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聚变”
在深圳经济特区，物质生活已经富足的人们纷纷把孩子送到梧桐山村的学堂里。原本平凡无奇的梧桐山，因为聚集了十几家私塾和两三百个孩子在此读国内外的经典著作，而成为远近闻名的私塾村落。在新式教育于中国发展百余年之后，随着国人的经济生活水平提高及教育视野的开拓，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家庭教育的方式及意义。私塾，这一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教育形式，也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和活力。
梧桐山里的私塾聚落
2004年，梧桐山有了第一家私塾，从那时起，这里成为深圳人对子女教育的另一种选择，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通过读人类文明的经典而学会如何学习、生活、成长
本刊记者／杨正莲 (发自深圳)
文／周丽摄影 /甄宏戈
梧桐山位于深圳东部，横跨罗湖和盐田两区，是深圳最高峰。每到春天，笼罩在雾霭中的梧桐山犹如仙境，吸引着深圳市民前来郊游踏青。但如今，这里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私塾、书院汇聚地，沿着蜿蜒起伏的山路循迹而至的人们，带着自己的孩子，目的只有一个，替孩子敲开私塾的门，离开学校，进山学“经典”。
梧桐山引来读经班
私塾，就在山脚下的梧桐山村。村子距闹市区不过十来公里，是西进梧桐山的必经之地，方圆不过2.3平方公里，由七个自然村组成。
梧桐山原本是个荒山，人们靠天吃水，211路公交车曾经是通向市区的唯一交通方式。2001年梧桐山水库建成后，这个只有700多户籍人口的落后山村，随着经济的发展迅速膨胀到1万余人。外来人口如此之多，当地甚至在2005年成立了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
画家张中和是这些外来人口中的一员，2002年，他从大芬油画村搬到梧桐山。
张中和是河南南阳人，1973年出生，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他，尤其对南怀瑾书中提到的儿童读诗书的画面念念不忘，至今仍记得其中关于私塾的描写：“一群乌鸦噪晚风，诸生喊破好喉咙。”他的儿子2001年出生，张中和决定要按照传统私塾的方式践行教育，风景秀丽而房租便宜的梧桐山被他视为施行这种教育的理想所在。
张中和初来之时，梧桐山尚无私塾出现。“没有其他人(效仿)，你劝也没用。”浓眉高鼻梁的张中和梳着马尾，在梧桐山村一住就是9年，如今，他已经把自己的事业全然转到儿童私塾教育上，并亲历了私塾教育在梧桐山从无到有，并发展壮大的过程。
2004年，张中和找了几个朋友的孩子周末过来读书，并取名“蒙正学堂”(后更名为“得谦学堂”)。这一年，他的朋友蔡孟曹也从深圳布吉一家私立学校辞职过来，办了一家“梧桐书院”，周末和寒暑假的时候教孩子们学习琴棋书画，间或也会读读《三字经》等传统启蒙书。
带着几个孩子在深圳市内学习国内外经典名著的孟丹梅，也在2007年遇到了张中和，并来到了梧桐山。她的鹿鸣学堂落户梧桐山之后，成为当地第一家全日制的私塾，并很快发展到上百名学生的规模。随后，10余所私塾相继在这里落户，梧桐山成为远近闻名的私塾村。
39岁的廖智楷曾经长期在书店工作，两年前从深圳市区来到梧桐山。那时，他的儿子正在鹿鸣学堂读书，他也在那里当老师，不过最终还是决定自己办私塾。“主要是一个理想，也可以说是一个小作坊似的创业，自己办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实施，每个学堂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不足。”廖智楷的天谦学堂终于在2009年9月正式开班，如今已经发展到22个孩子的规模，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做这个事，是我从小到现在自己真正想去做的事业，所以再困难再累也是很开心的事情。”
在梧桐山，像廖智楷这样先做老师再自己开私塾的并不多，不过多数私塾创办者都有自家孩子需要教。“每一个学堂的发展都有一个不同的历程，但大家秉承的用心是一样的，至少大家都是有(追求)文化的心灵。”
2007年，蔡孟曹把梧桐书院改建成一所全日制的私塾——儒愿学堂，作为较早在梧桐山教授人文经典的人之一，他对当今私塾的千姿百态了然于胸，也希望学堂最终能够回到对人性的认识，对教育根源的认识。
