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医师承(上）徐丹娜
我的中医师承(上)徐丹娜
这几天有历史学、文学、哲学博士来拜访赵老师，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都颇有研究，且非常相信中医，他们都问赵老师，以他们的文化底蕴是不是很容易学会中医？因为“秀才学医，如笼中捉鸡”呀！赵老师说不可能，因为中医不是学结果，而是学过程。少了跟师的过程，哪怕是中医学院的博士也永远与中医无缘。
这种机缘得有多大的福报才能获得？于我而言，便是自己多年的病痛和女儿弱不禁风的身体。所以说疾病是功德无量的。
一、进入习医状态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自然过程
《我的“医托”故事》写于2006年11月，那是我接触中医也就是认识赵老师两年半后写下的与中医有关的文字，那时我才诚惶诚恐、忐忑不安地跟赵老师学四诊不到半年。并且患者不多，都是我的亲朋好友及同事。
现在回想起来，我有习医的冲动得益于2004～2006年间每天晚上在公园太极完后听赵老师聊中医，得益于亲朋好友们对中医的认可和接受赵老师的调理。我自己及亲朋好友们服药期间身体上的反应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医案素材，让我有机会聆听赵老师的高见。这种最本真的中医文化薰陶，犹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中医的种子就这样慢慢地种在我心里，生根发芽。
中医这粒种子撒在我心田时，我已届不惑之年，习医、自医或医人这些念想连影子都没有。然而，女儿决定长大后要学医要跟她心目中的神医赵伯伯学的愿景犹如一股神力不断地将我往前推。女儿小学时成绩不冒尖，我常常自责是由于自己太放纵她轻慢作业的态度，还经常在她的作业本上写上“同意不做完作业”的家长意见，更不可能像其他家长一样自己先把孩子的课本学一遍作业做一遍，然后再辅导他们。这种自责让我总想找机会补偿。
中国人喜欢说“走着瞧”，“走着瞧”的意思应该是比时间的长度，谁能走到最后谁才是胜者。女儿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但是没关系，会加减乘除和拼音识字查字典已经够了，其他的都是多余的，重要的是她要训练好“走着瞧”的身体素质和拥有“走着瞧”的动力。她相信中医喜欢中医选择中医本身就是一种智慧的表现。我想，如果能先替她学学中医那倒是一举多得的乐事呀！
女儿想学中医的想法让赵老师很是欣慰。中医百年来的生存环境一直遭受限制和打压，并且现在的中医已离传统中医越来越远。民间中医哪怕是再有本事也时刻处于被取缔或被铲除的境遇中。每每谈到中医当下的景况，赵老师都是无奈地叹气。有次，赵老师悲观地说：“国人不认可中医，那我以后就传给日本人或韩国人。反正他们不嫌弃他们会当宝贝一样学习发扬。”我在旁边听后如被电击一样。习医的念想开始在我心中萌动。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好东西为什么要流落他乡？
有了念想，便有了行动。我那原本轻视中医崇拜西医的大脑像移动硬盘似的迅速清空，然后是不加筛选地复制赵老师有关中医的所有经典话语。经常地，打完太极或带亲朋好友给赵老师四诊完回到家，我都会以最快的速度把老师对中医的见地记录下来。每当此时，家里任何人要与我说话都会被我拒绝，我生怕我40岁的记忆力不够用呀。
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我几乎天天都以这种方式在接受中医文化的洗礼。这种方式非常自然轻松，没有任何压力，当这种知识积攒到相当程度时，便有了望闻问切的冲动。习医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一种行为。
二、传大道往往就在喝茶聊天中
2010年女儿报考中医学院时，许多朋友都说学中医好辛苦，要背大量的药性歌诀、汤头歌诀。更痛苦的是，背了一堆，临证时还往往不会或不敢用。然而，赵老师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背过这些，反而要求我们暂时不要看任何医书，建议我们在前期先广泛涉猎传统文化和哲学类书藉。所以女儿明白，靠背书成不了明医，学历不等于学识，文凭不等于医术，名医不等于疗效。花五年的时间在学校只是按体制要求的程序走走以期被体制承认，更多的时间是要跟师跟赵老师学。
但是，几年后，赵老师便开始鼓励我们自由挑选医书阅读，并强调经典在行医时的作用。这时，我才发现，当自己已积累了足够的辨证施治能力时，再对照《道德经》《内经》《伤寒论》里面的“道”，我们便常常会发出“原来如此”的感叹，因为我们可以透过文字、概念反解出它的思维内涵，能将文字符号所指代的意义和现实对应起来，从而加深自己对经典的认知和理解。之后，如果你再走进书店，你对医书便有了辨别能力，知道哪些是“真书”，哪些是“伪书”或“伪方”，更不会被所谓的专家们的书评所左右。也因此，每当自己在书店浏览时，便亦有叶天士当年所说“读书十年，无可医之病；诊病十年，无可读之书”的感慨！前几年，我拜访国内多名老中医欲策划出版他们的医案，赵老师当时说了一句，“书店里的医案类图书多得可以用车拉，如果看医案能看成一名中医大夫，那中医就不是这种状况了。再好的医案也好不过《伤寒论》，可多少能把《伤寒论》倒背如流的人面对各种证时却束手无策。”后来我明白了，中医在传承当中存在着大量的非语言符号，文字符号、语音符号属于语言符号，而身教的示范符号却只有在跟师的过程中才有可能获得。所以，唯经典是从、唯医书是从的人有时真的会很悲哀，因为叶天士的话告诉我们，医书的作者不一定是一位医术精良、经验丰富的人。再者，如果医者自己具备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良医术，那么医书的指导意义也就黯然失色。所以在临诊上，书本理论往往不切实用。
因此，女儿在中医学院上学，我们要求她大量阅读课外书，教科书考试混个及格就行。邓（铁涛）老也曾说过，仅有书本知识，没有实践的经验，学历再高也不过是个“文字医”，“文字医”往往下笔千言，遇到临床实际问题时却胸无一策，解决不了问题。
死抠经典是读不出中医大家的。几乎每一天都有人问我怎么样才能学会中医，能否推荐几本入门医书。很抱歉的是，我的入门就是直接地跟师望闻问切，直接地面对病人。那时，赵老师好像只给我推荐过一本刘力红老师的《思考中医》，但因看不懂便被我丢置一边。我所有的经验和临床能力都来自于跟师时的感悟、积累，更多的中医文化知识则受益于平日的聊天，当赵老师与众多朋友如马原、韩东和朱文等各界智者谈天说地时，那些精彩的对话，那怕只是片言只语，都能如醍醐灌顶般让我恍然大悟。
今天，想起赵老师常说的“学医在医外”这句话，感触颇深。因为，中医是道器合一的一种文化，“道”靠“器”来展示，“器”要靠“道”来承载。而“道”与“器”之间的介质是活生生的人，每个人都不同，所以在面对一个病人时，除了随证施治外，还得随其秉性进行互动以达“信则救”的最佳效果。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就必须具备很多医以外的素质，这种素质包括一个人的文化积淀、人生阅历、社会经验、处事风格等等，因为中医的载体是活生生的人，人的习惯、信仰、文化背景、主观意识形态等，必将在技术的选择、应用中体现出来。所以你的一声叹息、一个微笑、一个眼神，你的任何一个肢体语言都有可能影响病人的情绪或对自己病症轻重的猜测。
因此，在跟师过程中，我们体会更多的是医以外的无形的内容。这种内容不可能在书本上、课堂上学到。这种内容在教科书中也是无法写出来的，比如能力、才华、信念等无形内容，它的传递过程都是无形的，是难以表达、难以传播的，但对学医成功与否却起到关键作用。但是，通过师承，可以把无形的内容调制到有形的内容上去，这是无形传递的最主要的方式。
无形的内容需要经过无形的传递，并要经过多次重复，反复练习，才能逐渐积累、掌握。并且，师父的心理、思维、知趣认同等，在平日的交往和训练中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徒弟。
有些问题靠知识是不会有明确答案的，所以需要以开放的心去接触智慧。智慧可超越感性限制，超越知识，从而达到一种境界，而这个境界和个人的觉悟和体验有关。因为，医以外的东西，看似轻描淡写，无关紧要，好像在辨证施治中的作用不大，所以常常被忽视。
曾有一位朋友去中医院挂专家号，大夫一摸他的脉便摇着头说：“阳气外泄呀阳气外泄，难整、难整。”然后接着问，“开点好药如何？”我那朋友是从西医手术室里逃出来慕名而去求诊的，结果专家的表情和言语让他几近崩溃。这位专家至今也不明白他的摇头、话语会给我朋友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
