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氏后代家乡办学的困惑
善举，需要善待一直有一个财富的神话——无锡荣氏。
一直有一段办学的佳话——无锡荣氏。
都说荣氏家族是中国近代史上跨世纪的商业王朝。毛泽东说过：“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
但事实上，除了巨富的象征，荣氏家族最为世人称道，也备受尊崇的还是其厚德载道的济世办学精神。
百年荣氏。“济世办学”的祖训始终激励着荣氏家族的每一位成员，爰至2008年，荣氏第三代传人——荣德生先生的嫡孙女荣智丰女士也应邀携资到故乡兴学，然而，令她始料未及的是，此后四年，却深陷体制泥淖，非但教育理念无法顺利推行，随着矛盾激化，遭遇教师罢课“逼宫”、管理部门维稳“劝退”之厄。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家乡的初衷毋庸置疑，乡亲对荣氏家族的感情也毋庸置疑，那么是什么，使一件原本可以造福桑梓的善举变得举步维艰呢？
(主笔 胡展奋)
荣氏后裔办学深陷困局
有一种声音本该最值得重视，却被一直淹没在嘈杂中——“孩子不能成为你们斗争的工具，更不能成为斗争的牺牲品。”
首席记者｜杨 江
捐资助学、办教育，历来是企业界有识之士的选择，在这方面声名最为显赫的毫无疑问当数我国爱国资本家的典型代表——荣氏家族。荣氏家族，是以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本家族，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岁月中，荣氏家族都在中国经济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以中国民族企业的前驱——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为例，从1906年起，荣德生先生先后在无锡创办了公益小学、竞化女校等8所小学，1所中等职业学校，1所中学，1所大学和1座藏书近12万卷的图书馆。荣德生先生一生办学，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大学教育；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男女并进，成绩斐然，至今，在无锡还是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
一百多年来，荣氏家族的每一位成员传承祖训，积极为国家教育事业贡献力量。无锡官方媒体《无锡日报》如此评价：这些年来，荣氏家族对教育的热忱始终如一，荣家一代代有识之士继承了先辈的光荣传统，投资、捐资兴学的义举不胜枚举。荣氏家族潜心兴学、薪火相传的义举，值得后人永世敬仰。
1986年，荣毅仁先生到公益中学和江南大学视察，并代表荣氏家族向江南大学捐赠300万元。2007年，荣德生先生创办江南大学60周年之际，嫡孙荣智健先生回到江南大学，参加纪念活动，捐资6000万元，以推动江南大学的高水平建设。
2008年，为支持与配合无锡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荣氏第三代传人——荣德生先生的嫡孙女荣智丰女士通过竞标出资举办无锡育才中学，成为民办育才中学的董事长。然而，令她始料未及的是，此后四年，却深陷体制困局，教育理念无法顺利推行，随着矛盾激化，遭遇教师罢课“逼宫”、管理部门维稳“劝退”——董事会被“赶出”了育才中学，接管学校的管理部门则传话期望她退出办学，以显示荣家高风亮节。
这件事至今仍未得到妥善处置，无锡市其余几所民办学校予以了高度关注，因为荣智丰面临的问题具有普遍性，事件的走向将影响无锡市办学体制的改革。
校舍难题
荣氏家族如今已经有了第五代，除少数继续留在大陆，大都旅居海外，荣智丰女士即常居香港。2008年，无锡深化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拟将包括育才中学、外国语中学在内的3家原公有民办学校转制为民办学校。在无锡当地家喻户晓又有着捐资助学传统的荣家自然成了当地政府的首选，当年，无锡市有关部门通过渠道找到了身在香港的荣智丰，希望她能积极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
荣智丰欣然接受，积极准备竞标。根据无锡官方材料记载，无锡市学校管理中心从2008年6月18日起，采用招标的方式，择优确定学校的举办者，通过对办学理念、办学方案、办学目的等等一系列的审核，以及各个环节的投票竞争，荣智丰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功接掌无锡育才中学，成为学校的董事长。
育才中学原是无锡市学校管理中心所属的公有民办学校，创建于1998年，有34个班，1500多名学生，140多名教职工，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要求育才中学改制时一并接纳原无锡江南中学实验分校的教职工和学生。
