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哪一个国家或地区，是通过否定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走上现代化的。
没哪一个国家或地区，是通过否定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走上现代化的。反省国学研究的缺失，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或地区，是通过否定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走上现代化的。
凝眸四顾，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或地区，是通过否定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走上现代化的。以我们的近邻而论，十九世纪后半叶，日本明治维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崛起及日本战后再度振兴，这些令世界刮目的现代化过程，不仅根本上没有伤损自身的传统文化，而且无不是在尊重和利用传统的基础上实现的。就西方的历史看，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欧洲开始步入近、现代。表面上，这场深刻的运动否定了欧洲中世纪的神权及相关文化观念；实际上，却是古希腊、罗马人文和科学精神的承揽与高扬。
然而，我们长时期走了另外一条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领导新潮流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具有代表性的，如胡适在题为《研究国故的方法》（1921年）的演讲中说：“在中国科学一方面，当然是不足道的。就是道德和宗教，也都觉浅薄得很”。一句话，祖宗留下的东西，百事不如人，没有一条是对的，都必须推倒了改用西方的才行。直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长达十一年的“文革”，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达到了登峰造极。其结果有目共睹，越是激烈地排斥传统，离现代化就越远。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指标快速上升。与之相伴，社会主流对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传统与现代开始发生正向互动。事实表明，社会的发展进步与民族虚无主义的衰减成正比。
我们对传统的觉悟，到这儿还不够，还须将视野再放大。今天，我们不光要摒弃那种与人类一切文化传统实行彻底决裂的错误做法，不光要有尊重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起码态度，尤其还要看到，原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是独立并行、悠美对称、自成系统的另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
百余年来，我们的传统文化研究，一个重要的通病就是将应有的中西比较，改换成以西方文化或西方的某一种学说为标准，来衡量和评定我们的文化。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很多人不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科学和科学思维，因为中国古代的确缺乏合于西方科学规范的那样的知识系统。以致直到现在，成立了那么多专门研究国学的院所，却尚未听说哪一家把中国传统科学和传统科学哲学列为其投入的项目。
国学，似乎理所当然只该有史学、文学、语言、道德、人生哲学等人文科目。因此，尽管有少数人苦心经营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发掘整理，但这一方面始终被划在国学之外。国学家和中国科技史家互不通气，各有所归。不管是外国知名的和中国资深的科技史家们用如何大量铁的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过极其辉煌的科学成就，好像始终未能引起大多数专门研究国学的学人们的兴趣。
可是，仔细想一想，像中华民族这样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曾创造出灿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民族，其文化如果只有人文，而没有认识世界规律以支配物质生存条件的科学，是可以思议的吗？如果有科学，且是领先过世界十余个世纪的科学，那么就必定在哲学中有与之相应的成套的认识论，在文化的其他领域也会有深刻的反映。人文和科学有机地构成文化的整体，二者相依相须，相互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甩开科学方面，不细追问，不对中国传统科学给出一个恰当的阐释和定位，那么对中国传统人文能够获得完整、准确的理解吗？恐怕不能。
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崇敬生命，重视养生。一般常把养生单纯理解为个人的延年益寿，而中国传统的养生，是体现了天人一体的养生，包括养自己、养他人和养万物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相互包含，相互促进。为此，不仅需要修养生命的科学，还需要管理社会、发展生产、繁荣万物的科学。中国传统科学正是以赞化天地之生命为目标，即《中庸》所谓“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如果不了解中国养生的博大人文理念，就难于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科学彻底本始的自然整体的认识路线，或者不承认这条路线也属于科学认识的范畴。反之，如果不承认或不深入了解中国赞化育的传统科学，就会将中国敬生的伟大精神视为一句空话，一种纯粹内在的道情感需求。
由于中国养生与科学实践、生产实践紧密相连，故个人养生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通过修炼提升智慧，以增强科学认知的能力。不了解这一点，就弄不明白为什么庄子《养生主》开篇提出的却是认识论的问题：“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字面的意思是，以有限生命去追逐无限认知必陷疲困。近代注家多以此判定庄子把认知与养生对立起来，否定认知，消极避世。其实恰恰相反，庄子所反对的只是“以有涯随无涯”即一点一滴积累知识的认知方式，他要阐扬的是如何超越有限以达无限的道的智慧。而增益人与万物共存共荣的科学认知和实践活动，同时是道德的发扬，又有利于个人的养生。
之所以误会庄子，首先是因为忽视庄子时代已有十分悠久的成功地认识世界的科学活动。其次是不了解中国传统科学的特点在于把握天地万物的自然整体层面。而自然整体的要素具有无限丰富性，所以认识整体不能走穷尽部分的途径，必须善于借助直觉，像“庖丁解牛”那样，抓住支配事物整体的“要领”，即“纲纪”。用《易传》的话说，就是“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要学会“以简御繁”的方法。这与西方分解式的和还原论的认识传统根本不同。
庄子的《逍遥游》也是阐述这种“道”的智慧。他列举了很多事例，反复说明，惟主体放下所执，才能不受所限，获得认知的自由，从而在各种条件下都有可能设法轻松愉快地达到实际的预期目标，故名之曰“逍遥游”。庄子的“逍遥游”是中国式的指导科研和实践的哲学理论，绝不是什么主观空想的逃避现实的“精神自由”，也不是气盖天地却脱离实际的什么“精神境界”。
“民胞物与”，“仁者与万物为一体”，一向被视为中国传统的理想人格。然而这种“天人合一”绝不是纯粹精神层面的心性修养和情感诉求。它是在一定的科学、生产和社会交往的实践中达到的，还要变为更广大、更成功的社会实践。这才是真正意义的中国传统人文的境界。而离开科学活动、离开社会实践的“天人合一”，是空洞的，口头的，停滞的，没有生命力，很容易将人引入空谈心性的“假道学”。
同样，对中国传统科学的研究，也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因为中国科学是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根长大。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价值观主导着中国科学认识的方向和方法。不深谙中国传统人文理念和在认知上对自然过程的特殊选择，就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传统科学在形态上与西方是如此地不同，于是就有可能走进丧失自信以至盲目否定自己的黑屋。
中医学近百年来的遭遇和当前的困惑是典型的实例。几千年中医药的临床疗效无从置疑，可是面对强势的西医学和西方科学，一些人，包括二十世纪的很多国学大师站出来批评中医不科学，甚至主张取缔。也有不少人积极维护中医，但要求中医按照西医的路子“提高”，致使今天的中医正面临肢解的危机。陷入此境的学理原因，就是把中医药扔给了西方文化，中医药研究与中国文化，尤其中国传统哲学脱节，强行用西方哲学和西方的价值观导引，所以中医药已成为西医化学烧杯中的溶解物。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研究所所长潘桂娟教授说得非常对，要解决当前中医的问题，首先要来一个“文化自觉”。对于任何科学，光有实效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它作出文化与哲学的阐释，才能立足，才明方向，才会找到继续前行的办法。
总之，要把中国传统的科学体系，包括中医学说明白，必须有中国传统人文和哲学作支撑；而要真正理解中国传统人文与哲学，又必须深入知晓中国特有的科学。二者必须良性互动，相互启示，相互论证，才能把国学研究推向健康发展之路，而且一定会带动各个领域，生出“元”创之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此文引自“社会科学报”2008年4月3日
呵呵没错 当初徐志摩去苏联观摩后 说了苏共 如此的话同样胡适等大批中国知识分子 确都被苏共忽悠了 呵呵虽然徐火眼金睛 您说又如何呢 楼主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对中医的热爱，真是深入骨髓。中国的崇洋媚外，也许缘于中国血液中的奴性太深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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