城里人想来 村里人要走
“如果我小的时候就知道读经典的话，我的人生肯定有重大改变。”今年39岁的张皓，在深圳市内一家置业公司任项目设计总经理助理，他总在周末和寒暑假带着儿子参加业余读经班。3月26日出现在梧桐山的他，身着红色方格衬衣，背着儿子的小书包，跟十几个家长一起在天谦学堂的一楼大厅里齐声朗读《论语》。
那天，8岁的儿子因为感冒没一起来，张皓自己却不愿意缺席。回忆当初看一个孩子学国学的纪录片时的感受，他说自己既伤心又激动，眼泪都流了出来。“我找到了对自己不满意的原因，明白了我对工作的困惑。”张皓觉得尽管自己现在事业发展不错，但仍总觉得不成功，“接触了经典(著作)之后，会用它指导我的生活，去与周围人相处，感觉受益匪浅。”
从那以后，张皓坚持用这种方式教育儿子，甚至在儿子4岁生日那天专门为他在读经幼儿园报了名，作为生日礼物。虽然没能说服家人让儿子读全日制私塾，但他至今还陪着儿子一起学习，并越来越多地得到家人的认可和支持。如今，他的儿子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读过《论语》《中庸》《大学》……甚至还有一些英文著作。
像张皓这样兼顾学校教育和私塾教育的家长不计其数，其中很多人已经毅然把孩子送进了全日制私塾。目前，梧桐山的十几家私塾已经聚集了两三百个孩子，这个数量还在发展。不时有来自深圳市区、东莞等地的家长带着孩子慕名来此探访。他们当中，有商人、教师、公务员、新闻人，也有企业里的管理层和技术人员，许多家长自身是大学毕业，甚至拥有硕士、博士学位。他们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里打拼，其中获得部分成功之后，已然对人生、生命以及小孩的教育有了新的省思。
但，没有当地村民。
“市里的孩子送到这里。他们(当地人)整天想的是怎么赚钱然后把孩子送到市里。”在得谦学堂的张中和看来，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交叉点。不过，这个相对封闭的小山村正在蜕变。就在私塾悄然兴起的这些年，不断有全国各地的艺术家、设计师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里生活、创作。当艺术家队伍壮大到两百多名的时候，梧桐山村也进入了政府建设的文化产业园项目中，被冠名为“梧桐山艺术小镇”，并从2009年开始修路、挖河道、建房子。
对于特地前来寻访的人们，私塾创办者心态颇为复杂。一方面，他们希望自己的理念能够广为传播得到更多的认同和支持；另一方面，他们更担心媒体报道后会引来政府的干涉甚至还有被叫停的风险。他们扩大影响的方式，更多借助于讲座、公益课堂以及家长们的口口相传，也有人会在博客上稍加介绍。
不过，也有变化产生，得谦学堂的老师翟志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前他们的确会担心政府不愿意来了解，“咱们这里都是好的东西，只是担心别人看不到，不是说别人会打击我们。”翟志强在梧桐山当老师快两年了，他认为大家担心的只是没有好的渠道去跟外界沟通，以至于很多人会误解。
读最可靠的书
在迷宫一样的村子里，如果想独自找到某一家私塾，并非易事。不过，只要稍加打听，梧桐小学的保安、小饭馆的老板，甚至路边的居民都能大概指个方向。他们隐身在错综复杂的居民楼里，有时能听到隐隐约约的读书声，偶尔也会看到三五成群的孩子结伴嬉戏玩耍或者爬山。
正在悄然改变的梧桐山村，不时响起挖掘机隆隆的轰鸣声，但这并没有影响到隐居其中的塾馆师生。3月25日下午，《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轻轻推开天谦学堂一间教室大门的时候，一位男性老师正在带领孩子们读书，他背后墙上的孔子像格外显眼。
身着深蓝运动服的老师面朝大门，坐在一张木桌前，桌上放着一把木尺。他一边用手指着桌上摊开的书本大声领读，一边眼睛扫视学生，时而对学生翘起大拇指，时而指着某个调皮的孩子。教室内，几个七八岁的孩子背对大门面向老师坐在同样的木质长桌上，两人共用一张课桌。学生一边用手指着书上的字，一边摇头晃脑地跟着老师读书，时而挠头摸腮，时而拍手跺脚打节拍。课桌边上，除了《英文名著选》外，再无其他书本。
在私塾课堂里，这是最常见的情形。《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走访多家私塾发现，有些课堂会有老师带读，整个教室内的进度都一样；有些课堂则是各人读各自的，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进度安排学习内容；外文作品则是跟着外放的MP3读。年纪更小的孩子，甚至可以在教室内随便走动玩耍。