当地所谓的“强强联手”，实际是将无锡江南中学实验分校这个“包袱”给了荣智丰，尽管育才中学并不需要这么多的师资，但荣智丰还是应允了。她表态：“投资办学不求回报，只为发扬荣氏家族为家乡教育事业做贡献的传统。”
2008年8月28日，育才中学交接仪式在著名的梅园荣德生铜像前举行，无锡官方媒体当时的文章认为，这意味着无锡市招商引资办教育的全新教育投资方式“又迈出了成功的一步”。
的确，育才中学的改制被寄予厚望，也成为无锡教育改革中的一件大事，荣智丰当年入选了无锡教育“十大年度人物”。
对于荣誉，荣智丰并不看重，她雄心勃勃地想搞好教育，当年的教师节，她很激动地亲笔写信向全体教师表示节日的祝贺，并设立了“育才教育基金”。荣智丰还公开承诺，育才中学虽然改制为民办，但仍将为非营利单位，所有办学积余都将用于教育发展。
“荣家在教育上历来注重公益性，不计较个人得失。”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荣智丰强调。然而，办学的艰辛显然超出了荣智丰的预期。首先面临的难题是校舍，育才中学改制后不久，就因为市政规划建设，校区被一条市政道路一分为三，造成1600多名师生上课难，不得已，初一部分班级借用无锡一女中的校舍上课，但学生为此要步行15分钟，十分不便。
“学校附近还有一个巨大的垃圾场，环境恶劣。”育才中学副董事长胡锡昌对此不解，“招标时，校管中心并未告知我们存在这个市政规划。”
尽管被动，但荣智丰认为还是应该顾全大局，克服困难，配合市政建设，她开始在各个部门之间奔走协调，无锡市教育局建议，要么在无锡找到一个整体容纳育才中学的办学场所，要么协调一块教育用地建造新校园。
2010年，在无锡市委统战部的协调下，无锡市校管中心将原无锡第三高级中学的校舍整体租赁给了育才中学。
但校董事会与校管中心签订租赁合同时产生了分歧——校董事会期望能签订长期合同，以免学校总是搬来搬去，造成办学不稳定，但校管中心坚持一年一签；校管中心认为育才中学不需要整个第三中学的校舍，提出要在第三中学内安置公办湖滨中学高三年级的两个班，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配合湖滨中学申报四星级重点高中，并要求在省教育厅工作组前来检查时，在学校门口只挂湖滨中学的校牌。
这样的要求，荣智丰自然是不能答应。胡锡昌还认为，育才中学是三年制初中，与湖滨中学高三年级两个班混在一个校区，不利于管理。
这是双方的第一次摩擦，荣智丰不答应，校管中心就不肯签租赁合同，无奈，荣智丰妥协了。
校管中心坚持校舍租赁合同一年一签，后来胡锡昌才明白了其中的原由，几乎每一年，校管中心都会提升租金。
遭遇坎坷
董事会反映，无锡市校管中心当时还曾提议，由无锡市校管中心推荐人员担任育才中学的法人代表，荣智丰担任名誉董事长即可，如此，校管中心可以进一步给育才中学配置无锡市教育界的优质资源，以此办好无锡一流的民办学校。
荣智丰认为这与无锡市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的精神相悖，也不利于民办学校的发展，因此断然拒绝。在校长人选的问题上，无锡市校管中心也曾想插手，但同样遭到荣智丰的拒绝：“我们想培养符合我们教育理念的校长。”
尽管与校管中心发生了一点不愉快，但校舍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为了办好育才中学，荣智丰调动了自己乃至荣家的社会资源，请来上海育才中学原校长朱吉政、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系书记邓志伟等人担任董事，组成了一支教育专家团队。
经过反复讨论研究，董事会制定了育才中学三年发展规划，对学校的发展提出了三个方向：一，为提升师资力量，施行全体教师轮训计划；二，鉴于民办教师与公办教师待遇上的不平等，尤其是退休后民办教师无好的保障，董事会希望引入商业保险机制或成立针对民办教师退休后保障问题的基金，每年办学后的结余可以为此拨出一部分；三，积极探索国际化交流合作，打造办学特色化，增强竞争力。
对广大教师职工而言，最为关心的其实还是自身待遇问题，各地的民办学校创办初期，普遍通过高薪吸引公办学校的优质师资力量，但近年来公办教师的待遇在逐年显著提高，与民办教师的待遇差距在缩小，以育才中学为例，教师工资比公办教师高出不过15%左右。公办教师编制背后的福利尤其是退休后的待遇，又进一步加剧了民办教师的不公平感与失落感。
“2010年后，优质师资开始向公办学校回流。”在无锡，有无事业编制的身份对教师而言还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不同，民办教师似乎感觉上低人一等。因此，民办教师普遍期望与公办教师享有同等的待遇，甚至期望“退民返公”或“民有公办”，后者，既可以享有民办的高薪，又可以享有公办的福利。
师资力量流失的情况逐年趋重，据董事会反映，校管中心以“解决编制”定点挖走民办学校的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育才中学累计已经流失了约30名骨干教师，剩下的多是工作两三年的年轻教师。
与育才中学同一年转制的无锡市外国语中学也面临同样的压力，校长田胜龙介绍，学校近年来每年都有七八名教师被公办学校定点挖走，给教学带来很大的被动。