所以，赵老师经常对我们说，病人一踏进诊室的门，治疗就已经开始，诊室里的气氛、环境、大夫的面容、说话的语气都在影响着患者的心绪。因此，治疗不是患者坐在你跟前伸手给你摸脉、张嘴给你看舌象才开始的。
能找到赵老师的，几乎都是朋友或朋友的朋友，朋友来了免不了喝茶聊天侃中医。有的朋友甚至会聊四五个小时，反复考察看是否值得把健康交给我们打理。四五个小时，得要有多大的耐心，多宽的知识面，才能与各类精英聊得投机投缘？
一次，一位历史学博士夫妇来求诊，诊后神聊，少明也在场。那时，少明已跟赵老师习医一年半多，但赵老师讲的很多话她都听不明白，有时急得想去撞墙。赵老师与博士夫妇从历史学、哲学、宗教和神学等角度切入中医，这无疑给少明一个多维度释疑中医的契机，平时的许多困惑突然间一一解开，柳暗花明。在三个小时的精彩对谈中，真正受益的是少明。此后，我们一起聊中医时，少明再也没有出现茫然的眼神了。
这种长时间的聊天模式很考验一个医者的综合素质。等你说服他时，他或许就是一个铁杆中医粉，并影响身边一批人接纳天人合一的中医观，从而改变生活习惯进而慢慢收获健康。
这种朋友式的、围绕医的话题而展开的聊天形式，三天两头就会有一次，在赵老师这，经常有文学界、电影界、IT界、新闻界、出版界、商界和政界的朋友拜访求诊，这些朋友都相当有智慧，他们慕名而来时往往一聊就是几个小时，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但听他们聊天，你就会觉得“'道’通便一通百通”，上智之人的了了数语，于我们而言就是开智的大好时机。所以，身边常有人要求来帮我们斟茶倒水，因为他们知道“传大道往往就在喝茶聊天中”。
三、“言传身教”是中医文化传授的不二路径
很多中医工作者和中医爱好者都在通过学习经典和中医理论学习中医，其实这只是学习中医的一个方法。没错，答案就在书本里，所记载的方法和疗效也已经被证明过多次，问题是你将如何掌握和应用这种治疗方法，又该如何独立地掌握这个已有的结论。
我们初中时就读过庄子的《庖丁解牛》，明白许多事情经过反复实践，掌握了事物的客观规律后，做事便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可我们要经过多少年的反复实践才能达到庖丁的境界呢？很难。我之所以在跟师几年后有能力单独面对和处理各类病症的病人，是因为在跟诊赵老师的过程中，在每一个个案中找到理论与实际的切合点。面对病人时的沟通、辨证和处理能力全部师自赵老师。我觉得赵老师是那类“既可以把事情讲清楚，又可以把问题解决好”的大师，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在他身上得到完美结合。可惜的是，现在很多中医工作者断了师承这根链，把自己埋在古书堆里出不来，往往是费了几十年的功夫仍然是从此书到彼书，理论一套又一套，很中看很经得起推敲，却解决不了问题。这让我想起了庄子《轮扁斫轮》的故事。
齐桓公在厅堂上读书，轮扁在厅堂下砍制车轮。轮扁放下工具走到厅堂上说：“冒昧地问一句，您读的是谁写的书啊？”齐桓公说：“是古代圣人写的书。”轮扁接着问：“那些圣人现在还在吗？”齐桓公说：“他们都已经死了。”轮扁说：“那您读的不过是古人留下的糟粕罢了。……我就从斫轮说起吧。砍制车轮，如果砍得太慢，虽然轻松，车轮却很难做得牢固；如果砍得太快了，不仅辛苦，车轮还会做得粗糙。只有不慢不快，恰到好处，才能得心应手。可是这里面的技巧，用嘴巴是说不清楚的，只能存在于我做车轮的过程中。我没法将我的技术清楚明白地传给儿子，因此我都70岁了还在亲自砍制车轮。古代圣贤已经和他们那些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道理一同死去了，所以您读的东西只不过是古人留下来的糟粕啊！”
《轮扁斫轮》的故事向我们揭示这样一个道理：“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文字不具备完全传达作者之“心”之“意”的本事，因为在感受、表达与接受过程中，信息具有逐级递减的特性。所以，庄子在这篇寓言前面的文字里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随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
然而，不少学者忽略了“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有位研究《内经》多年且著作颇丰影响力蛮大的老师告诉我，他研究《内经》多年得出的经验是要扶正和远离凉药，他说“寒则热之，热则寒之”的原则不能变，《经》里没有寒热兼之，所以用药非寒则热或先寒后热、先热后寒，万万不可寒热药共用。我问他，如果面对一个寒热交加的病人该咋办，他无语，或许他不屑于应答我。
庄子借助齐桓公和老木匠的对话来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其实，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已经隐含了同样的真知灼见。
理解了老祖宗的真知灼见，就能理解中医为什么要走师承这条路了。
记得女儿第一次求诊于赵老师时，赵老师说，这小丫头，上焦这么热，下焦却那么寒，我得把你的上焦调成秋天的环境，下焦调成夏天的环境，你给我出难题了呀！女儿那时稍微吃点热性的食物就上火，扁桃体发炎和口腔溃疡是家常便饭，发烧咳嗽也不闲着，看西医肯定是消炎，所以阿莫西林、泰诺等消炎药家里一直备着，小小年纪的女儿自己也会去药店买这些抗生素类的药。然而，无效且体更弱，后改中医，中医用凉药。我至今保留的处方中有“莲翘10菊花10芦根10葛根10蝉衣6芶藤6柴胡6黄苓6牛旁子8竹叶8板兰根15荆芥5甘草5”，这导致原本深受抗生素类药物伤害的身体又接受了寒性中药的入侵，女儿开始夜尿多、黑眼圈、不长个儿，苍白的脸从未红润过。
赵老师给女儿第一次开的处方中除了近200克的党参、当归、黄芪外，还有附片、补骨脂等，也有100多克的生石膏、生地和半夏等。这是什么方呀？到底符不符合《内经》“寒则热之，热则寒之”的原则？经里没有“寒热兼之”的原则，但赵老师的方里似乎阳药阴药都用上了。
面对一部中医经典，许多专家看到读到的是什么？我想更多是是句子的意思，而不是病证的意思。否则我就不会听到“万万不可寒热药共用”的忠告。所以，如果我们把文字本身当作事物，把它当作疾病所反应的意思，那么，我们永远也得不到任何关于疾病的真实信息。
一位朋友高血压两年，一直靠西药控制，但失眠严重。中药调理后感觉很好，再也没有服过西药，睡眠、胃口和二便都正常。一次因头晕头痛去医院住院检查，结果是脑细血管狭窄，西医建议其服扩张血管的西药，她告诉医生说自己在服中药调理。医生很鄙视地说“中药没用，都是骗人的”，朋友就此请教中医科主任，主任看了赵老师给朋友开的药方后连说：“高血压了怎么还可以用党参、当归和附子？整个治反了呀！”但是，治反了人怎么舒服了呢？医院的中医专家那么厉害怎么没见把病人治舒服？为何又要他们用西药？
类似的例子我们碰到过好多，有的病人服药前喜欢拿方去求证于中医博士或中医专家，希望获得他们肯定再决定是否服药。然而，更多的时候，专家四诊完后再对应赵老师拟的方，就是看不出个所以然，看不出所以然谦卑一点也行，不，他们绝大多数都会说一句“此方不是治你的病的”。这样一来，没有辨别能力的病人往往就与民间大医擦肩而过了。
其实，赵老师告诉我们，经典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把握经典能防止我们行为、思维上的偏差，经典在行医过程中起着导航的作用。赵老师也一直告诫我们，不能排斥经典，相反对经典要抱着崇敬、低位、虔诚的态度，要学习、体悟、践行，但不主张单纯地对书本文字做什么研究。他说，闭门造车式的研究，不但徒劳无功，而且误人误己。
四、在临床实践中，师父“口传心授”， “实景”与“心景”发生交流，慢慢地徒弟便会对各种“证”心领神会
我认识不少熟读经典的中医大夫，知道我跟赵老师习医后，常会问我赵老师什么脉用大黄、什么脉用黄芪、什么脉用附子、什么脉用石膏，如何辨别寒脉、湿脉，又如何用经方加减。每当此时，我都是随意应答，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明白。因为，我跟诊时所得到的信息是我自己直接感受到的，是极其个人化的体验，我很难用语言将其中所隐含的意味充分地表达出来。其实，我知道我表达的语言离我的感受相差甚远，因为当我全身心感受一个病人的所有证的时候他们不在现场，我很难用精准的文字描述当时的信息且要让他们完全明白、理解。