天谦学堂创办者廖智楷提供的教育实施规划里，在中英文经典诵读之外，中医、书法、音乐、美术、体育、品德、数理等相关著作赫然在列。而儒愿学堂向到访家长出示的教学规划里，甚至还有德文、法文、日文的相关内容。如此宏大的学习计划，大多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为周期，分别在不同的阶段安排不同的学习进度和内容，尤其是数理学习一般都在13岁以后开始。
得谦学堂的张中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私塾的学习内容都差不多，涵盖儒释道和世界五大教经典，包括西方哲学和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西方文学，以及美术和音乐等等，“外国的经典占到三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就够了，中国的为主，西方的为辅。”
梧桐山上的私塾兴起不过三四年时间，学生大多在3岁到13岁之间，有些学堂甚至有过半的孩子在6岁以下。因而，孔孟老庄等国学经典是当前主要的学习内容，每天七八个小时的学习中大概有1个小时用来读英文。
“如果这个世界上连经典都靠不住的话，还有什么靠得住？”在得谦学堂的创办人张中和看来，经典从来不会骗人，人类文明几千年的精华都在这里面。他的朋友成亚杰是福田区云岭新村一家小学的音乐老师，为了让7岁的儿子更好地接受私塾教育，他在两年前特意搬到梧桐山来住，他也认为孩子们学习的东西不应该是有争议或者容易变化的东西：“文化必须经过时间的沉淀，证明它是没有错的，是经典的，才可以拿到课堂上给孩子们学习。”
家长带头读书
徘徊了好久，邓永平迟迟没有下定决心迈进门槛，偶尔双手抱在胸前随便站着。这是阳春三月的夜，灯光透过走廊上方的灯笼打在身上，邓永平隔着各式盆景编织成的绿色屏障，看见“琴棋书数礼乐射”几个红色大字顺着大门在院墙上依次排开。
“我打算让她在这过完清明节。”在音乐流淌的私塾里，这个36岁的男人终于道出了心事，他想让女儿退出学堂回到市内的小学。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晚课刚刚结束，仍有几个孩子在院子里练习太极拳，沙袋、跑步机和滑板也在这个十来平方米的小院里各得其所。邓永平清楚，他的这个决定，将让7岁的女儿远离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生活，“也挺煎熬的”。
邓永平的女儿在私塾学习快三年了，是张中和得谦学堂2008年创办后的第一批学生。女儿来梧桐山的这两年，在深圳南山区一家IT企业上班的邓永平也特意从市区搬到梧桐山来住。每天上班都得赶地铁，但却为他提供了读书的固定时间，“在地铁上读，来回正好一个小时。”
这正是张中和他们希望看到的，即家长带头读书。他们希望用环境去影响和熏陶，甚至建议家长把家里布置得像学堂一样有学习的氛围。在得谦学堂用心装扮的一栋三层小楼里，甚至专门腾出一楼大厅供附近的家长过来读书。尽管有专业的钢琴老师、古琴老师、太极拳老师、舞蹈老师和围棋老师，张中和却不允许他们教孩子，“要教也是教家长”。不教的结果是，孩子们反而兴趣更高更愿意学习。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得谦学堂发现，除了上下课铃声统一响起之外，学堂里包括老师在内的所有人都是自行读书，老师只是在孩子们读书的时候偶尔提醒“把腰坐直”“大声读”“加油”之类，也负责检阅孩子背诵的熟练程度。课间十分钟，有些孩子会在琴房弹琴，也有孩子在院子里玩滑板。午饭过后，家长和老师们下围棋、弹古琴或者练书法；孩子们或者休息，或者嬉戏，或者就在大人旁边看着。下午四点过后，老师有时会带着孩子们爬山，有时候让男孩在武馆里面练武，女孩可以学跳舞。
3月24日下午，已经在得谦学堂做老师快两年的翟志强，在带着孩子们爬山的间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主要就是跟孩子们一起玩一起读书，“孩子是生活着长大的，而不是教育着长大的，要让小孩自然长大。”
成亚杰7岁的儿子是得谦学堂当年接收的第一个外来学生，现在每天晚上八点钟晚课结束回家后，他都会跟父母分享自己一天的见闻。“这是最好的，不要回家之后皱着眉头说还有一堆作业，孩子小时候就应该很放松。”自身是小学老师的成亚杰说，他就希望儿子能够多一点童年的快乐，“教育的智慧就在这里，不要让他觉得这是学习，那是玩儿。”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有合适的环境。天谦学堂的创办人廖智楷，就非常羡慕张中和能够团结家长读书，而他和其他大多数学堂采取的办法是，统一让孩子住读，每隔一段时间回家一次。“家庭要是有很好的环境的话，走读是最好的了，但是现在的家长都做不到，孩子很容易受污染，效果不如全托。”廖智楷说，他也鼓励家长能自己带就自己带，“但是80%的家长都做不到。”