董事会认为无锡民办学校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并不健康，主要问题出在民办教育并没有真正被纳入无锡教育一盘棋中统筹规划，而是当做包袱一样被甩了出去，让民办学校自生自灭。除了师资力量流失，民办学校还遭遇了其他一些不公正待遇，比如招生指标遭遇钳制，生源遭遇不公平竞争，“排挤”严重。无锡市近年来推行高位均衡化发展公办教育，每个区打造一所“明星学校”，通过行政手段，将每个区最好的教师调配至“明星学校”，同时加大人力、财力投入加以扶持。
田胜龙认为，这造成了新的教育不公平，搞乱了义务教育的健康发展。而胡锡昌则认为打造明星学校加剧了生源截留，导致民办学校招生陷入被动，生源质量不高，继而会影响升学率，一步被动，步步被动，形成恶性循环。
对育才中学而言，由于校管中心租赁场地时强行搭配湖滨中学两个班，也导致两个学校之间的矛盾。无锡市原第三中学的校舍很荒唐地出现了一个校区两所学校的现象，两所中学都在校门口挂上了自己的校牌，结果引发“校牌保卫战”，一度还动了手，最终在主管部门的协调下，两所学校校牌并列摆放，这一现象延续至今。
更让育才中学难以接受的是，湖滨中学似乎就快要“鸠占鹊巢”，使用的第三中学校区从原来的高中两个班变为了湖滨中学初中部。
荣智丰要求校管中心解决校舍问题，但一方面校管中心将年租金从140万元涨至170万元，还给出了一个指导意见——湖滨中学要打造一流高中，希望育才中学整体搬走，至于场地问题，民办学校应该自己积极想办法解决。
事实上，为了保证育才中学的长期发展，荣智丰的先生已经准备了上亿元资金准备进一步支持育才中学的校舍建设，无奈的是，教育用地在寸土寸金的无锡属于紧缺资源，一时很难拿到。
场地问题得不到解决，各种矛盾却交织在一起逐步发酵。
罢课事件
2011年10月，在管理上一直坚持自主性的育才中学董事会，由于前任校长的离职，董事会听取了教育界有关人士的建议，聘请了无锡市教育界退休人士刘兴璋担任育才中学新一任校长，聘期一年。
刘兴璋此前曾是无锡市外国语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外国语中学改制后，刘兴璋与校长高晓芳被外国语学校董事会沿用，之后一年左右，被辞退。究其原因，记者在采访外国语学校时了解到，校长、书记与董事会关系紧张，群众基础差，年终民意测评，很多教师给校长、书记打零分。
刘兴璋担任育才中学校长后，荣智丰逐渐发现，他似乎并不认同自己的教育理念，因为荣智丰教育国际化的计划在刘兴璋这里遭遇阳奉阴违，迟迟得不到推行。更为严重的是，无锡市曾发文严格禁止乱补课办班收费，禁止组织或变相组织学生校内、校外集体补课和集体自习，更不得以补课名义收费，然而，董事会却发现刘兴璋组织了育才中学800人次的学生进行校外有偿补课，四门学科，向家长收费每学期6400元，比育才中学的学费还要高。
非但如此，刘兴璋还将育才中学的现职老师安排到这个校外补课点上课，每节课给老师五六百元的上课费。“以至于不少家长反映育才中学的收费怎么这么高，一年达到两万多元。”董事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必须介入学校的管理。
校外培训点是一个名叫恒博的教育培训中心，背景复杂，一种说法是有无锡官方背景。据董事会了解，无锡市好多学校的学生都在此补课，教育局长要求董事会必须制止校外补课问题。
校外补课确实成为教师们不菲的外快，胡锡昌调查发现，学校的风气变得让人担忧，“老师跟校领导关系好，可以去补课，关系不好就被排挤，这哪像一座学校？！”几个因素的叠加，让董事会决定介入和加强学校的管理，更为重要的是要推进教育国际化，办国际英语特色班。
董事会与刘兴璋摊牌，制止校外补课。这件事成了“育才事件”的导火索，2012年9月7日，刘兴璋告病回家。
董事会很快意识到触动的是一个团体，而非一个人。一方面，通过校外补课，部分教师已经与学校管理方结成了利益同盟，另一方面，教师们对自身身份问题的普遍关切被利用了。
矛头首先被指向国际英语特色班——初三(13)班，校德育主任进入特色班家长会要求部分家长立即退班，第二天他辞职去了社会培训机构，而初三(13)班的学生遭受其他班级的言语攻击。“为办好特色班，董事会从上海聘请了一名副校长，对上海来的人，教师们有危机感，抵触，最关键的是，有人散布谣言，诋毁董事会搞小班化，以后会裁员，造成了人心不稳。”
事实上，作为无锡市政协委员的胡锡昌一直在想办法解决老师的待遇问题，连续两年提案建议成立地方政府牵头、民办学校承担主要费用的民办教师基金，以解决民办教师退休待遇问题，但得不到采纳。在这样的情况下，董事会也曾与保险公司商议开发一个险种，弥补民办教师退休待遇，如果效果好，将作为样本在无锡推广。“可惜，教师们并不知情。”
鉴于刘兴璋不肯主持工作，且聘期到期，董事会不再聘请其担任校长，但学校80多名教师联名要求刘兴璋回校主持工作。此后事态一发不可收拾，一些教师编写并散发《无锡育才中学十问》的材料，向当地政府提出诉求。
10月23日，董事会得知教师将在第二天罢课，立即向派出所、教育局报告，但官方未能采取有效干预。10月24日，校办副主任、教务副主任等寻印刷了近2000份《告家长书》，要求班主任下发给学生带回家，“家长不签字，就不要来上学”。
10月25日教师开始罢课，举牌要求“董事会滚开”、“退民还公”，并组织部分学生走向社会散发传单。国际英语特色班的两名新加坡外教坚持上课，却因此遭到围攻。
罢课持续了两天。这一事件影响恶劣，以至于复课当日，近百名家长要求退学。
育才僵局
