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灭中医先灭汉字
欲灭中医先灭汉字胥荣东
梁启超、胡适等五四先锋人物是纯西化的鼓吹者，其基本思想就是扔掉自己一切传统的东西，然后换上西方的一切，也就是所谓的全盘西化，这就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困境的思考结果。就好比刚从农村来到大城市的民工，有机会吃上了方便面麦当劳，感觉比在老家的玉米碴粥好吃多了，当然营养肯定也要比农村的粗茶淡饭要好。可是当我们每天吃着不放心食品的时候，我老家的人们却在用无农药污染的粮食喂猪，用水库里天然生长的鱼虾喂鸡。
很多人都知道梁启超的死和一次失败的手术有关，当时梁启超身患肾疾，主刀医生却误把梁启超健康的肾割掉，结果导致不治。这个医疗事故，在梁启超的坚持下，其家人一直讳莫如深，直到很久以后，才被披露出来。
在此之前，胡适先生也生过一场不小的病，在西医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只好找中医治疗，几付药下去，居然治好了。奇怪的是，胡适先生对此也讳莫如深，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写了文章，简单提到过，然后就开始含糊其辞，始终不肯痛快承认此事，那篇文章也不收进《胡适文存》，到了晚年，甚至抓住有关报道中的枝节错误，矢口否认。害得胡适先生最忠实的门徒罗尔纲先生，大惑不解，不明白一直痛恨说假话的先生，为什么自己要说假话。（参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
1926年3月，梁启超因患血尿不愈转入协和医院手术，可是“割掉的右肾，并没有丝毫病态”，因此惹起许多议论，北京报纸有好几家攻击协和医院。尽管梁启超知道“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却在6月2日《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对协和“带半辩护的性质”，（6月5日致思顺）显示出梁先生的宽广胸怀，但对于其毫不相干的中医的攻击就显得莫名其妙了。他说：“科学呢，本来是无涯的……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察，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1926年6月2日北京《晨报》副刊）。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一生致力于西方文化的传播，以中医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自然成为其攻击的对象。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20年胡适突然生病了。西医没有办法，朋友就劝胡适看中医。当时正是学界“科玄论战”的关键期，胡适是科学派的主将，反对的就是像中医这样没有科学依据的“传统”。叫他去看中医，那岂不是主动放倒手中的旗子吗？然而，面子事小，性命事大，胡适最终还是答应了。来给胡适看病的是陆仲安，胡适将信将疑地喝下了他开的中药，没想到几个月后症状就消失了。再到协和医院检查，果真是好了！医生们非常惊奇，这怎么可能？谁给胡先生治的病？胡适当下就把实情说了。
这件事轰动一时。被新文化运动者认为不科学的中医，偏偏治好了新文化运动名将的病。这令新文化运动者很是尴尬。胡适也觉得很没面子，对此事不置可否。然而，救命之恩是万万不能忘记的，胡适曾在林琴南的一幅画上撰文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原来，林琴南也受过陆仲安妙手回春的益处，为表示谢意，他亲自作了一幅儒医研究经典的《秋室研经图》送上，上面还题了一篇桐城体的文言文。陆仲安别出心裁地请胡适在上面题字。胡适欣然答应。胡适在画上的题词内容为：
我自去年秋季得病，我的朋友是学西医的，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陆先生诊看，陆先生用黄芪十两、党参六钱，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全好了……现在已有人想把黄芪化验出来，看它的成分究竟是什么，何以有这样大的功效。如果化验结果能使世界的医药学者渐渐了解中国医与药的真价值，这不是陆先生的大贡献吗…… 民国十年三月三十日 胡适
1929年国民党汪精卫提出“取缔中医案”，结果引来一片骂声，当时北京“四大名医”中的两位——施今墨和孔伯华等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联合各省中医到南京请愿，并向汪精卫严正提出：找十二个病人，你们先挑六个，用西医治；剩下的六个病人交给中医治，如果我们输了，再谈取缔中医的事。孔伯华和施今墨分到了六位分别患有高烧、咳喘等症的病人。结果，中医治疗的效果十分显著，病人迅速恢复了健康。
恰在此时，汪精卫的岳母身患恶性痢疾，每天腹泻十几次，当时著名的西医请遍了，都没有什么效果。此时，有人向汪精卫推荐施今墨先生，刚开始汪精卫怎么也不同意，我现在正在提议取缔中医呢，怎么能让中医来看病？但看到奄奄一息的岳母，汪精卫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好请施先生来诊治。施先生只把了一下脉，便找到了病因，说到症状时，每言必中，使汪精卫的岳母心悦诚服。施先生当即为她开了十天的汤药，随后汪精卫的岳母问：“先生何时再来复诊？” 施今墨告诉她：“您就安心服药，三天后痢疾就会停止，五天后胃口就会好转，十天后您就痊愈了，不必复诊。”最初汪精卫和岳母都半信半疑，可病情如同施先生说的一样，渐渐好转，十天后还真的就痊愈了。汪精卫此后再也不提取缔中医的事情了。
