方案对各方面的利益影响。刘群的分析打动了正在苦思提高业务收入的公选(公开选拔)院长刘松涛。虽然到发稿时当地主管部门一直没有对双方的协议作出批复，“但这并不影响三院加入惠民医疗联盟的决心。”该院一位人士说。
接下来，刘群又前往万州区、丰都县、南川市等地进行游说，并得到了当地政府及其医院的支持，合同协议顺利签署。短短几天时间，同意加盟的医院就达到了10家。
在争取医院加盟的同时，与医药企业的谈判也在同步进行。2006年1月底至2月初，刘群以“召开药品流通改革座谈会”的名义，向全国与长龙集团有联系的1000余家药品生产企业发出了邀请函。
2月24日，汕头金石药业、江苏恒瑞药业、重庆药友制药等数百家企业代表相继来到了长龙公司。下午4点30分会议开始后，让与会代表感到意外的是：主办方长龙药业集团发给参会代表两份资料：一份是国家打击腐败的文件，一份是当地一张报纸，上面刊登了两则新闻，一是国家将严惩商业贿赂，一条新闻是一家医院院长医生涉嫌受贿被逮捕，被逮捕的还有医药代表。
刘群称，前面一个小时，我让大家一块学习文件，并抛出了惠民医疗联盟的构想。预料之中，方案刚一抛出，即刻遭到了参会代表的强烈反弹。代表反对的意见有：“企业的利润得不到保证”、“将会得罪很多人，药品的销售将会受到影响”、“在联盟中，企业的生存问题”、“联盟之间的透明度如何解决”等等。
面对代表提出的问题，刘群并没有急于辩驳和回答，等每个代表都充分表达意见后，刘群出场了，“作为药业生产商，大家心里非常清楚，在药的销售过程中，大家都做了哪些事情，而这些都是违法乱纪的事，大的政治气候和企业目前的生存环境都不允许再这样继续下去，改革成为必然。”
陈述当前医改各个环节利弊后，刘群开始为农民诉苦，重庆市某县一个老人在县医院看病花掉了1000元，而最后报销得到的总费用仅为1元。医院开了那么多不在医保用药目录里的高价药，老人差点去自杀。从药业企业利益到百姓疾苦，刘群全面剖析存在的问题后，抛出了药品直补能解决各方利益的改革方案。到7点30分，几百名参会代表全部接受了惠民医疗联盟方案，并签署了合作协议。
游说医院、医药企业成功后，为给民众的医疗提供保障，刘群又将保险公司拉入联盟队伍，至此，惠民医疗联盟构建基本完成。
两大阵营的较量
试点刚开始，刘群已经感到了压力，因为其设计的药费直补模式彻底打破了医疗领域铁板一块的利益集团格局。
一般情况下，一个药品到老百姓手中要经过这样一个流程：药厂——全国总代理——大地区代理——省级代理——地市级代理——医药代表——医院药事委员会——药房——医生。这一过程中前后，发生关联的机构还有新药审批代理机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物价局、卫生局、药品招投标机构等。医疗药品服务市场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链条。长时间的相互往来，下一个环节对上一个环节或者上一个环节对下一个环节的俘获使得既得利益格局趋向刚性化。
但在惠民医疗联盟推动的药费直补中，药业企业为何要跳出原来的利益格局重建秩序？据了解，目前全国各类医药企业大约1.6万余家，但年营业额超过2000万元的不足400家，利润仅为6亿元，平均利润不到1%，销售成本却高达12%。长期的恶性竞争和潜规则下的利益网络同样让很多企业很受伤。而在新的利益格局中，缺少中间交易环节后，厂家的利润被保证在10%，“背叛”也在情理之中。
而医院的加盟同样是博弈的结果。首先是医院本身的利益在联盟中与以前一样，没有受到损害。其次，大部分省市的医药招投标都是被省级卫生部门和招投标机构操控，尤其是卫生部门管辖的直属医院，不仅药品招标，有的连基建工程、办公设备购买等都是卫生局一手包办，医院领导在潜规则利益圈中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相对而言，市县卫生主管部门在药品招投标中发挥的空间不大，大多是执行者。而对地方政府来讲，因不在利益圈内，对医院加盟完全持支持意见，因为这不仅可以让老百姓可以看见实实在在的利益，还为缓解社会矛盾提供了一个释放的通道。基于这种微妙的利益关系，部分医院加入惠民医疗联盟也就不难理解。
同时，通过药费直补模式，也将在医疗服务体系中处于弱势利益地位的普通民众整合进来。薄利多销下的大数法则效应，会让加盟企业和医院获得更多稳定受益，对未来前景的良好预期无疑是让医院和药商倒戈的另一重要原因。