每当他们反复问，我又很抓狂地想表达清楚时，便会想到“可意会，不可言传”这句话。每次放下电话，我都急迫地想与少明或女儿沫西沟通一下，因为她们在场，能够理解我的“抓狂”，能够理解众多信息的“可意会”和“不可言传”。由于我们的同在场，对病人有真实的感受，且同师于一人，我们沟通起来就没有任何障碍。
这如同描述榴莲的味道，一百个人会有一百种描述，但不管如何描述，没吃过榴莲的人永远也无法从文字中读出榴莲的味道。但是，吃过榴莲的人只要看见榴莲的壳就会自然地想到里面的肉和回味那独特的味道。习医亦如此，医书再经典，医案再详细，没有经历当时四诊实际的，仅靠文字或语言是想象不出当时病人的脉象、舌象、面容和语调的，更明白不了大夫的用药思路。所以，断了师承，没几人能靠文字悟出中医之道。
写到这，突然想起民国名医恽铁樵的故事。恽铁樵16岁中秀才，20岁时已读完了全部科举经典。习儒之时亦已接触《素问》《温病条辨》《医学三字经》等中医著作，还精通外语和文学，后担任上海《小说月报》主编。不幸的是其三个儿子先后都因病染伤寒不治离世。屡遭丧子之痛的恽铁樵转研医药，刻意岐黄，先后问学于沪上名医汪莲石、丁甘仁。恽铁樵是真正的秀才，学医该是易以反掌如“笼中捉鸡”，但国学功底如恽铁樵亦得跟师后才能从经典进入行医实际。那么，从小被数理化、英语和科学洗脑的我们想进入真正的中医境界、想求得中医之道，没有师父的引领，读再多的经典，恐怕也与中医无缘啊！
有师父与没师父完全不同，在场与不在场非常重要。球迷们对此应有发言权，看世界杯电视转播和在现场看比赛的球迷们感受完全不同，那只看文字报道的人差得就更远了。
气息、气氛这种无形的东西只有感应，要得到感应就得在场亲身经历，全身心体验。大家共同经历和体验了，也就是在场了，那么老师一点你就明白，无需赘述。
比如，我们四诊时学脉，老师从未就某种脉象专门讲解，最多也就是提醒一下我们好好体会寸关尺六脉中的某个脉，更未要求我们对应28脉中的某种脉。我们对脉象的认知就是通过摸脉来建立脉在大脑中的图像，脉象的不同就是图像的不同，有的图像记忆深刻，一两年后，就是蒙着眼睛病人不说话我也能凭他的脉象说出他是谁。这是跟师过程中习到的知识，书本上永远学不到。所以把“浮在皮毛，如水漂木；举之有余，按之不足”16个字背熟背烂刻在心里记在脑里也不能真正感受到什么是浮脉。很多人对浮脉的理解仅仅是文字符号而已。
在临床实践中，师父“口传心授”，通过有限的语言，加之眼神、表情以及肢体语言的利用，结合现场情景就可以传达出无限多的信息，徒弟和师父相处在同一环境中接受信息，“实景”与“心景”发生交流，潜移默化，慢慢地就会对各种“证”心领神会。
在跟师过程中，师父能把你带进活生生的四诊现场，进入到存在本身的世界中，经历事情本身。与存在本身打交道，当场发生，当场体验，当场启发，当场揭示，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体验是书本无法提供的，在这样的场景中，一切概念都变得空洞，所有表达都显得苍白。习和悟每时每刻都可能在自己身上发酵。
医生、病人及随行亲属同在一个“世界中”，环境共享。徒弟身处在这样一个信息的发源地，事实本身会提供领会和解释之源，你整个身心都处在情景之中，可以体会事实本身，可以“以身证法”，不需通过声音、图像和文字的中介，从而获得在其他渠道无法得到的原初意义和理解力。此时，你的认知已超出了概念、名词的束缚，各种信息在此汇聚、交融，使你触类旁通，茅塞顿开，曾经感到的疑惑、神秘在此一扫而光。
所以说“医者意也”。有些病症只要多接触一段时间，无需任何语言，就能理解其中的意义。
五、中医学院的教育是失真的“只传无承”的教育
人类使用“语言符号”传播文化、信息已有几千年，“语言符号”包括声音符号和文字符号。此外，传播信息还使用了其他许多方法，这些方法的使用历史要比“语言符号”的使用历史长得多，这些方法就是非语言符号的方法。非语言符号和语言符号并存，一直承担着人类信息传播的使命。
而中医因为是与活生生的人、与生命打交道，其除了形而上的“道”以外，还有形而下的“器”或“术”，其自身特点决定了其传播得多渠道，即包括文字符号、语音符号和身教的示范符号。有跟师经验的习医者，肯定可以感受到师父在展示、传播中医的过程中，常常是几种渠道各有作用，互相补充，殊途同归。
在跟师过程中，语音符号（口传）最为直接和灵便，这是师父讲给徒弟听的过程，它比文字符号承载的信息更多，传递的信息量更大。这种传授方式不用像医学院里需固定场所、固定教材、教固定的几十上百号学生，传授时间地点灵活，茶余饭后、公园散步，甚至玩牌时，都可信手拈来，触类旁通、取象比类。另外，可随时针对不同的对象、条件，及时调整传授的内容和形式，并根据徒弟反馈的信息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
在近60多年的中医文化传承上，中医院校倒是建了不少，中医教授和专家也很多，但会看病且能解决病人问题即有疗效的却越来越少。何故？因为中医院校只有“文字符号”这个单一的传播形式，教授像部复读机在台上把《中医诊断学》《中医基础理论》“重读”一遍，学生在课室里又像录音机似的把内容拷贝下来，这种教学方法完全颠覆了沿袭了几千年的师父带徒弟模式，老师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在台上教，学生为了毕业证在台下抄。大学五年，他们中90%以上的学生连患者的脉都没有摸过。
很多学生为了强化自己的“医力”或为了方便就业，便不知疲倦地攻读中医硕士或博士。然而，他们忘记了或者根本不明白，学中医要到现场修，现场学，诊所就是最好的教室。在这个环境中，师父、病人都是你的老师，你在这个场景中身临其境地去想、去感受、去体验。在此过程中，各种证、各种信息和各种非语言符号可以相互交集，从而让自己的临证经验不断地充实、提高和校正。
比如：对四诊得到的信息要分析、判断、归纳、总结，这个过程就是“理”的过程；“理”清后，是补气升阳、活血化瘀还是除湿祛寒，“法”就得定准；“法”则有了，升、降、收、藏、君、臣、佐、使等的“方”便要了然于胸；然后“药”的四气、五味、归经等也就紧跟其后。理-法-方-药，虽然讲起来是四个阶段，但在四诊的过程中往往是刹那间形成的，并且每个阶段都是隐性的成分居多，如果不身临其境，仅通过文字符号解读有时真的是读死了也未必明白。
习中医是习一种能力。习医的目的亦是为了用。如果从本科到博士11年后坐诊，连个发烧感冒都得借助诊断仪器然后再苦苦寻方，那人脑与U盘有啥区别？这么多年的学习过程仅仅是把理论、药性和经方时方验方刻录到自己大脑里而已，却没有建立起独立分析、独立思考的习惯，也没有医的行为能力，甚至连思维方式都是死背的。许多医学院毕业的中医大夫想靠死背的那点方剂和汤头歌来使用、套用，以为靠预设的答案可以解决问题，而对真实的答案却一无所知，所以每当遇到复杂的疾病和环境时，就不知所措，就会在问题面前徘徊、迷茫。找不到答案时，解决不了病家问题时，他们往往就怪罪于中医不行，而不是自己不行，于是选择中成药、诊疗仪器和西药。
2009年在上海参加“扶阳论坛”会议时，认识了一位在广州中医药大学读研一的小伙子，其导师派他来开阔视野。在去同济大学听倪海厦老师讲座的路上，我们一路聊中医。他告诉我，他研究生一年级还得学西医知识，研二才进入跟师阶段。我问他摸过脉吗？他说没有，大五在医院实习期间是在各科室轮着实习一圈，且都是西医的科室，偶尔轮到一两个中医科室也是西医为主。悲哀！
他讶异于我在临证时的能力，以为我在中医院干过多年。当他知道我并没有上过中医院校只跟赵老师习医后，才知道跟师习医才是中医传承不绝的唯一出路。
朋友的女儿今年考上广州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因为分数不是很高，便责怪自己“考研没考好跟不了好的导师学不了真正的中医是我很大的遗憾……”该姑娘还以为真正的中医在学院在医院，如果如她所讲，那么读了大学5年，她起码可以为自己或为家人望闻问切辨证施治了吧？然而，很可惜，她连给自己开药都底气不足。有次把自己的脉象和舌象告诉我，希望我能给她一个经方加减。我告诉她我只会四诊后组方不会经方加减，因为我没有学过经方，不懂经方。
为什么中医院校的毕业生大都没有行医能力？因为，他们除了接受文字符号外，其他的传播符号都处于缺失的状态。更遗憾的是，因为没有明师明医的点拨，他们无缘体悟到师父在传播过程中使用的大量不可言说的言说，是师父为了“引导”的言说——引导徒弟在临床实践中模仿、体验、领悟、掌握的无声语言。
这种缺失必将导致他们临床经验、生活背景、人文知识和沟通能力的缺失，所以，掌握中医辨证施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语言总是有局限，不足以完全精确表达个人感觉中非常个别非常自我的东西。所以说出的东西中总带有“未说出的成分”，“未说出的成分”或许就是老祖宗留给后世的“真传”，这些“真传”难找难悟，以我们现在的教育背景、语境和对大自然的感知能力，已经很难进入老祖宗的思维空间了。然而，中医的薪火还在民间默默地闪烁着，师父在前头，师父可以通过身教为我们展示那些只能感觉的东西，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