私塾村落的大构想
“这是我们的天才儿童，背书背得很快，弹琴也弹得很好。”张中和总是喜欢这样谈论学堂里的孩子，尤其是当某个孩子出现的时候，他会漫不经心地来一句：“在我们看来，我们当中未来最可能成为‘大家’的就是他了。”
不过，邓永平眼下最关心的是孩子未来在社会上生存的能力。“假设十五岁之前所有的东西都能背过，十五岁之后怎么办？背过了这些东西，能够做什么？”邓永平相信未来也许会有一些空间，但他不打算拿自己的孩子做赌注，“这不是我们的家庭所能够承受的。”梅林小学的数学老师颜育群，也打算今年9月把6岁的儿子送回学校去读书，他说：“主要是被文凭卡住了。”
此种担忧，对于笃定读私塾的人们来说，根本不值一提。他们相信，中国未来的教育只会愈趋开放，也许，到时中国会有专门的高等书院也未可知。“等他们13岁之前中文20万字和外文10万字都能够倒背如流了，就让他们进书院，那里会有更细的分科，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修。”在鹿鸣学堂做了三年老师的全哲澜解释说，目前没有书院是因为“现在能达到这个量的孩子还没有”。张中和也将得谦学堂的目标定位于，为未来书院的人才培养做准备。他甚至认为，即使没有书院，自家小小的学堂也能把孩子培养成才。
这份自信的底气，部分来源于人们对梧桐山私塾村的构想。当地规模最大最有名气的鹿鸣学堂，已经把几十个大孩子全部迁到广东河源的乡下，那里完全没有商业气息。不过，张中和对于梧桐山私塾村仍然抱有着很高的热望，他乐意劝导来访的人们包括家长自己开办私塾，甚至专门准备了两份指导材料《梧桐山读经村建设之构想》和《读经学堂建设采购事务全攻略》。
“在深圳，这个地方又靠近市区，开车只要四十多分钟就到了，这样孩子既能接触到先进的城市文明，又能脱离城市的喧嚣，又是一份净土，每天都可以爬山，在深山里长大。”张中和非常中意梧桐山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像梧桐山这样的在全国也是很罕见的，没有几个学堂可以过这样的生活，既不脱离城市，周六周日回去就可以看博物馆听交响乐。”
梧桐山的教育构想，已经得到了部分家长的支持。张中和的得谦学堂，就在家长的资助下投资上百万元，其中可以使用的钢琴有6架，古琴11张，剑道、弓箭、武术馆统统都有，“而且人力资源越来越丰富，包括我们教钢琴的都是在深圳市内最好的琴行里面教钢琴的老师。”
像许多学经典的孩子的家长一样，成亚杰也专门在梧桐山租了房子住下。只要一有空闲，他总是喜欢到邻居张中和家坐坐，聊聊天说说话。同时身为小学教师的他，对于梧桐山私塾村的未来充满信心，甚至希望有一天自己也在梧桐山办一个私塾，“因为它符合人性”。
“对我们这个社会来讲，一个读经村是不够的。我希望它能做出一种模式，能够在全国来推广，能够让大家都学到东西。我希望读经典村能够遍地开花。”成亚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知道的人会越来越多，这必然会成为好多家庭的另一种选择，“这就是家庭教育的优势，很灵活”。
私塾的民间轨迹
因为不满既有的学校教育，因为憧憬童年该有的快乐，因为期待全新的未来……越来越多的家长在承载人类文明的经典著作中规划自己孩子的成长路径
本刊记者／杨正莲 摄影/甄宏戈
春天的北京，午后的阳光，亮得耀眼。来自西安的杨北社和5岁半的儿子在等待离开，下一站是上海，再下一站是浙江。
父子俩的这次旅行，为期一个月。他们将拜访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私塾，看看孩子怎么教、学堂怎么运转。杨北社急于想了解怎样能把私塾办起来。在家的时候，他教儿子国学，别的家长知道了，也想把孩子送过来，这让今年47岁的杨北社既高兴又紧张：“他们总是说，‘你一个孩子也是带，两个孩子也是带，帮忙把我们的孩子也一起教’。”
其实，像杨北社这样因对孩子进行家庭教育，进而带动周边人，甚至创设私塾的人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因为不满既有的学校教育，因为憧憬童年该有的快乐，因为期待全新的未来……他们主张孩子在承载人类文明的经典著作中规划自己的成长路径。读儒释道、读黑格尔、康德和马恩著作，读物种起源进化论，也读独立宣言和莎士比亚，甚至爬山习武弹琴跳舞赏画……“但凡济世之学、符合人性的统统都学”。