其实这和那个年代强烈的民族自卑心理是有关的，因为中医和汉字一样，是我们民族土生土长的东西，看到这些东西马上就会产生自卑心理。这就和当年从农村考到城里的大学生会有不愿当着同学的面认农村来的兄弟姐妹乃至父母的现象一样，以至于毛泽东主席都讲到：当着别人不认，背后还是认的吗。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中医就像我们的兄弟姐妹，汉字就是我们的父母，连父母都想换的人那兄弟姐妹算什么东西。日本在二战失败后也有类似的自卑心理，以至于要找西方人“借种”以改良自己的人种。据说当年某国也曾经想从中国引进壮年男子，不过毛泽东主席没有同意。早在宋代就有日本妇女来到中国，遇到美男子就主动献身，目的是生下后代，来给日本改良人种。据宋人《清波杂志》记载：“倭国一舟飘泊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妇女悉被发，遇中州人至，择端丽者以荐寝，名‘度种’”。回鹘人也是如此，宋人洪皓在《松漠纪闻》记载：“回鹘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时，有入居秦川为熟户者。女未嫁者先与汉人通，有生数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种类。媒妁来议者，父母则曰，吾女尝与某人某人昵，以多为胜，风俗皆然。今亦有目微深而髯不虬者，盖与汉儿通而生也。”
这些当年的民族精英们只不过是要取消中医和汉字，比起要改良自己人种的某些日本人和回鹘人还是强多了，我们要有包容理解的胸怀，下面列举一下这些民族精英对汉字的态度就可以理解为何他们这样反感中医了。
钱玄同：“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字；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字”,“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字，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陈独秀：“强烈地主张废除汉字，中国文字，既难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
鲁迅：“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终将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运之道。”，“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能自己死。”
胡适：“汉字不废，中国必亡。”“象形文字的残根余孽能爬出中世纪的茅坑，多少算是救了汉字。”
吴玉章：“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经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 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应现在的时代。”，“为了根本解决文字改革问题，使汉字走上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
刘半农：“汉字不灭则中国新文化无望。”
蔡元培：“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
瞿秋白：“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必须罗马化，就是改用罗马字母，要根本废除汉字。汉字是十分困难的符号，聪明的人都至少要十年八年的死功夫……要写真正的白话文，就一定要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
吕叔湘：“现在通行的老宋体实在丑得可以，倒是外国印书的a，b，c，d，有时候还倒真有很美的字体呢。”，“拼音文字能机械化，汉字不能机械化”，“方块汉字在电子计算机上遇到的困难，好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衰老病人”，“历史将证明：电子计算机是方块汉字的掘墓人，也是汉语拼音文字的助产士。”
想不到这么多名人、国学都曾提倡取消汉字。可见奴性十足。正如老毛说的，自卑心理作怪。 一群愤青 原来不信中医，到西医屡医不效时，却肯服中药，像胡适这样的人，我看还是不少的。当今之世，这种现象可以理解。科学容易令人接受，不易让人理解的事遭人怀疑，治病与性命攸关，当然更是如此。我们还是应当欢迎那些求西医治不好的病者找中医试试。现在有不少西医专家对难治的病也用中成药，说明中医还有其生命力。我想，有些人现在在骂中医，过了若干年，当他年老多病时是会悔悟的。 其實不要責怪民國初年的那些人, 漢文早在滿清入關後就被消滅了,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漢字都已經被滿文所佔用了, 所以對清朝以前的經書都看不懂, 現在都用滿文來解釋漢文, 如此便造成現代人對古醫書的誤解, 同時也造成中醫療效的喪失的最重要原因。 改革者需要是激进的，旗帜鲜明的！但是面对历史，我们不能只让国家的青年知道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也要他们知道鲁迅面对文字和文化的片面性。否则，青年会迷惑，民族会迷路，国家也会迷失！ 汉字已经差不多被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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