通过对利益的重新分割，药业生产企业、部分流通商业、医院、民众组建了共同的利益阵营，并且充分占有了市场竞争必备的生产、技术、服务、市场等主要元素。分割后，原来的利益格局就剩下属于“中介掠夺层”的部分药商和部分医院，以及他们极力想去俘获的部分官员和政府机构。随着政治大气候的变化，他们也将会受到限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风险不存在，“我不怕来自市场的风险，最大的风险来自政治风险。”刘群说，药费直补已经触及到医改的深层次矛盾，公权的“打压”随时可能袭来。
据刘群透露，在正式启动惠民医疗联盟前夕，当地一名官员曾当面告诫他：你这样搞，会损害一些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你要考虑后果，坚持搞下去，有一天你会后悔。几乎同时,卫生系统某官员曾向他大声吼叫:“你这样搞，我们的药品招标怎么办？大家还怎么生活？”
不知是否纯属巧合，在惠民医疗联盟启动的第二天，重庆市工商局经侦总队派人来到了长龙实业集团，据该集团一副总透露：“工商局执法人员已接到举报，说我们惠民医疗行动涉嫌商业贿赂，要对我们的资金来源情况等进行调查。”执法人员随后带走了惠民医疗联盟中其中3家合作医院的部分资料。3月3日，工商局执法人员否认了是以“涉嫌商业贿赂”进行调查的说法，称是经人举报后以涉嫌不正当竞争名义进行的调查，当天，执法人员将带走的资料全部退还给长龙集团。
现在还无法对惠民医疗联盟推动的这场民间医改的未来作出客观预判，但是，由此带来的竞争效应已开始出现——就在该活动启动的第一天，重庆市卫生局宣布多家市级医院推出平民特困病房，有些项目的费用降幅高达50%，前所未有。(记者 程必忠 发自重庆)
“惠民行动”如是说--对话刘群
□本刊记者 程必忠
从同业者到叛逆者，重庆长龙实业集团董事长刘群在医药行业显得有些另类，因言语中时常透露出“忧国忧民”的情绪而被同行嘲笑——“刘群能拯救天下百姓？那就把他生产的药直接送人啊！”
2006年3月，刘群终于推出了中国惠民医疗行动。“我在这个行业浸淫多年，对行业内幕了解太深。我并不是为自己的利益来做这些事情，我不缺钱，但是我有责任把真相告诉大家，并想办法减轻民众的一些痛苦。”
3月1日，本刊记者就此与刘群进行了一场对话。
“根子在定价，问题在笔下”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国家有关部门多次推行药品降价，似乎效果不大，你在药品行业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群(以下简称刘)：降了多少次我记不清，号称一降就是几十亿到几百亿，但民众医疗费用依然高，政府看不到效果，民众得不到实惠。不知道有关部门想过没有，药价与药费，药费与医疗费根本就不是同一个概念，药价是药品价值的表现形式，药费是医师开处方的杰作，医疗费则是民众治病费用的总和。三峡中心医院庆平院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根子在定价，问题在笔下”，一句话道破医药费用高的原因是处方开出来的。
《南》：药品降价，但医生那支笔没管住，所以药费降不下来，是吗？
刘：对，这涉及过度医疗服务、过度检查、过度用药的行为。什么叫过度？我手上有一个处方，但我已经处理过，去掉了上面的医院和病人的名称。病人临床症状是发烧，住了9天院，但什么病都没查出来，几天后病好了，花掉了4237.11元，其中花掉药品费2284.27元，医保基金承担了1720.91元，病人自己承担2516.2元。我查看了所使用的药品，带处方费的有兰索拉唑片77.06元、盐酸左氧氟沙星分散片44.02元、盐酸咪达唑伦注射液23.9元、异丙酚注射液68.84元、鱼腥草注射183.52元、注射用法莫替丁329.42元、注射用加替沙星666.4元、注射用头孢哌酮舒巴坦钠621.6元、对乙酰氨基酚缓释片20.09元，累计金额为2034.85元，带方费的药占了90%。如果这些药没有带方费，医生会这么开吗？这样开民众怎么看得起病？再有，我一个朋友6个月大的小孩去医院看病，症状是发烧、咳嗽，医生用上了抗生素的输液，还开了一大包药让他带走，花了好几百元钱。我建议他用一支双黄连注射液和病毒唑注射液，打开之后加一点糖口服，再用一点小儿肺咳颗粒，当晚就见效了，只花费 20多元。
《南》：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情况？