“学这些，可能一辈子会(受)用，作为人生中的一盏明灯指引你。”对读经典颇有心得的杨北社，对于自己的选择充满信心。他的儿子、5岁半的杨锦泽，则会如此回应大人的逗问：“我有一个好朋友，经典呗。”
私塾未曾断绝
尽管新式学堂已经设立一百余年，国民政府也在1935年明令各地取缔私塾，但私塾从未完全绝迹。即使在日益提速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乡土中国的传统私塾仍然在一部分人群中传承。仅以湖南平江为例，那里的私塾一直延续到21世纪，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私塾先生”的朱执中封馆弃教时也已经是2003年年末了。
不过，早在朱执中封馆之前，许多知名人士已经开始考虑大规模重启国学经典教育了。1995年，赵朴初、冰心、曹禺、夏衍、叶至善、启功、吴冷西、陈荒煤、张志公等九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了一份名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的提案。他们主张尽快建立少量幼年古典学校或者古典班，适当采取传统的教学方法，让学生从小背诵历代重要的文、史、哲名篇，并且从事古文、骈文、诗、词、曲的写作实践。根据这个提案精神，舒乙、王志远、刘荫芳等人在1998年牵头创办了“北京市圣陶实验学校”， 试图“以九年义务教育课程为基础，以传统文化素质教育为特色”。
那时，台湾也已发起青少年读经运动。1994年，台中师范大学语教系副教授王财贵开始发放传单、奔走演说，主张利用13岁以前人生记忆的黄金时期，读诵中国文化乃至世界一切文化的经典，提升文化修养。读经典教育的倡导得到广泛响应，大陆也不例外。
1997年10月，王财贵应国际文教基金会之邀前往海南岛，在海南航空总部进行了第一场大陆公开读经典演讲。1998年春天，国际文教基金会正式在大陆推广读经典教育，成立武汉大方文教儿童中西文化导读推广中心，开始全面宣传读经典理念。1999年诞生于厦门的绍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经风气推广中心，以及2000年底成立的北京四海儿童经典导读教育中心，都是读经典推广的重镇。他们系统挖掘整理经典文化教育的各个领域，推出教程，举办师资培训和经典文化讲座等。
来自民间的呼声和努力，也逐渐得到官方的部分支持。比如，在国际文教基金会大陆推广的前沿阵地天津，儿童读经典就得到了时任天津河西区的副区长张俊芳的大力支持。1998年4月，在河西区举行的第一场演讲会就来了30多位校长。他们不仅推选实验单位，还举办儿童导读活动展示会，编印导读实验成果集。
更大规模的支持，则来源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组织扶助农村贫困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1998年初，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决定推动“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组织孩子每天用15～20分钟的时间来诵读中国传统古诗文中的经典之作，用经典来充实、开发孩子们记忆力的黄金时段，让中华文化在新一代中国人中传承。1998年6月，“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启动，预计10年内组织全国100万孩子参加。出乎意料的是，各地的学生、家长、教师和地方政府官员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项活动，甚至扩展到其他非希望工程学校。
读经“布道者”
自从涉足大陆读经推广以后，王财贵越来越频繁地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每年来大陆三五次，去社区、幼儿园、中学、大学，也有各个县市政府办的演讲。”2011年3月，《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北京见到王财贵时，清瘦的他头发花白但眼神明亮，回忆起这些经历语调颇为平和，他说：“至今已讲过1000场(演讲)，去过33个省份的200个县市。”
这些演讲中，最为广泛传播的，当属200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场报告。这个报告号称“一场演讲，百年震撼”，刻录发行达500万张，《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中接触到的几十个人几乎都会提到这个演讲。