耐人寻味的是，罢课事件原本至少不会首先在育才中学爆发，就在育才中学事件发生前夕，外国语中学分校的部分教师也在酝酿罢课，草拟的传单材料题目也是针对外国语学校董事会的“十问”，教师诉求同样是赶走董事会与学校“退民返公”。所不同的是，策划罢课行动的外国语学校分校老师到总部游说其他教师加入时，被校长田胜龙及时发现。
外国语学校领导说，当时劝解老师要明白两个道理：一，对董事会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能发泄到孩子身上，否则只有一个后果，家长们给孩子择校时用脚投票，要知道归根结底是家长养活我们的；二，不会因为罢课闹事，民办学校就变为公办，改革不可能走回头路；三，目前有渠道让民办学校的老师凭自身能力去公办学校，他们不应该闹事。
对民办学校而言，衔接董事会与教职工之间的校长角色至关重要，田胜龙认为，校长必须与董事会一条心，校长要懂教育、董事会要懂经营规划，两者结合，互相尊重。外国语学校的罢课策划就此被校领导压制住，“我们这里没闹起来，他们(育才)那里倒闹起来了”
针对部分教师散发的“育才十问”，荣智丰一直要求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市进驻育才中学的工作组给予一个明确的调查结论，因为这当中污蔑董事会“敛财、抽逃资金、几个月不发教师工资”，甚至还污蔑“将学校资金用于荣氏祭祖”。荣智丰说，五年来她对育才中学苦心经营，从第一年学校亏本100万元，到事发前结余2000多万元，完全兑现当初纯公益的承诺，市工作组进驻学校半年来的账目审计事实上否定了罢课组织者的所有指责，但审计结论却迟迟未宣布。
“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将脏水泼到了荣家。”荣智丰觉得感情很受伤，记者看到她提供的相关证据上，针对她本人以及荣家的言语不堪入目。
然而无锡市工作组进驻育才中学半年来却没有给荣智丰一个明确的调查结论，相反，荣智丰以及董事会全体成员却被“赶出”了学校。学校的三章——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代表私章被收缴，董事会对学校的合法权利被停止并剥夺了。
无锡市学校管理中心在育才中学成立了排斥董事会及出资举办者的“管委会”，接管育才中学，并在无任何合法合同聘用手续前提下安排刘兴璋为校长，一些带头罢课的教师被涨工资，国际英语特色班被取消，新加坡国际交流项目被否定，导致荣智丰陷入国际纠纷。而另一方面，这个“管委会”却与校管中心签订了原本存有争议的巨额校舍租赁合同。
关于成立无锡育才中学临时管理委员会的通知》(下文简称“通知”)明确：育才中学是一所民办中学，管委会要切实履行好学校董事会的各项职能，依照法律法规，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民办学校运行机制，并帮助学校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完善各项规章制度，稳定教育教学秩序，维护教师正当权益。要支持学校领导班子加强管理……努力把育才中学办成全市一流的民办学校。
记者调查发现在接管育才中学后，校管中心抽调了江南、一女中等几个名校的负责人前往支持育才中学的重整。表面看，学校秩序已恢复正常，但这种稳定其实很脆弱，因为教师最为关心的身份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一些教师在接受采访时噤若寒蝉，他们表示，董事会与校管中心两边都不敢得罪，“编制问题能否解决心里没底，但又怕董事会回校后秋后算账。”有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师对本刊表示，期望董事会与政府妥善处理育才中学问题，真正维护教师的正当权益，让教师安心教学。
荣智丰认为，学校出了突发事件，说明管理上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校管中心暂时接管也是说得过去的。但问题是，对这份《通知》，负责处置育才中学事件的各个部门却遭遇阳奉阴违，一方面学校内有人散布 “董事会不会再回来了”的言论，另一方面，荣智丰对本刊记者表示，地方高层让人传话给她，大意是，让董事会出局是“民意”，荣家是有委屈，但荣家历来大度，荣董你就高风亮节退出吧。
“这与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是假改革！”荣智丰不能接受，她透露，其他几所民办学校的董事长私下里期望她要顶住压力，因为大家感觉到一股针对民办学校的“暗流”，一旦育才中学董事会被赶走，他们将“唇亡齿寒”。
记者就荣智丰反映的问题向刘兴璋求证，他回绝了采访，要求记者去找无锡市校管中心副主任许敏。许敏对本刊解释，校管中心只是临时代管育才中学，而非“接管”，董事会也只是暂时被停止了管理权，目的是为了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刘兴璋是校管中心请来的临时校长，严格意义上应由董事会任命。至于育才中学的走向及与董事会如何协商，由市教育局负责。
许敏坦言，教师对自身的身份问题有诉求，这在全国具有普遍性，暂时难以得到解决，他认为董事会在行使管理权时与教师可能没有沟通好。