有一次，我与一位区级中医院中医科主任聊天，她很好奇我接触中医的机缘和对中医的痴迷，我更好奇她的同学在中医院校如何讲学。她告诉我，她们上大学时班上有好几人退学，因为不相信阴阳五行，觉得中医是迷信。20多年来，她一直在实践中感悟前行，而她的没有任何临床经验的同学却在院校里当教授为学生讲《诊断学》的课。没有诊断经验的教授如何能让学生明白“诊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去中医院看博士专家时得到更多的却是检查单和西药了。
一位中医学院的学生告诉我，他的院长在讲课时经常举例自己如何给某领导看病，如何药到病除。某日，一同学肚痛腹泻找院长看，院长问诊（没有摸脉没看舌苔）后，建议其去买黄莲素吃。该学生心里犯嘀咕，院长是真有料还是假有料呀？这是多好的展示中医魅力展示院长水平的机会呀！可惜！
记得刘力红老师说过，他上大学时，老师在课堂上把中医如何治病讲得天花乱坠，可自己生病时却选择打吊瓶。每每见此景象，他心里都在怀疑中医的真正疗效。30年后的今天，那位学生和当年刘老师的心情是多么相似。
所以说，不是中医不行，而是“承载”中医的许多人不行，可他们又往往以中医专家的身份出现且很有名气很权威。
赵老师曾经开玩笑说：如果一个中医说自己是博士，那我知道他肯定离中医很远，连门都没进；如果那个人说自己是民间中医，那我倒要景仰他几分，说不定他很厉害。
当下，有众多学者抨击中医院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医掘墓人。此话说得太狠了！其实，中医的传播和继承还得靠他们，他们更明白中医的症结所在，只是现在的环境让他们无人可师，无师可从，遇不上真师父。但我相信，只要知道问题所在，就一定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六、中医的力量是智信的力量
朋友@aline小屋认为，“对中医就像对上帝，'信’字是根本，信则灵。我们一帮朋友，大人孩子十多年来都是固定看深圳某医院的中医生，因为她的持续调理，我们大多数没有什么痼疾，大病小病喝她的三四剂药就好。更神奇的是有时生病去看她，开了中药，回家药还没煎，病就好了。这就是中医的力量，如神迹一样。”
朋友@王绍培对信则上升至哲学层面：“信仰的治疗效果不是一件神秘的事情。它让你把自己交出去，把自己忘掉，于是乎你就'放下’了。'放下’的生理意义是：大脑皮质不再紧张，不再干扰身体的运行，于是心平气和，循环畅通，养分充沛，疾患不药而愈……被狭隘的科学主义者攻击的迷信，其实正是疗效的原因，因迷信而产生疗效……”
@刘力红老师则认为：“按照爱因斯坦的观点，中医应为科学和艺术的合和体，在学习的过程需要信心，但不宜与上帝作何关联！”
而赵老师则认为，信中医是智信，不是迷信。中医不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的疗效。病人选择中医是经过一连串的判断考量后才做决定的。当然，信中医更不可能像信宗教一样去烧香或做礼拜就可以了，它得有实际行动，如煎药喝药接受治疗反应等等。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是生活在信心之中，没有信心我们将寸步难行。我们听课，是因为我们相信老师讲的是对的。我们搞科研，是因为我们相信自然界中有规律可循。我们吃饭，是因为食物能提供我们所需的营养。我们做的所有事，都因为有信。这种信传递给我，我又传递给身边的朋友。
在跟师习医过程中，我们能获取更多的软性知识，同时学会辨证施治的规则、规律以及建立起自己的经验，而这种东西又是灵活多样、能融入到我们灵魂中的东西。赵老师常告诫我们千万不能把中医经典和方剂当成规则、口诀来记忆，要活听、活用，要吸纳到心里，和自己的灵魂融合在一起。如果只把它记录在纸上，且变成未来的应用规则，必在未来临床实践中束手束脚，无法活变。
西医却不同，西医眼里把人分成一个个量化指标，并有一个所谓的标准，病人和医生之间不需要“信”，大家只信机器，只信指标。有时候病人明明感觉不适，却要把自己交给机器来评判，机器说你有病就有病，机器说你没病就没病，大家都接受了这种知识化和科学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诚信已经变得无关紧要。甚至发生了医疗事故，只要怪罪于机器故障，医生就可以逃脱责任。
因为每个中医都是个体的人，所面对的治疗对象也是个体的人，在临床中，医生常会和偶然性因素、复杂的多样性因素不期而遇。这些因素在教科书中并不能见到，如果你没有师承和缺乏相应的临床经验，通常的处理方法就是按规定、原则、常规来处理，这样做的结果，尽管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甚至造成了更多的问题，你也可以逃避责任，并以此掩盖自己的无能和平庸。而这样一种处事原则却通过院校教学、考试和一系列的规章和评价体系，形成为体制内中医的思维模式和中医研究者的学术范式。
中医要求病人在求医时要有恭敬态，要低位，要诚信。能量流动的规律是从高处到底处，你低位，医生的诊断信息才能向你流动，而诚信就相当于收音机的调节开关，你处于恭敬态时，频率才能相同，才能接受到医生的诊断信息。
作为中医大夫，你要用心心相印的态度与病人交流，对来到的每一个病人你要把他当作老师，你之所以把他当作老师，是因为他不断的向你传递各种信息，我们通过病人一个细小的动作、一个细小的表情、一些普通的描述，通过望、闻、问、切四诊，观其外，知其内，推断出隐藏在深处的内涵。
还记得2010年秋天，有一位血液病患者经我朋友带到诊室，这位患者才是个25岁的女孩小俊，妈妈和姐姐陪着来。姐姐来的目的是准备把身体调好后给妹妹换骨髓，为了妹妹，姐姐结婚两年了都不敢要小孩。赵老师一听，立马对她母亲说，家里一个孩子病已够倒霉了，干吗还要整多一个病人出来？姐姐该干吗就干吗，妹妹交给我们。
血液病是西医整出的病名，赵老师说过，人所有的病都是因为气血不通不足引发的，气血乃阴阳也，西医整出来的所有病名都可归到阴阳里。那么，我们还是从调整体调阴阳入手。记得每次处方，赵老师都用大量的黄芪补气，气足了，白细胞便可成熟得更多。神奇的是，小俊服中药18天后血小板就从650降至130的正常指标，西药格列卫亦从日服4粒降至日服2粒，原来服西药后呕吐不已的状况已消失。服药27天后除白细胞偏低外，其他一切正常。赵老师鼓励她再调理一个月后可以回单位上班，且姐姐也不需为捐骨髓而迟迟不敢怀孕了。
2011年春节后，一直由妈妈陪着来开药的小俊自个儿来复诊，满面春风，我们都被她的青春活力所感染。想当初她初诊时戴着大口罩，一家人神色凝重，姐姐还想喝中药调壮身体为其捐骨髓，而今她的身体比姐姐的还棒，各项指标连续4个月正常。想想，能让一个所谓的绝症患者远离疾苦恢复常态，是生活对自己多么高的奖赏！也正因为小俊健康好转的消息让我惊喜莫名，我这个网盲开通了微博，开始借助微博的空间与朋友们分享真正的正本清源的中医魅力！
刚与小俊通电话，她已正常上班，西药格列卫还在断断续续地吃，但因为有中药调理，所以西药产生的副作用比通常小很多。更开心的是，她姐姐已在4个月前生了个大胖儿子，小俊说下次带小外甥的照片给我们看。小俊的故事告诉我们，碰到好的中医，救的就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大家子。
梁启超曾说过“中医尽能愈病，但是没人能把愈病之理说清楚”。因为“中医能愈病而说不清病理”，梁启超于1926年因血尿选择西医，并在北京协和医院由权威外科医生误将健康的左肾切去，而有病的右肾却保留。一直到1971年“文革”时期，梁思成自己患病住进协和医院，才从大夫口中知道这惊天秘密。当时，有的学者对梁启超的健康状况提出质疑，梁启超对此还作出回应，呼吁大家不要以偏概全，不要以他这一个特例来否定西医。
梁启超是个伟人，为了拯救病入膏肓的国家，为了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他可以牺牲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那么，面对百年来备受打击的中医，作为华夏子孙，我们是不是也该为中医薪火相传尽点绵薄之力？让中医继续庇护我们华夏民族？
中医是靠代代相传、相承而发展的。而我们的生命有限，我们不可能重走老祖宗走过的路，不可能把他们对大自然和对生命的认知过程重复一遍，那么从师就是最好的出路。从师可以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行，把他们的经验变成自己的经验，然后造福社会造福人类！