刘：是医院要这么做吗？不，医院不愿这么做，但不这么做医院就没有收入来源，医生就没有工资和福利。因为财政部门资金自筹的政策(投入逐年降低)没有为医院的生存和发展兜底，物价部门又没有给医院相应的、适合的“劳务政策”。医院的业务收入曾经连退休人员的工资都无法保障；医生的劳务收入仅限于一个几元钱的挂号费。在打开一个电视机盖的开箱费也要花几百元的今天，医师打开一个肚子(腹腔手术)却几乎没有收入，医疗机构被迫多做几次检查、多开点药弥补收入不足。这是医疗机构对财政和物价政策顺应的必然结果，加之游戏规则的不规范，使得医药市场秩序混乱，促销花样层出不穷，高价医用品和药品在临床中大量使用也成为必然。在第二个“必然”对第一个“必然”的直接推动和催化下，看病贵、看病难问题被彻底推向高峰。这时，不健全的医疗保障制度、过高的门槛费，以及小病不保、高额风险不担的、不懂得大数法则和保险精算、处在简单操作和保险目标不明境地的保险政策渐显弊端，绝大多数民众看不起病变成了真正的现实。
药品集中招标的悖论
《南》：药价高直接导致了看病贵，国家的药品招投标难道就没有作用？
刘：许多地方搞了多次药品集中招标，想通过把药价降下来的办法降低医疗费，但效果怎么样呢？这一办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流通使用秩序中出现的问题，反而主导了廉价药品的恶性竞争和高价药品的关系竞争，结果是“低退高进”。廉价药品在恶性竞争中由于价格被搞得太低从而退出医疗市场，厂家不生产，商业不营销，医院不使用。生产销售廉价药品的厂家、商家纷纷转而生产、代销高价药品，想尽办法去搞成单独定价药品、特殊剂型和特殊规格的药品，其目的是在招标中想尽办法搞通关系而高价中标，全国的医药工商企业每年花费上亿元的费用围着招标转，围着招标机构和管理招标的有权人转。
《南》：招投标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
刘：结果显而易见，医疗机构在临床使用中都用上了高价药品——即有处方费的药品。医师因费而用药，不是因病而施治，处方越开越大，一个小病就会花掉几千上万元。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医疗机构的药品中90%以上是带费的药品，医疗机构的管理者非常头痛，又没有办法，哀叹社会公德之风每况愈下，整个堕进了一个“不和谐”的环境之中。
集中招标在药品的流通中增加了一个新的流通瓶颈，构筑了一个新的药品流通关系网。这个网自上而下构筑，厂家、商家的药品要进入医疗机构必须先中标，要想中标，就必须打通这个关系网。厂家增加了成本，商家增加了费用，国家减少了税收，药品正常的生产和流通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正常的药品流通的合理价格体系处于混乱状态，使药品的价格既不能反映其价值，也不能反映供求关系。
为了顺应潮流，厂家和商家只好变着法儿抬高药价来促进销售，拿出高额的费用来促销高价品种，从6年前的一般学术推广——发点误餐费，到现在按品种、按处方支付10%~40%不等的开单费，甚至更高。廉价的药品从医疗机构中基本上彻底退出，药品集中招标以损害廉价药的使用和没有关系的企业的利益和民众的健康为代价，成了高价药进入医疗机构使用的保护伞。
端上一盘药费直补的新菜
《南》：怎么会想到搞惠民联盟呢？
刘：多年来我一直在想，用一个什么办法解决这个体制上的大“毛病”，让工业有利润，商业降费用，人民获利益，国家获税收。2002年，我有了初步想法，但我没有找到可操作的点，我曾一度要求公司的助理拿出一个办法搞“长龙一卡通”，但几度搁浅，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直到2005年12月，我确定我要搞一个惠民的医疗救助行动，与医药工业、商业、医疗机构、保险公司共同结成联盟，以“会员制”的形式共同分解民众就医困难，并提出对就医民众实施检验费和检查费让利以及实施医药费直补的构想，形成“民众得利益，医院有效益，医药工业有利润，药商降费用，廉价药有市场，高价药丢处方”的共赢局面。我给它取名叫 “1122分享法则”。
《南》：既要降低老百姓看病费用，又要保证其他会员的利益，这能两全吗？
刘：我们的计划是控制一个上限，不是不让其他会员得利。“1122分享法则”是这样的：
第一，严格测算厂家成本，通过开放、限价的采购平台，与厂家建立友好合作的供应关系，通过沟通和合作等方式，将厂家费用和利润控制在10%以内；
第二，严格控制商业运行成本，减少流通环节，把商业费用和利润控制在10%以内；
第三，给医院留存20%的费用和利润比例，确保医院正常运转；
第四，直补人民群众20%，让群众得到实惠。
拿医院来说，虽然协议限制了它的利益，但我们的会员是流动的，医院之间提供同样的服务。你可以想象一下，医院可以吸引到更多的病人，业务量大了，收入也就上去了。所谓两全就是这个意思。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