记者就育才中学的问题进一步采访无锡市教育局，副局长过丹表示：“事件正在处理过程中，只能讲这么多！”
这起纠纷目前还在僵持阶段，有一种声音本该最值得重视，却被一直淹没在嘈杂中——育才中学多名学生家长接受采访时难掩失望，甚至愤怒，他们认为学生的教育权首先应该得到纠纷各方的尊重。
“孩子不能成为你们斗争的工具，更不能成为斗争的牺牲品。”有家长表示很担忧。
如果政府真正科学地、积极负责地从实现“中国梦”的高度去思考民办教育的发展，民办教育就一定有希望。
首席记者｜杨 江
4月20日，荣氏家族第三代传人、育才中学董事长荣智丰女士接受了本刊专访。她温文尔雅，交谈过程中始终没有谈及自己的得失。她说，办学本来就不是冲着利益而去，民办学校是公益事业，让她焦虑的是民办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把矛盾摆出来，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充分讨论目前存在的问题，为民办学校的健康发展扫清障碍，促进教育事业发展，造福于民。
育才中学的矛盾是改革的阵痛
《新民周刊》：董事会被迫离开学校已长达半年，校管中心接管了育才中学，这会不会影响您办学的信心？
荣智丰：我办学的信心坚定不移。荣家历代注重人才的培养，捐资办学，因为教育事业承载着中国未来的希望。从我爷爷开始，在当时的无锡地区一共开设了中小学、大学共10多所，我也正是秉承祖训才回家乡投标举办育才中学的。荣家在海外有很多资源，我本人受过国外高等教育，也了解国外教育的优势，有信心有能力办好教育。
育才中学的事不能简单看作是董事会与教师，或者董事会与校管中心之间的矛盾，要看到，这是我们三方共同面临的体制改革的难题，以我们之间的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也可以说育才中学的矛盾是改革的阵痛。
这件事不会影响到我对民办教育的信心，反倒让我觉得自己作为连续三届江苏省政协委员，更应该与政府、教师一起探讨民办教育的出路，改革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有些问题甚至会很激烈，这都正常，关键是，我们要团结起来，群策群力，共同攻克它。我相信这场危机也是一个机遇，一旦解决了民办教育面临的问题，将极大地促进无锡市的民办教育事业。
《新民周刊》：育才中学的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最终表面化，您如何看待这些矛盾？
荣智丰：处置育才中学的问题，不能将矛盾混淆，要区分开来。广大教师职工的诉求只是自身的身份与待遇问题，这在民办学校具有普遍性，我本人非常理解教师们的这种关切，并认为无论是董事会还是政府部门都应该予以重视。民办学校不能等同于企业，毕竟首先还是教育事业，教师也不能等同于企业职工，政府部门不能以改革的理由，将民办学校的教师“甩包袱”，即便民办性质，基础教育是法案的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教师身份及退休后待遇问题首先还是政府的义务。
育才中学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有人违规补课甚至违法收受商业贿赂，这些行为也侵害了学生的合法权益，董事会当然要管。董事会自2008年以来一贯依法治校，在理顺学校财务管理问题，董事会与学校管理之间的关系上也作出了不少努力。
问题是，个别人的诉求与教师有着本质区别，当董事会要对学校内存在的违法违规问题进行管理时，教师对自身权益的关注被他们利用了。继而学生被裹挟其中，推到群体性事件的前端。这是让我最痛心的，不管对董事会有多大的意见，不管对改革有多大的不满，身为教师不该逼迫或教唆未成年学生离开课堂。
我很高兴地看到现在对民办学校有《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保护，但法律关键还在执行，我希望政府在处理和支持民办教育方面的问题上能依法行政。
如何办好民办教育
《新民周刊》：举办育才中学已有5年，您对办好民办学校有何心得？
荣智丰：政府必须加深对发展民办教育的认识，认识的深度决定着政府决策的高度和工作重视的程度。政府要自省是否真正认识了民办教育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民办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百年大计，教育为先”，这些话不能停留在口号上。改革也不能搞形式化。要实实在在落实在政府的工作规划、工作目标中并赋予相应的政策措施。
《新民周刊》：请具体展开谈谈？
荣智丰：首先，要结合本地区国民经济与社会事业发展规划、行政区域的调整、城市建设的拓展外延、农村城镇化规划建设等等，在教育配套中考虑合理布点，提供相对优越的条件，积极宣传引导并吸引民间资本兴办学校，认真落实，积极扶持。其次，政策措施的鼓励扶持促进，要区别对待，因校制宜，讲求实效。
对现有已办的民办学校，尤其是非营利性不求办学回报的学校，在创造校舍等基本办学条件上，在办学经费资助补贴上，在充实师资力量及师资队伍建设上，在生源均衡、推动特色办学及教育国际化等方面，政府要给予民办教育全力支持，体现民办学校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办学自主权，不可放手不管，任其自生自灭，更不能刁难阻挠，行政侵权。