本帖最后由 雪山来客 于 2013/4/11 14:14 编辑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83a68a0102e2ua.html 作者：从道者医托丹娜
这几天有历史学、文学、哲学博士来拜访赵老师，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都颇有研究，且非常相信中医，他们都问赵老师，以他们的文化底蕴是不是很容易学会中医？因为“秀才学医，如笼中捉鸡”呀！赵老师说不可能，因为中医不是学结果，而是学过程。少了跟师的过程，哪怕是中医学院的博士也永远与中医无缘。
这种机缘得有多大的福报才能获得？于我而言，便是自己多年的病痛和女儿弱不禁风的身体。所以说疾病是功德无量的。
一、进入习医状态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自然过程
《我的“医托”故事》写于2006年11月，那是我接触中医也就是认识赵老师两年半后写下的与中医有关的文字，那时我才诚惶诚恐、忐忑不安地跟赵老师学四诊不到半年。并且患者不多，都是我的亲朋好友及同事。
现在回想起来，我有习医的冲动得益于2004～2006年间每天晚上在公园太极完后听赵老师聊中医，得益于亲朋好友们对中医的认可和接受赵老师的调理。我自己及亲朋好友们服药期间身体上的反应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医案素材，让我有机会聆听赵老师的高见。这种最本真的中医文化薰陶，犹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中医的种子就这样慢慢地种在我心里，生根发芽。
中医这粒种子撒在我心田时，我已届不惑之年，习医、自医或医人这些念想连影子都没有。然而，女儿决定长大后要学医要跟她心目中的神医赵伯伯学的愿景犹如一股神力不断地将我往前推。女儿小学时成绩不冒尖，我常常自责是由于自己太放纵她轻慢作业的态度，还经常在她的作业本上写上“同意不做完作业”的家长意见，更不可能像其他家长一样自己先把孩子的课本学一遍作业做一遍，然后再辅导他们。这种自责让我总想找机会补偿。
中国人喜欢说“走着瞧”，“走着瞧”的意思应该是比时间的长度，谁能走到最后谁才是胜者。女儿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但是没关系，会加减乘除和拼音识字查字典已经够了，其他的都是多余的，重要的是她要训练好“走着瞧”的身体素质和拥有“走着瞧”的动力。她相信中医喜欢中医选择中医本身就是一种智慧的表现。我想，如果能先替她学学中医那倒是一举多得的乐事呀！
女儿想学中医的想法让赵老师很是欣慰。中医百年来的生存环境一直遭受限制和打压，并且现在的中医已离传统中医越来越远。民间中医哪怕是再有本事也时刻处于被取缔或被铲除的境遇中。每每谈到中医当下的景况，赵老师都是无奈地叹气。有次，赵老师悲观地说：“国人不认可中医，那我以后就传给日本人或韩国人。反正他们不嫌弃他们会当宝贝一样学习发扬。”我在旁边听后如被电击一样。习医的念想开始在我心中萌动。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好东西为什么要流落他乡？
有了念想，便有了行动。我那原本轻视中医崇拜西医的大脑像移动硬盘似的迅速清空，然后是不加筛选地复制赵老师有关中医的所有经典话语。经常地，打完太极或带亲朋好友给赵老师四诊完回到家，我都会以最快的速度把老师对中医的见地记录下来。每当此时，家里任何人要与我说话都会被我拒绝，我生怕我40岁的记忆力不够用呀。
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我几乎天天都以这种方式在接受中医文化的洗礼。这种方式非常自然轻松，没有任何压力，当这种知识积攒到相当程度时，便有了望闻问切的冲动。习医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一种行为。
二、传大道往往就在喝茶聊天中
2010年女儿报考中医学院时，许多朋友都说学中医好辛苦，要背大量的药性歌诀、汤头歌诀。更痛苦的是，背了一堆，临证时还往往不会或不敢用。然而，赵老师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背过这些，反而要求我们暂时不要看任何医书，建议我们在前期先广泛涉猎传统文化和哲学类书藉。所以女儿明白，靠背书成不了明医，学历不等于学识，文凭不等于医术，名医不等于疗效。花五年的时间在学校只是按体制要求的程序走走以期被体制承认，更多的时间是要跟师跟赵老师学。
但是，几年后，赵老师便开始鼓励我们自由挑选医书阅读，并强调经典在行医时的作用。这时，我才发现，当自己已积累了足够的辨证施治能力时，再对照《道德经》《内经》《伤寒论》里面的“道”，我们便常常会发出“原来如此”的感叹，因为我们可以透过文字、概念反解出它的思维内涵，能将文字符号所指代的意义和现实对应起来，从而加深自己对经典的认知和理解。之后，如果你再走进书店，你对医书便有了辨别能力，知道哪些是“真书”，哪些是“伪书”或“伪方”，更不会被所谓的专家们的书评所左右。也因此，每当自己在书店浏览时，便亦有叶天士当年所说“读书十年，无可医之病；诊病十年，无可读之书”的感慨！
前几年，我拜访国内多名老中医欲策划出版他们的医案，赵老师当时说了一句，“书店里的医案类图书多得可以用车拉，如果看医案能看成一名中医大夫，那中医就不是这种状况了。再好的医案也好不过《伤寒论》，可多少能把《伤寒论》倒背如流的人面对各种证时却束手无策。”后来我明白了，中医在传承当中存在着大量的非语言符号，文字符号、语音符号属于语言符号，而身教的示范符号却只有在跟师的过程中才有可能获得。所以，唯经典是从、唯医书是从的人有时真的会很悲哀，因为叶天士的话告诉我们，医书的作者不一定是一位医术精良、经验丰富的人。再者，如果医者自己具备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良医术，那么医书的指导意义也就黯然失色。所以在临诊上，书本理论往往不切实用。
因此，女儿在中医学院上学，我们要求她大量阅读课外书，教科书考试混个及格就行。邓（铁涛）老也曾说过，仅有书本知识，没有实践的经验，学历再高也不过是个“文字医”，“文字医”往往下笔千言，遇到临床实际问题时却胸无一策，解决不了问题。
死抠经典是读不出中医大家的。几乎每一天都有人问我怎么样才能学会中医，能否推荐几本入门医书。很抱歉的是，我的入门就是直接地跟师望闻问切，直接地面对病人。那时，赵老师好像只给我推荐过一本刘力红老师的《思考中医》，但因看不懂便被我丢置一边。我所有的经验和临床能力都来自于跟师时的感悟、积累，更多的中医文化知识则受益于平日的聊天，当赵老师与众多朋友如马原、韩东和朱文等各界智者谈天说地时，那些精彩的对话，那怕只是片言只语，都能如醍醐灌顶般让我恍然大悟。
今天，想起赵老师常说的“学医在医外”这句话，感触颇深。因为，中医是道器合一的一种文化，“道”靠“器”来展示，“器”要靠“道”来承载。而“道”与“器”之间的介质是活生生的人，每个人都不同，所以在面对一个病人时，除了随证施治外，还得随其秉性进行互动以达“信则救”的最佳效果。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就必须具备很多医以外的素质，这种素质包括一个人的文化积淀、人生阅历、社会经验、处事风格等等，因为中医的载体是活生生的人，人的习惯、信仰、文化背景、主观意识形态等，必将在技术的选择、应用中体现出来。所以你的一声叹息、一个微笑、一个眼神，你的任何一个肢体语言都有可能影响病人的情绪或对自己病症轻重的猜测。
因此，在跟师过程中，我们体会更多的是医以外的无形的内容。这种内容不可能在书本上、课堂上学到。这种内容在教科书中也是无法写出来的，比如能力、才华、信念等无形内容，它的传递过程都是无形的，是难以表达、难以传播的，但对学医成功与否却起到关键作用。但是，通过师承，可以把无形的内容调制到有形的内容上去，这是无形传递的最主要的方式。
无形的内容需要经过无形的传递，并要经过多次重复，反复练习，才能逐渐积累、掌握。并且，师父的心理、思维、知趣认同等，在平日的交往和训练中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徒弟。
有些问题靠知识是不会有明确答案的，所以需要以开放的心去接触智慧。智慧可超越感性限制，超越知识，从而达到一种境界，而这个境界和个人的觉悟和体验有关。因为，医以外的东西，看似轻描淡写，无关紧要，好像在辨证施治中的作用不大，所以常常被忽视。
曾有一位朋友去中医院挂专家号，大夫一摸他的脉便摇着头说：“阳气外泄呀阳气外泄，难整、难整。”然后接着问，“开点好药如何？”我那朋友是从西医手术室里逃出来慕名而去求诊的，结果专家的表情和言语让他几近崩溃。这位专家至今也不明白他的摇头、话语会给我朋友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