演讲中，王财贵不仅试图说明教育是非常简单、非常愉快的事情，还力证孩子本来就是纯真纯洁而又潜能无穷的，只要不去破坏它、阻碍他就好。他建议从文化的教养做起，认为儿童教育贵在耳濡目染，不需花钱，不需花时间，不需花精神就能培育出有礼貌、有秩序、有素养、有爱心的国民，“教材就是经典，教法就是读”。
“与其教语文课本，不如教《三字经》。但是要学《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千家诗》，不如读唐诗。但是与其教唐诗，不如教古文。你若要学古文不如学诸子百家。你要学诸子百家，不如学四书五经。四书五经学会了，诸子百家没有不会的。四书五经里边以四书为标准，四书又以《论语》为开头，所以中国人要读的，第一本书就是《论语》。第二本读《老子》。第三本书读唐诗。”如此简便易行而又功效卓著的教育，只要说一句“小朋友，跟我念”就可以了。
“接触到王教授的理论后觉得特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如同其他成千上万的家长一样，西安的杨北社毫不讳言自己是这种教育方法的受益者，他就这样开始教儿子读经典。如今，他的儿子只有5岁半，却是既会闹跳也能静得下去，甚至可以跟着大学生一起坐着上完一天六节的培训课，“不是天生的，是培养出来的”。
如此晓畅明白的教育方法，再加上孜孜不倦的奔走倡议，读经典的队伍日益庞大。不过，王财贵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这并不是自己提倡才出现的结果，而是人性本来的愿望，“我只是去唤起、点明，而且我不是用我的见解和我的观点说服人，只是点醒人性”。上海孟母堂的创办人周应之也认为私塾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产生，“一群人想要读书，一群人想以这种方式来教书”。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很多人在知道王财贵之前就已经开始尝试读经典了，而宣称拥有传统文化情怀的人更是不计其数。就连西安的杨北社，这位毕业于西北大学化学专业的北方汉子，也对能够写出漂亮毛笔字、说话总是之乎者也的爷爷那一辈人，一直心怀崇敬，“所以我从小也特喜欢”。
在波折中孕育力量
读经典的力量在民间不断发酵，各式私塾学堂应运而生，加上部分基层政府的些许支持，呈现一派火热景象。但，真正让读经典走进公众视野的，却是各种不同观点的激烈交锋。
2004年5月，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由中华孔子学会和中国教育学会委托蒋庆编写。这套丛书，从四书五经一直选到朱熹、王阳明，全是儒家经典。2004年7月8日，公共知识分子薛涌在《南方周末》发表“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评蒋庆的读经运动”，引发读经大讨论。争论从平面媒体蔓延到网络争论，卷入其中的学者，还有秋风、朱国华、刘海波、许纪霖、皮介行、袁伟时、王怡、王达三、杨东平、胡晓明等人。至此，酝酿许久的读经力量，终于浮出水面。
事实上，读经只是读经典的一部分，对读经的争议也让私塾教育在争议中前行。2007年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试图叫停上海孟母堂，让争论更加广泛而深入。7月10日，上海《东方早报》以“全日制私塾悄然现身上海 实验颠覆性教育形式”为题，报道了孟母堂的教学模式，随后两天又接连刊发了对孟母堂的报道和评论。媒体的报道，引起了当地教育部门的关注。7月17日，松江区教育局下发告知单，责令孟母堂立即停止“非法教育活动”。孟母堂对此不服，逐条辩解，并试图通过司法程序力争生存空间。最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将松江区教育局的告知单认定为“一种指导和建议”，“尚未对相关人权利义务产生法律上的实际影响”。
这场持续数月的争论，不仅吸引了媒体的大量关注，也让私塾和读经典走进了更多人的生活。当年只有12个学生的上海孟母堂，如今已有50多个孩子，还有十几个老师和家长。“我们以读书为乐，大大小小的一群人集中在一起，形式上是一个家庭，完全是以学习为主要目标的家庭。”周应之在电话中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表示，他们更像过去的一个大家庭。在那之后，仅以“孟母堂”冠名的私塾，就在多个城市先后出现。