而对于公办学校的现状，也要以改革、创新、发展的标准加以分析，除名牌中小学外，应该拿出部分学校改制转为民办学校。对那些师资队伍差、教育质量差、生源急剧萎缩、办学处于维持状态的学校，通过撤并转为民办学校，这样既可以节省公共财力，也可以推进民办教育发展。
《新民周刊》：您认为政府应该给民办学校怎样的保障？
荣智丰：必须依法维护民办学校的合法权利，民办学校的各项合法权利如果得不到政府及司法机关的依法保护，民办学校就不可能生存，更不能健康发展。学校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政府首要的就是尊重法律，依法查处，特别是对公然对抗国家法律法规，煽动游行示威、罢课、教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等行为，要依法严肃处理，不得纵容、庇护、偏袒违法犯罪者。
当然，我不是要求地方政府部门偏袒民办学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民办学校举办方有违规违法问题，政府应该同样依法处理。
不怕出现问题，关键是解决问题
《新民周刊》：改革不可能走回头路，很多教师其实也明白这一点，但是他们担心董事会回校后会不会对他们秋后算账？
荣智丰：荣家会拿自己的百年声誉做赌注吗？我愿意再次重申，董事会对广大教师的诉求是同情、理解并支持的，董事会将一如既往重视并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教师出于对自身权益的关切，有一些冲动的行为，董事会也是能够理解的，绝对不会对教师打击报复，相反，这件事反倒促动我们要加强对教师队伍的法制宣传教育，加快对教师权益的保障。
《新民周刊》：您觉得可以从哪些方面去落实民办与公办学校同等的地位？
荣智丰：一，占国家GDP4%的教育发展经费，地方政府有多少用于了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地方政府收取的2%教育附加费，有多少用于了扶持民办教育的发展？二，公办学校允许收取择校费，学校额外增加了收入，提高了待遇，却加重了家长的负担；对民办学校而言，优质生源被抢走，得不到政府扶持，只能靠提高学费标准，但显然这条路又行不通，民办学校发展进退维谷，严重影响发展；三，无论是民办还是公办，教师都在从事一样的教育事业，一定要扭转目前民办教师与公办教师待遇上的不公平。实际上，民办学校现在毕竟是少数，以国家的财力，完全有能力给予民办教师同等的法律地位与各方面的保障。
改革不能搞一刀切，不能变成甩包袱。如果政府真正科学地、积极负责地从实现“中国梦”的高度去思考民办教育的发展，政府、社会、公众都来为民办教育发展提供正能量，那么民办教育就一定大有希望。
《新民周刊》：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荣智丰：民办教育刚起步，我相信政府的相关政策、法规会不断完善，重要的不是改革过程中出现问题，而是如何去解决。
最后，我要向受到困扰的家长和学生真诚地表示深深的关切，请相信我们一定会妥善处理此事。
我也希望无论是政府、教师还是董事会，处理此事时都要以孩子的利益和未来为核心，为准则。
民办教育如何破茧成蝶
这几年民办幼儿园和民办小学越来越吃香。基本上，上海的民办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已经不逊色于公办教育。
记者｜金 姬
又到一年招生时。上海不少小升初的家长都在动脑筋让孩子进入知名的民办初中。上海民办初中的实力令人佩服，这几年民办幼儿园和民办小学也越来越吃香。基本上，上海的民办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已经不逊色于公办教育。
作为国际大都市，上海的民办教育有声有色，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优质的师资力量和富有特色的办学理念。
民办教育30年
上海市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月民对《新民周刊》回忆说，上海的民办教育兴起于改革开放以后，1983年成立的前进进修学院就是其中的代表。民办教育涉足义务教育阶段主要在上世纪90年代。1992年，上海第一批5所民办中小学先后在长宁、闸北、黄浦等区诞生，分别是新世纪中学、新世纪小学、扬波中学、扬波小学、明珠中学。1993年初，虹口区又开办了白玉兰学校。
当时的公办中学基本上都有初中部和高中部，为了淡化重点中学的概念、清晰义务教育阶段与非义务教育的界限，也为了方便实施初中就近入学，上海在1995年到1997年完成了重点中学初高中脱钩，当时约有70余所市、区重点中学进行了这项改革。不少重点中学的初中部转制成了民办学校，即“名校办民校”。如创立于1999年的华育中学，老师就来自原来上海中学的初中部，校长吕宝兴自1982年起就在上海中学工作。民办劲松中学就是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大境中学的“小儿子”；民办申江中学对口的就是敬业中学；民办立达中学的校长曾是上海高中“八大金刚”之一的大同中学的校长；民办明珠中学的校长也曾管理格致中学。