所以，赵老师经常对我们说，病人一踏进诊室的门，治疗就已经开始，诊室里的气氛、环境、大夫的面容、说话的语气都在影响着患者的心绪。因此，治疗不是患者坐在你跟前伸手给你摸脉、张嘴给你看舌象才开始的。
能找到赵老师的，几乎都是朋友或朋友的朋友，朋友来了免不了喝茶聊天侃中医。有的朋友甚至会聊四五个小时，反复考察看是否值得把健康交给我们打理。四五个小时，得要有多大的耐心，多宽的知识面，才能与各类精英聊得投机投缘？
一次，一位历史学博士夫妇来求诊，诊后神聊，少明也在场。那时，少明已跟赵老师习医一年半多，但赵老师讲的很多话她都听不明白，有时急得想去撞墙。赵老师与博士夫妇从历史学、哲学、宗教和神学等角度切入中医，这无疑给少明一个多维度释疑中医的契机，平时的许多困惑突然间一一解开，柳暗花明。在三个小时的精彩对谈中，真正受益的是少明。此后，我们一起聊中医时，少明再也没有出现茫然的眼神了。
这种长时间的聊天模式很考验一个医者的综合素质。等你说服他时，他或许就是一个铁杆中医粉，并影响身边一批人接纳天人合一的中医观，从而改变生活习惯进而慢慢收获健康。
这种朋友式的、围绕医的话题而展开的聊天形式，三天两头就会有一次，在赵老师这，经常有文学界、电影界、IT界、新闻界、出版界、商界和政界的朋友拜访求诊，这些朋友都相当有智慧，他们慕名而来时往往一聊就是几个小时，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但听他们聊天，你就会觉得“‘道’通便一通百通”，上智之人的了了数语，于我们而言就是开智的大好时机。所以，身边常有人要求来帮我们斟茶倒水，因为他们知道“传大道往往就在喝茶聊天中”。
三、“言传身教”是中医文化传授的不二路径
很多中医工作者和中医爱好者都在通过学习经典和中医理论学习中医，其实这只是学习中医的一个方法。没错，答案就在书本里，所记载的方法和疗效也已经被证明过多次，问题是你将如何掌握和应用这种治疗方法，又该如何独立地掌握这个已有的结论。
我们初中时就读过庄子的《庖丁解牛》，明白许多事情经过反复实践，掌握了事物的客观规律后，做事便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可我们要经过多少年的反复实践才能达到庖丁的境界呢？很难。我之所以在跟师几年后有能力单独面对和处理各类病症的病人，是因为在跟诊赵老师的过程中，在每一个个案中找到理论与实际的切合点。面对病人时的沟通、辨证和处理能力全部师自赵老师。我觉得赵老师是那类“既可以把事情讲清楚，又可以把问题解决好”的大师，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在他身上得到完美结合。可惜的是，现在很多中医工作者断了师承这根链，把自己埋在古书堆里出不来，往往是费了几十年的功夫仍然是从此书到彼书，理论一套又一套，很中看很经得起推敲，却解决不了问题。这让我想起了庄子《轮扁斫轮》的故事。
齐桓公在厅堂上读书，轮扁在厅堂下砍制车轮。轮扁放下工具走到厅堂上说：“冒昧地问一句，您读的是谁写的书啊？”齐桓公说：“是古代圣人写的书。”轮扁接着问：“那些圣人现在还在吗？”齐桓公说：“他们都已经死了。”轮扁说：“那您读的不过是古人留下的糟粕罢了。……我就从斫轮说起吧。砍制车轮，如果砍得太慢，虽然轻松，车轮却很难做得牢固；如果砍得太快了，不仅辛苦，车轮还会做得粗糙。只有不慢不快，恰到好处，才能得心应手。可是这里面的技巧，用嘴巴是说不清楚的，只能存在于我做车轮的过程中。我没法将我的技术清楚明白地传给儿子，因此我都70岁了还在亲自砍制车轮。古代圣贤已经和他们那些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道理一同死去了，所以您读的东西只不过是古人留下来的糟粕啊！”
《轮扁斫轮》的故事向我们揭示这样一个道理：“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文字不具备完全传达作者之“心”之“意”的本事，因为在感受、表达与接受过程中，信息具有逐级递减的特性。所以，庄子在这篇寓言前面的文字里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随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
然而，不少学者忽略了“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有位研究《内经》多年且著作颇丰影响力蛮大的老师告诉我，他研究《内经》多年得出的经验是要扶正和远离凉药，他说“寒则热之，热则寒之”的原则不能变，《经》里没有寒热兼之，所以用药非寒则热或先寒后热、先热后寒，万万不可寒热药共用。我问他，如果面对一个寒热交加的病人该咋办，他无语，或许他不屑于应答我。
庄子借助齐桓公和老木匠的对话来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其实，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已经隐含了同样的真知灼见。
理解了老祖宗的真知灼见，就能理解中医为什么要走师承这条路了。
记得女儿第一次求诊于赵老师时，赵老师说，这小丫头，上焦这么热，下焦却那么寒，我得把你的上焦调成秋天的环境，下焦调成夏天的环境，你给我出难题了呀！女儿那时稍微吃点热性的食物就上火，扁桃体发炎和口腔溃疡是家常便饭，发烧咳嗽也不闲着，看西医肯定是消炎，所以阿莫西林、泰诺等消炎药家里一直备着，小小年纪的女儿自己也会去药店买这些抗生素类的药。然而，无效且体更弱，后改中医，中医用凉药。我至今保留的处方中有“莲翘10菊花10芦根10葛根10蝉衣6芶藤6柴胡6黄芩6牛旁子8竹叶8板兰根15荆芥5甘草5”，这导致原本深受抗生素类药物伤害的身体又接受了寒性中药的入侵，女儿开始夜尿多、黑眼圈、不长个儿，苍白的脸从未红润过。
赵老师给女儿第一次开的处方中除了近200克的党参、当归、黄芪外，还有附片、补骨脂等，也有100多克的生石膏、生地和半夏等。这是什么方呀？到底符不符合《内经》“寒则热之，热则寒之”的原则？经里没有“寒热兼之”的原则，但赵老师的方里似乎阳药阴药都用上了。
面对一部中医经典，许多专家看到读到的是什么？我想更多是是句子的意思，而不是病证的意思。否则我就不会听到“万万不可寒热药共用”的忠告。所以，如果我们把文字本身当作事物，把它当作疾病所反应的意思，那么，我们永远也得不到任何关于疾病的真实信息。
一位朋友高血压两年，一直靠西药控制，但失眠严重。中药调理后感觉很好，再也没有服过西药，睡眠、胃口和二便都正常。一次因头晕头痛去医院住院检查，结果是脑细血管狭窄，西医建议其服扩张血管的西药，她告诉医生说自己在服中药调理。医生很鄙视地说“中药没用，都是骗人的”，朋友就此请教中医科主任，主任看了赵老师给朋友开的药方后连说：“高血压了怎么还可以用党参、当归和附子？整个治反了呀！”但是，治反了人怎么舒服了呢？医院的中医专家那么厉害怎么没见把病人治舒服？为何又要他们用西药？
类似的例子我们碰到过好多，有的病人服药前喜欢拿方去求证于中医博士或中医专家，希望获得他们肯定再决定是否服药。然而，更多的时候，专家四诊完后再对应赵老师拟的方，就是看不出个所以然，看不出所以然谦卑一点也行，不，他们绝大多数都会说一句“此方不是治你的病的”。这样一来，没有辨别能力的病人往往就与民间大医擦肩而过了。
其实，赵老师告诉我们，经典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把握经典能防止我们行为、思维上的偏差，经典在行医过程中起着导航的作用。赵老师也一直告诫我们，不能排斥经典，相反对经典要抱着崇敬、低位、虔诚的态度，要学习、体悟、践行，但不主张单纯地对书本文字做什么研究。他说，闭门造车式的研究，不但徒劳无功，而且误人误己。
四、在临床实践中，师父“口传心授”， “实景”与“心景”发生交流，慢慢地徒弟便会对各种“证”心领神会
我认识不少熟读经典的中医大夫，知道我跟赵老师习医后，常会问我赵老师什么脉用大黄、什么脉用黄芪、什么脉用附子、什么脉用石膏，如何辨别寒脉、湿脉，又如何用经方加减。每当此时，我都是随意应答，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明白。因为，我跟诊时所得到的信息是我自己直接感受到的，是极其个人化的体验，我很难用语言将其中所隐含的意味充分地表达出来。其实，我知道我表达的语言离我的感受相差甚远，因为当我全身心感受一个病人的所有证的时候他们不在现场，我很难用精准的文字描述当时的信息且要让他们完全明白、理解。
每当他们反复问，我又很抓狂地想表达清楚时，便会想到“可意会，不可言传”这句话。每次放下电话，我都急迫地想与少明或女儿沫西沟通一下，因为她们在场，能够理解我的“抓狂”，能够理解众多信息的“可意会”和“不可言传”。由于我们的同在场，对病人有真实的感受，且同师于一人，我们沟通起来就没有任何障碍。