这期间，西安的杨北社也是无意中走进读经典队伍的家长之一。不惑之年才喜得爱子的他，天天抱着儿子唱儿歌，结果孩子半岁的时候就会叫爸爸了。为了在孩子最好的年龄学到最好的东西，在西安电信一家研究所上班的他，每天下班回家就教儿子读经典，“刚开始时间短一点，一个小时左右，后来就两个小时。”
这位语气温和而又坚定的父亲，按照自己的理解已经陪着儿子学完了蒙学、唐诗、四书，还学了珠心算、毛笔字和英文经典诵读系列。目前，他们正在看台湾版的《学庸论语》，“他再学一年左右就可以看《资治通鉴》和《史记》，直接看原版的。”一丝不易察觉的骄傲悄悄爬上这位父亲的脸颊：“将来他就直接进入中华民族的，啧，真正的宝库里面去了。”★
私塾：我的教育我做主
教育的改革不光是校内的改革，更应是整个社会人群思想的改革，应该鼓励民间参与，让教育回归民众
本刊记者／杨正莲
尽管谋求官方承认和支持，仍被一些人视为私塾生存发展的必经之途，有人甚至主张把经典教育纳入体制内的课程安排，但眼下私塾的活力和独特价值恰恰在于其不拘一格、千姿百态的教育多元化。姑且不论人文经典和私塾的是非争议，单就来自民间各个阶层广泛参与所引燃的教育热情，以及人们对教育的思考和实践来看，这种民间教育生态无疑也是可贵的。
绝大多数国家的义务教育体系，是随着现代国家的建设确立下来的，成为国家建设发展的组成部分。中国也不例外。在非同寻常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教育的经济功能不断被发掘和加强，力图培养与现代化社会相适应的人格，并用现代技术知识武装个体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教育扶贫曾一度被寄予厚望。
然而，这种批量生产式的教育，无可避免地会塑造出高度同质的人才。尽管创新性思维一再被强调，但在同质教育的体系下，各种努力均被证明收效甚微。
比同质化更为隐蔽但也更具破坏性的，则是个体个性的压抑和摧毁。无法适应者很容易出现极端严重的心理问题。当孩子把复仇的刀与剑刺向亲生父母或者老师时，当豆蔻年华的孩子绝望地自我终结生命时，人们对教育的叩问从未停止。
比极端案例更为普遍的，则是人们对诸多社会乱象的不满，比如啃老，比如道德失范等等。
在深圳梧桐山，一位不方便透露姓名的李姓律师道出创办学堂的初衷，就是培养自家兄弟姐妹的下一代，“这(下一代)里面没有一个我觉得满意的，我有个侄女骂她妈妈是畜生、虚伪、伪君子。”3月25日下午，一位在天谦学堂咨询儿童读经的家长甚至抱怨：“现在的教育把人弄得都不是人了，跟动物没区别了。”
一种制度一旦形成就有其惯性，尽管有诸多不合理之处，突然改变也会造成更大的不合理。但是，作为个体和家庭却应该拥有自己选择改变的权利和空间，人们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眼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大胆地迈出这一步，他们宁可把孩子从学校的课堂上带走，自己在家教育，读经典和私塾只是这些自主教育的方式之一，而且越发达的城市就越盛行。
仅就私塾和读经典教育而言，虽然中外经典是他们学习的主要内容，但是各家学堂各个家长对内容的选择和安排却不尽相同。
在深圳梧桐山，有的学堂不教佛经和与宗教有关的东西，有的学堂主张要老实读国学经典不必浪费时间在其他项目上，有的学堂却认为应该融入才艺培养；有的提倡以素食为主，有的主张要顺其自然合乎人性……种种细微的区别，既体现了私塾主办者的个人特质和资源禀赋，也为家长们提供了更多选择的空间，那里的孩子可以自由地在不同的学堂之间流动。他们不仅可以用脚投票激励创办者们提升品质，还可以坐下来一起商谈如何才能做得更好，终极目标是更好地实施教育以利于孩子的成长。
“教育其实是人对于属于自身教育资源的综合运用，这个时代大家都有自己的路径，大家都有自己的思考。”上海孟母堂的创办者周应之认为，教育的改革不光是局限于学校内的改革，而是整个社会人群思想的改革，鼓励民间参与，教育应该回归民众。
“教育的多元性很重要，本来就应该开放给社会，进行自我教育，教出一些有特殊才华的孩子。”一直致力于儿童读经教育推广的台湾学者王财贵也认为，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做法和自己的理想，许多家庭就有许多模式，培养各方面的人才，这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策，“本来政府应该发给在家自学孩子费用，现在只要创造条件支持就行”。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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