“在上世纪90年代，上海由于初高中脱钩政策和多元办学的需求，许多重点中学的初中部改转为民办。这也是上海民办初中特别强的原因之一。”上海民办永昌学校校长李聿华对《新民周刊》表示。那个年代，也有初中在独立后因为实力不够而关门大吉。创立于1995年的永昌学校所在的校址就是之前的绍兴中学，因民办公助政策扶持，教育局把场地租借给上海永昌实业有限公司，公司老总夫妇热心教育事业，就有了今天的永昌学校。
在上海民办初中纷纷涌现的上世纪90年代，由于校舍往往沿用原有初中，老师又是来自公办学校，所以无论在资金还是师资力量方面都进展相对顺利。
在民办初中办得风生水起之际，各路资本进入教育市场，从幼儿园到大学等各类民办学校也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成立。1992年上海第一所民办大学杉达学院在浦东诞生，上海建桥学院则于1999年由几位浙商集资举办，如今成为一所上海著名的全日制本科高等学校。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民办学校其实姓“公”。国家建设、民营资本经营学校的做法，是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一种探索性改革措施。上海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涌现出这样一批学校，一是政府已开办多年的公办学校通过转制变成民办学校；二是政府把校舍建好，由私人添置设备设施后，变成民办学校；三是小区配套学校，政府或政府主管部门通过租赁形式变成民办学校；四是小区配套学校，政府有关部门通过出让(转卖)使用权变成民办学校。这些学校的共同点是资源都是国有的且都是实施义务教育的。
创立于1996年的世界外国语中学一开始也是“国有民办”性质，现任校长徐俭向《新民周刊》透露，当时招收的老师都是事业编制，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2005年转制成私立学校，而学校的投资方也变成了均瑶集团。
2003年9月，国家实施《民办教育促进法》，上海市政府先后两次召开民办教育大会，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并从2005年起每年拨出一笔民办教育发展政府专项资金扶持民办教育发展。一开始，专项资金的额度为4000万元，2008年起有了大幅增扩，以后逐年提高，2010年市级财政安排民办教育专项资金达到5亿多元(其中扶持以招收随迁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近3亿元)，这一数字逐年提高，至2012年总量达到7亿元左右，仅民办高校就有2.1亿的政府资助。
2005年开始，上海民办高校学生就与公办高校学生同样享受国家助学金、上海市奖助学金和国家助学贷款、副食品补贴、大学生医疗保险等资助项目。在基础教育阶段，上海大部分区县建立了民办中小学的生均公用经费补贴机制。市教委要求对符合条件且收费标准低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生均经费拨款标准的义务教育阶段民办中小学，按照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本定额给予补助。
得益于国家教育经费“三个增长”的法规规定，像上海的中心城区，教育经费相对充裕，对民办学校的扶持力度也较大。以九年一贯制的永昌学校为例，现在的黄浦区政府给予小学生1600元／人／年的生均补贴，初中生1800元／人／年。而且，永昌学校的教师也可以评职称，或者参加教育系统的评选活动，给民办教师和公办教师一个共同PK的舞台。
由于舞台搭得好，民办教育在上海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根据上海市民办教育协会的数据，目前上海共有民办幼儿园459所，民办小学181所，民办中学106所，民办高校19所，在校生人数分别占全市在校生总数的28%、23%、12.3%和18%。此外，经教育行政部门许可设立的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在上海也达到1400余所。
经费之困
这几年，除了一些顶尖的民办学校，大多数民办学校不能吸引到最优秀的人才，因为民办教育机构教师没有事业单位编制，享受不到公办教育机构教师的福利待遇，缴纳的是企业职工的养老和医疗保险，还要按照国家财政部规定缴纳“企业职工个人所得税”。经计算，即便民办教师缴纳与公办教师相同数额的养老保险，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不足公办教师的一半。此外，民办教师的教龄无法计算，导致骨干教师一边倒流向公办学校。