这如同描述榴莲的味道，一百个人会有一百种描述，但不管如何描述，没吃过榴莲的人永远也无法从文字中读出榴莲的味道。但是，吃过榴莲的人只要看见榴莲的壳就会自然地想到里面的肉和回味那独特的味道。习医亦如此，医书再经典，医案再详细，没有经历当时四诊实际的，仅靠文字或语言是想象不出当时病人的脉象、舌象、面容和语调的，更明白不了大夫的用药思路。所以，断了师承，没几人能靠文字悟出中医之道。
写到这，突然想起民国名医恽铁樵的故事。恽铁樵16岁中秀才，20岁时已读完了全部科举经典。习儒之时亦已接触《素问》《温病条辨》《医学三字经》等中医著作，还精通外语和文学，后担任上海《小说月报》主编。不幸的是其三个儿子先后都因病染伤寒不治离世。屡遭丧子之痛的恽铁樵转研医药，刻意岐黄，先后问学于沪上名医汪莲石、丁甘仁。恽铁樵是真正的秀才，学医该是易以反掌如“笼中捉鸡”，但国学功底如恽铁樵亦得跟师后才能从经典进入行医实际。那么，从小被数理化、英语和科学洗脑的我们想进入真正的中医境界、想求得中医之道，没有师父的引领，读再多的经典，恐怕也与中医无缘啊！
有师父与没师父完全不同，在场与不在场非常重要。球迷们对此应有发言权，看世界杯电视转播和在现场看比赛的球迷们感受完全不同，那只看文字报道的人差得就更远了。
气息、气氛这种无形的东西只有感应，要得到感应就得在场亲身经历，全身心体验。大家共同经历和体验了，也就是在场了，那么老师一点你就明白，无需赘述。
比如，我们四诊时学脉，老师从未就某种脉象专门讲解，最多也就是提醒一下我们好好体会寸关尺六脉中的某个脉，更未要求我们对应28脉中的某种脉。我们对脉象的认知就是通过摸脉来建立脉在大脑中的图像，脉象的不同就是图像的不同，有的图像记忆深刻，一两年后，就是蒙着眼睛病人不说话我也能凭他的脉象说出他是谁。这是跟师过程中习到的知识，书本上永远学不到。所以把“浮在皮毛，如水漂木；举之有余，按之不足”16个字背熟背烂刻在心里记在脑里也不能真正感受到什么是浮脉。很多人对浮脉的理解仅仅是文字符号而已。
在临床实践中，师父“口传心授”，通过有限的语言，加之眼神、表情以及肢体语言的利用，结合现场情景就可以传达出无限多的信息，徒弟和师父相处在同一环境中接受信息，“实景”与“心景”发生交流，潜移默化，慢慢地就会对各种“证”心领神会。
在跟师过程中，师父能把你带进活生生的四诊现场，进入到存在本身的世界中，经历事情本身。与存在本身打交道，当场发生，当场体验，当场启发，当场揭示，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体验是书本无法提供的，在这样的场景中，一切概念都变得空洞，所有表达都显得苍白。习和悟每时每刻都可能在自己身上发酵。
医生、病人及随行亲属同在一个“世界中”，环境共享。徒弟身处在这样一个信息的发源地，事实本身会提供领会和解释之源，你整个身心都处在情景之中，可以体会事实本身，可以“以身证法”，不需通过声音、图像和文字的中介，从而获得在其他渠道无法得到的原初意义和理解力。此时，你的认知已超出了概念、名词的束缚，各种信息在此汇聚、交融，使你触类旁通，茅塞顿开，曾经感到的疑惑、神秘在此一扫而光。
所以说“医者意也”。有些病症只要多接触一段时间，无需任何语言，就能理解其中的意义。
五、中医学院的教育是失真的“只传无承”的教育
人类使用“语言符号”传播文化、信息已有几千年，“语言符号”包括声音符号和文字符号。此外，传播信息还使用了其他许多方法，这些方法的使用历史要比“语言符号”的使用历史长得多，这些方法就是非语言符号的方法。非语言符号和语言符号并存，一直承担着人类信息传播的使命。
而中医因为是与活生生的人、与生命打交道，其除了形而上的“道”以外，还有形而下的“器”或“术”，其自身特点决定了其传播得多渠道，即包括文字符号、语音符号和身教的示范符号。有跟师经验的习医者，肯定可以感受到师父在展示、传播中医的过程中，常常是几种渠道各有作用，互相补充，殊途同归。
在跟师过程中，语音符号（口传）最为直接和灵便，这是师父讲给徒弟听的过程，它比文字符号承载的信息更多，传递的信息量更大。这种传授方式不用像医学院里需固定场所、固定教材、教固定的几十上百号学生，传授时间地点灵活，茶余饭后、公园散步，甚至玩牌时，都可信手拈来，触类旁通、取象比类。另外，可随时针对不同的对象、条件，及时调整传授的内容和形式，并根据徒弟反馈的信息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
在近60多年的中医文化传承上，中医院校倒是建了不少，中医教授和专家也很多，但会看病且能解决病人问题即有疗效的却越来越少。何故？因为中医院校只有“文字符号”这个单一的传播形式，教授像部复读机在台上把《中医诊断学》《中医基础理论》“重读”一遍，学生在课室里又像录音机似的把内容拷贝下来，这种教学方法完全颠覆了沿袭了几千年的师父带徒弟模式，老师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在台上教，学生为了毕业证在台下抄。大学五年，他们中90%以上的学生连患者的脉都没有摸过。
很多学生为了强化自己的“医力”或为了方便就业，便不知疲倦地攻读中医硕士或博士。然而，他们忘记了或者根本不明白，学中医要到现场修，现场学，诊所就是最好的教室。在这个环境中，师父、病人都是你的老师，你在这个场景中身临其境地去想、去感受、去体验。在此过程中，各种证、各种信息和各种非语言符号可以相互交集，从而让自己的临证经验不断地充实、提高和校正。
比如：对四诊得到的信息要分析、判断、归纳、总结，这个过程就是“理”的过程；“理”清后，是补气升阳、活血化瘀还是除湿祛寒，“法”就得定准；“法”则有了，升、降、收、藏、君、臣、佐、使等的“方”便要了然于胸；然后“药”的四气、五味、归经等也就紧跟其后。理-法-方-药，虽然讲起来是四个阶段，但在四诊的过程中往往是刹那间形成的，并且每个阶段都是隐性的成分居多，如果不身临其境，仅通过文字符号解读有时真的是读死了也未必明白。
习中医是习一种能力。习医的目的亦是为了用。如果从本科到博士11年后坐诊，连个发烧感冒都得借助诊断仪器然后再苦苦寻方，那人脑与U盘有啥区别？这么多年的学习过程仅仅是把理论、药性和经方时方验方刻录到自己大脑里而已，却没有建立起独立分析、独立思考的习惯，也没有医的行为能力，甚至连思维方式都是死背的。许多医学院毕业的中医大夫想靠死背的那点方剂和汤头歌来使用、套用，以为靠预设的答案可以解决问题，而对真实的答案却一无所知，所以每当遇到复杂的疾病和环境时，就不知所措，就会在问题面前徘徊、迷茫。找不到答案时，解决不了病家问题时，他们往往就怪罪于中医不行，而不是自己不行，于是选择中成药、诊疗仪器和西药。
2009年在上海参加“扶阳论坛”会议时，认识了一位在广州中医药大学读研一的小伙子，其导师派他来开阔视野。在去同济大学听倪海厦老师讲座的路上，我们一路聊中医。他告诉我，他研究生一年级还得学西医知识，研二才进入跟师阶段。我问他摸过脉吗？他说没有，大五在医院实习期间是在各科室轮着实习一圈，且都是西医的科室，偶尔轮到一两个中医科室也是西医为主。悲哀！
他讶异于我在临证时的能力，以为我在中医院干过多年。当他知道我并没有上过中医院校只跟赵老师习医后，才知道跟师习医才是中医传承不绝的唯一出路。
朋友的女儿今年考上广州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因为分数不是很高，便责怪自己“考研没考好跟不了好的导师学不了真正的中医是我很大的遗憾……”该姑娘还以为真正的中医在学院在医院，如果如她所讲，那么读了大学5年，她起码可以为自己或为家人望闻问切辨证施治了吧？然而，很可惜，她连给自己开药都底气不足。有次把自己的脉象和舌象告诉我，希望我能给她一个经方加减。我告诉她我只会四诊后组方不会经方加减，因为我没有学过经方，不懂经方。
为什么中医院校的毕业生大都没有行医能力？因为，他们除了接受文字符号外，其他的传播符号都处于缺失的状态。更遗憾的是，因为没有明师明医的点拨，他们无缘体悟到师父在传播过程中使用的大量不可言说的言说，是师父为了“引导”的言说——引导徒弟在临床实践中模仿、体验、领悟、掌握的无声语言。
这种缺失必将导致他们临床经验、生活背景、人文知识和沟通能力的缺失，所以，掌握中医辨证施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语言总是有局限，不足以完全精确表达个人感觉中非常个别非常自我的东西。所以说出的东西中总带有“未说出的成分”，“未说出的成分”或许就是老祖宗留给后世的“真传”，这些“真传”难找难悟，以我们现在的教育背景、语境和对大自然的感知能力，已经很难进入老祖宗的思维空间了。然而，中医的薪火还在民间默默地闪烁着，师父在前头，师父可以通过身教为我们展示那些只能感觉的东西，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