为此，上海市教委于2008年末发布123号文件，规定民办学校建立年金制度，在经济承受能力之内给在职教师缴纳补充养老金。只有那些建立并实施年金制度的民办学校，才有资格向政府申请促进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李聿华表示，永昌学校的教师队伍仅有3个人有编制，他们都是从公办学校过来的。对此，永昌学校2010年开始和中国人寿合作，学校出90%，教师个人出10%，人均每年缴纳数千元的企业年金(学校按照每位教师在校服务年限、职务和贡献等不同因素缴纳补充养老金，但最高数额不超过最低缴纳数的3倍)，这不仅可缩小民办教师与公办教师的退休后待遇差距弥补政策上的缺失，也可更好地留住人才，稳定了民办教师队伍。为此，政府在教师队伍建设上也给民办以扶持。
毕竟永昌学校学生的学费(小学生1.2万元／人／年、初中生1.4万元／人／年)收入每年只有700多万，对于有90多名教职员工和各种硬件支出而言是很紧的。“我们只能勉强持平，因公司并不盈利办学，所以大的项目建设均由永昌公司先期投入。”李聿华说。
由于永昌学校初中的办学质量在原卢湾区名列前茅，并入黄浦区后也是如此，因此，区教育局把永昌学校列为“教育质量信得过学校”也给予了不少支持。“我们之前校舍翻修共花费了200多万，教育局也拨款60多万维修经费。学校办学有特色，政府也给予专项扶助资金。”李聿华说。
徐俭校长主持的上海世外中学倒没有遇到过经费问题，因为仅靠学费就能应付正常开销。目前，世外中学有中国教职员工250多人，外籍教师40多人。而世外中学的普通课程学费3万元／年，初中课程MYP(middle years programme)8万元／年，双语班5.8万元／年，初高中共有400多名学生。“世外2005年完全私立后，老师就没编制了，师资力量在随后的两三年略有下滑，但很快就恢复正常。”徐俭说，一些民办学校的教师收入比公办教师高出20%－30%是很正常的。
世外中学是上海市第一批民办学校年金单位之一，但在徐俭看来，年金不足以弥补退休后的差距，“这些差距到底怎么弥补，我们暂时还没有具体考虑，因为最早的民办教师退休也要在10年以后。”世外更注重的是教师的长远发展，每年会拿出五六百万人民币做培训，让世外自己培养的教师颇具竞争力。
世外教师的薪资很诱人，但这并不是上海民办学校的普遍现象。杨月民表示，现在上海民办教师的薪资比公办教师差一截。“在上世纪90年代民办教育机构兴盛时期，的确出现过民办教师薪资待遇略高的现象，当时是为了吸引公办学校的骨干教师，还有一些是公办学校退休教师到民办学校发挥余热。但现在大不如前了。”
2009年以来，公办教师薪资增幅明显，这主要源于2006年9月施行的新《义务教育法》，其中第三十一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保障教师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待遇，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对此，国务院于2009年在全国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上海也不例外，公办教师的薪资逐渐与民办教师拉开差距。
此外，由于生育周期造成的适龄人群减少，现在上海的民办高中和大学普遍存在生源不足的问题。“现在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孩子都还小，所以普遍存在幼儿园和小学入学紧张。”杨月民表示，现在办得最好的民办学校普遍在初中，而一旦生育波峰到达高中和大学，民办高中和大学也许可以从生源不足的办学困境中摆脱出来。
特色办学
杨月民认为，民办学校要摆脱目前的困境，还是要从创新转型着眼，一方面充分发挥体制机制优势，积极推进教学改革和专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要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发展，关键在于师资队伍和专业品牌建设，上海的民办教育机构要想成功就要办出自己的特色，而不是与其他学校同质化竞争，这样才能保持民办教育的旺盛生命力。
李聿华也深刻明白这个道理。永昌学校除了以过硬的教学质量显示特色以外，还非常注重学生的素质教育，在高尔夫、书法、打击乐、游泳、篮球、机器人、头脑OM等多方面对学生进行培养，获奖颇丰。
“永昌在金山有高尔夫球练习场，学校出资买了20多套高尔夫练习器，上百支球杆，小学四年级到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每年都要去那里打高尔夫球，每周在金山开设高尔夫课程。”李聿华说，永昌学校是上海唯一的高尔夫学校，高尔夫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也可以培养学生的礼仪和诚信。此外，学校还出版了学生书法字帖，内容是中小学课文中的古诗词，去年在上海书展上热卖。民办学校要生存发展，唯走“持续发展、内涵发展、特色发展”之路不可。
上海世外中学从一开始创立就走英语教学特色之路，世外中学毕业的高中生几乎都去了国外深造，没了高考这一指挥棒，学校自然没有升学率的压力。“现在的问题是，只有高考这一个标准。如果标准可以多元化，民办学校就有更多机会。”徐俭校长说。
来源：新民周刊 在中国现有体制下，想做好人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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