有一次，我与一位区级中医院中医科主任聊天，她很好奇我接触中医的机缘和对中医的痴迷，我更好奇她的同学在中医院校如何讲学。她告诉我，她们上大学时班上有好几人退学，因为不相信阴阳五行，觉得中医是迷信。20多年来，她一直在实践中感悟前行，而她的没有任何临床经验的同学却在院校里当教授为学生讲《诊断学》的课。没有诊断经验的教授如何能让学生明白“诊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去中医院看博士专家时得到更多的却是检查单和西药了。
一位中医学院的学生告诉我，他的院长在讲课时经常举例自己如何给某领导看病，如何药到病除。某日，一同学肚痛腹泻找院长看，院长问诊（没有摸脉没看舌苔）后，建议其去买黄莲素吃。该学生心里犯嘀咕，院长是真有料还是假有料呀？这是多好的展示中医魅力展示院长水平的机会呀！可惜！
记得刘力红老师说过，他上大学时，老师在课堂上把中医如何治病讲得天花乱坠，可自己生病时却选择打吊瓶。每每见此景象，他心里都在怀疑中医的真正疗效。30年后的今天，那位学生和当年刘老师的心情是多么相似。
所以说，不是中医不行，而是“承载”中医的许多人不行，可他们又往往以中医专家的身份出现且很有名气很权威。
赵老师曾经开玩笑说：如果一个中医说自己是博士，那我知道他肯定离中医很远，连门都没进；如果那个人说自己是民间中医，那我倒要景仰他几分，说不定他很厉害。
当下，有众多学者抨击中医院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医掘墓人。此话说得太狠了！其实，中医的传播和继承还得靠他们，他们更明白中医的症结所在，只是现在的环境让他们无人可师，无师可从，遇不上真师父。但我相信，只要知道问题所在，就一定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六、中医的力量是智信的力量
朋友@aline小屋认为，“对中医就像对上帝，‘信’字是根本，信则灵。我们一帮朋友，大人孩子十多年来都是固定看深圳某医院的中医生，因为她的持续调理，我们大多数没有什么痼疾，大病小病喝她的三四剂药就好。更神奇的是有时生病去看她，开了中药，回家药还没煎，病就好了。这就是中医的力量，如神迹一样。”
朋友@王绍培对信则上升至哲学层面：“信仰的治疗效果不是一件神秘的事情。它让你把自己交出去，把自己忘掉，于是乎你就‘放下’了。‘放下’的生理意义是：大脑皮质不再紧张，不再干扰身体的运行，于是心平气和，循环畅通，养分充沛，疾患不药而愈……被狭隘的科学主义者攻击的迷信，其实正是疗效的原因，因迷信而产生疗效……”
@刘力红老师则认为：“按照爱因斯坦的观点，中医应为科学和艺术的合和体，在学习的过程需要信心，但不宜与上帝作何关联！”
而赵老师则认为，信中医是智信，不是迷信。中医不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的疗效。病人选择中医是经过一连串的判断考量后才做决定的。当然，信中医更不可能像信宗教一样去烧香或做礼拜就可以了，它得有实际行动，如煎药喝药接受治疗反应等等。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是生活在信心之中，没有信心我们将寸步难行。我们听课，是因为我们相信老师讲的是对的。我们搞科研，是因为我们相信自然界中有规律可循。我们吃饭，是因为食物能提供我们所需的营养。我们做的所有事，都因为有信。这种信传递给我，我又传递给身边的朋友。
在跟师习医过程中，我们能获取更多的软性知识，同时学会辨证施治的规则、规律以及建立起自己的经验，而这种东西又是灵活多样、能融入到我们灵魂中的东西。赵老师常告诫我们千万不能把中医经典和方剂当成规则、口诀来记忆，要活听、活用，要吸纳到心里，和自己的灵魂融合在一起。如果只把它记录在纸上，且变成未来的应用规则，必在未来临床实践中束手束脚，无法活变。
西医却不同，西医眼里把人分成一个个量化指标，并有一个所谓的标准，病人和医生之间不需要“信”，大家只信机器，只信指标。有时候病人明明感觉不适，却要把自己交给机器来评判，机器说你有病就有病，机器说你没病就没病，大家都接受了这种知识化和科学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诚信已经变得无关紧要。甚至发生了医疗事故，只要怪罪于机器故障，医生就可以逃脱责任。
因为每个中医都是个体的人，所面对的治疗对象也是个体的人，在临床中，医生常会和偶然性因素、复杂的多样性因素不期而遇。这些因素在教科书中并不能见到，如果你没有师承和缺乏相应的临床经验，通常的处理方法就是按规定、原则、常规来处理，这样做的结果，尽管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甚至造成了更多的问题，你也可以逃避责任，并以此掩盖自己的无能和平庸。而这样一种处事原则却通过院校教学、考试和一系列的规章和评价体系，形成为体制内中医的思维模式和中医研究者的学术范式。
中医要求病人在求医时要有恭敬态，要低位，要诚信。能量流动的规律是从高处到底处，你低位，医生的诊断信息才能向你流动，而诚信就相当于收音机的调节开关，你处于恭敬态时，频率才能相同，才能接受到医生的诊断信息。
作为中医大夫，你要用心心相印的态度与病人交流，对来到的每一个病人你要把他
当作老师，你之所以把他当作老师，是因为他不断的向你传递各种信息，我们通过病人一个细小的动作、一个细小的表情、一些普通的描述，通过望、闻、问、切四诊，观其外，知其内，推断出隐藏在深处的内涵。
还记得2010年秋天，有一位血液病患者经我朋友带到诊室，这位患者才是个25岁的女孩小俊，妈妈和姐姐陪着来。姐姐来的目的是准备把身体调好后给妹妹换骨髓，为了妹妹，姐姐结婚两年了都不敢要小孩。赵老师一听，立马对她母亲说，家里一个孩子病已够倒霉了，干吗还要整多一个病人出来？姐姐该干吗就干吗，妹妹交给我们。
血液病是西医整出的病名，赵老师说过，人所有的病都是因为气血不通不足引发的，气血乃阴阳也，西医整出来的所有病名都可归到阴阳里。那么，我们还是从调整体调阴阳入手。记得每次处方，赵老师都用大量的黄芪补气，气足了，白细胞便可成熟得更多。神奇的是，小俊服中药18天后血小板就从650降至130的正常指标，西药格列卫亦从日服4粒降至日服2粒，原来服西药后呕吐不已的状况已消失。服药27天后除白细胞偏低外，其他一切正常。赵老师鼓励她再调理一个月后可以回单位上班，且姐姐也不需为捐骨髓而迟迟不敢怀孕了。
2011年春节后，一直由妈妈陪着来开药的小俊自个儿来复诊，满面春风，我们都被她的青春活力所感染。想当初她初诊时戴着大口罩，一家人神色凝重，姐姐还想喝中药调壮身体为其捐骨髓，而今她的身体比姐姐的还棒，各项指标连续4个月正常。想想，能让一个所谓的绝症患者远离疾苦恢复常态，是生活对自己多么高的奖赏！也正因为小俊健康好转的消息让我惊喜莫名，我这个网盲开通了微博，开始借助微博的空间与朋友们分享真正的正本清源的中医魅力！
刚与小俊通电话，她已正常上班，西药格列卫还在断断续续地吃，但因为有中药调理，所以西药产生的副作用比通常小很多。更开心的是，她姐姐已在4个月前生了个大胖儿子，小俊说下次带小外甥的照片给我们看。小俊的故事告诉我们，碰到好的中医，救的就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大家子。
梁启超曾说过“中医尽能愈病，但是没人能把愈病之理说清楚”。因为“中医能愈病而说不清病理”，梁启超于1926年因血尿选择西医，并在北京协和医院由权威外科医生误将健康的左肾切去，而有病的右肾却保留。一直到1971年“文革”时期，梁思成自己患病住进协和医院，才从大夫口中知道这惊天秘密。当时，有的学者对梁启超的健康状况提出质疑，梁启超对此还作出回应，呼吁大家不要以偏概全，不要以他这一个特例来否定西医。
梁启超是个伟人，为了拯救病入膏肓的国家，为了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他可以牺牲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那么，面对百年来备受打击的中医，作为华夏子孙，我们是不是也该为中医薪火相传尽点绵薄之力？让中医继续庇护我们华夏民族？
中医是靠代代相传、相承而发展的。而我们的生命有限，我们不可能重走老祖宗走过的路，不可能把他们对大自然和对生命的认知过程重复一遍，那么从师就是最好的出路。从师可以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行，把他们的经验变成自己的经验，然后造福社会造福人类！
（2012年9月16日）
医源流长之十——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