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刺母：谁举起了那把刀？
只因学费问题起争执，24岁的旅日留学生汪某在上海浦东机场，众目睽睽下将刀刺向了52岁的母亲。这起“留学生刺母”案与前段时间“药家鑫杀人案”一起，再次掀起对中国式家庭教育的反思：究竟为什么会接连发生这样的悲剧？究竟是谁，让孩子们举起了那把锋利的刀？不可否认，无论“刺母案”还是“药家鑫杀人案”，都是极端的个案。然而频发的个案背后，亦有使人担忧的中国青少年人格健康状况。《中国新闻周刊》走访的多位专家及机构均表示：社会转型期家庭教育的缺失，使得近十年来中国青少年的心理疾患呈加速发展的态势，此案中汪某的留学生身份，更应引起社会对留学生心理健康的关注。
家庭教育是一个家庭、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基础的一环。过去几十年我们对它的轻视，正在结出恶果，这个恶果隐蔽在一个个具体而鲜活个体的人格中，渐渐聚合起来影响社会的整体。失败的家庭教育没有赢家。孩子与家长，都是受害者。具体到留学生刺母案，尤为如此。
尽管在家属的申请下，公安机关已启动对汪某的精神病鉴定程序，但《中国新闻周刊》仍辗转获得汪某的生活片断，复原他的成长经历及家庭生活状况，以探讨造成这起人伦悲剧的深层原因。
刺母事件背后的家庭拼图
惨烈的现场背后，隐藏着一个悲剧家庭：暴躁的父亲，温顺的母亲，外表光鲜而内心千疮百孔的儿子。
浦东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的“会合点”闪着橘红色的光，背景是两个握手旅客的卡通图画。4月15日晚9点，一对香港来访的情侣在“会客点”前摆出握手的姿势欢愉地拍照。
但在15天前，刚下飞机的汪军军，就在这块牌子之下，把刀连续刺向他52岁的母亲，原因很简单：要钱不给。
据目击者称，汪军军所持的，是一把从托运的轻背包中取出的水果刀。上海市公安局国际机场分局也证实了这一点。
这块百余平方米的地方，距离国际出闸口约百米，是通往配楼的交通枢纽。灰白色塑胶地板，已经被清洁工打扫得没有血迹。熙熙攘攘的旅客，走过四周玻璃透亮的过道，可以看到上海街道的车辆。
目前，在家属的提请下，公关机关已对汪军军启动了精神病司法鉴定程序。
然而公众的疑惑却没有消失：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究竟在什么样的心境下，能在这种明亮舒适的环境里，将尖刀刺向母亲？
幼年碎片
这把儿子挥向母亲的刀，也出现在南京路电视墙播放的新闻片里。汪军军的大伯汪建良，恰好在上班途中看到了。
尽管新闻报道将人物面部模糊处理，但那熟悉的轮廓，仍让汪建良觉得像他的侄儿。当发现行刺的儿子是“汪某”，而受伤的母亲是“顾女士”时，他终于明白，家里出事了。
汪建良没想到，家里的事有一天会以这种形式为天下人所知。电视墙下，汪军军58岁的伯父站了很久。
汪军军已过世的爷爷汪政祥，和年过古稀的奶奶杨春霞，育有子女四人。长女汪建兰、长子汪建良、次女汪建琳和次子汪建新。
他们一度住在距外滩不远的北京东路一处老弄堂。楼高三层，楼梯近乎垂直，阴暗逼仄，踏在上面咯吱做响，门外经过的货车都足以让木质楼梯晃动。
门廊的墙上排列着众多铁皮邮箱，其中一个用楷体字漆着：“汪家”。汪家爷辈到孙辈，三代人都或长或短地在三层一间十多平米的阁楼里居住过。
奶奶杨春霞已经多日没有出现。邻居们虽然有些好奇，但想到老人最近常去子女家住，索性也不多问。这些天，邻居们一直在谈论着报纸上报道的“儿子刺母”案。然而直到有外人特意到来询问时，他们才惊讶地发现，故事的主角就是他们的邻居。
几十年前，爷爷汪政祥曾在巷口拖着铁皮车卖螺丝、修拉锁。如今，这条街依然是五金商贩的集中区。数百家店面，卖的是更新潮的金属零件。
汪军军是汪家小儿子汪建新的独生子，出生于1987年，不可避免地被全家当做掌上名珠。
军军对这条街很熟。10多岁起，他就经常到爷爷奶奶家，把自己丢到他们怀中。那时还念小学的军军，睡觉前会自己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摆在床头，是个规矩的小孩。
2000年，爷爷在家门口注册了一家五金商店，注册资金5万元，并自己担任法人。
本来希望这家店能为全家人的生活带来转机，然而事与愿违，五金店并没有成为全家的动力源泉，而变成了一个家庭成员不断索取的“潘多拉的盒子”。
为了店面的经营权问题，子女们与父亲长年纷争不断，邻居们经常看到汪家成员脸上的指印，甚至裂口，都暗暗为这家人担心。
楼下一家的媳妇，有次亲眼看到汪爷爷与子女争吵，被顺着台阶推倒在她家一层半的厨灶下面，幸无大碍。这位邻居知道汪家人的脾气都比较暴躁，但她当时还是后怕得很：万一汪爷爷被她家灶上的开水壶砸到，不知道会伤成什么样。
军军便在这种吵闹的环境中长大。
他最后一次出现在这里，是今年春节从日本回上海探亲时。那时，他已从一个规矩的小孩子，长成为24岁的成年人。
“炸药桶”父亲
顾妈妈仍然躺在病床上，9处刀伤虽然没有致命，但十几天的休养并不能让她恢复元气，至今只能靠半流食物品来补充体力，虚弱的她甚至说句“帮我倒杯水”都很费力。
二十几年前刚刚出嫁时，她小巧精致，面貌娇美，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 “阿华”。
阿华是个不辞辛苦、勤俭持家的媳妇。在家，她温顺地服从丈夫；在外，她也一直努力地为更好的生活而努力。
军军出生后，阿华和军军的父亲汪建新，曾在三口之家位于福建路弄堂里经营了一个小卖部，生意不差；几年后，阿华又做起服装销售，还当上一家国产高档服装品牌专营店的营销经理，每月收入7000元，比不上高级白领，但在上海普通居民中，收入也不算太低。
2007年，她娘家位于在地价飙升的虹口区苏州河畔的老宅被拆迁，让位于知名开发商的新项目，这给全家带来了还算丰厚的经济回报。他们并未用这笔款项购置新的房产，而是选择租房生活，因此，相比于过去，军军家的手头更宽裕了。
但对于这个普通的三口之家来说，经济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军军的父亲汪建新从小就渴望成功，争强好胜。作为家中的老小，他始终迫切地渴望去经营父亲的五金店，却总和父亲的想法矛盾，导致冲突连连。
在邻居们眼中，汪建新是远近闻名的“炸药桶”，是汪家最不稳定的因素。他个子不高，很瘦，看起来很精干。眼睛很大，平时眉清目秀，可一发起脾气，两颗眼珠子直往外突。一旦发生矛盾，即使面对的是家里人，从父亲到哥哥姐姐，他都不手软；在外面，他也经常用拳头解决问题。
他的脾气在阿华面前也没有收敛，常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有时还会举起巴掌。有一年，奶奶到他们租住在浦东的家来做客，仅仅因为谁来给气垫床充气这个小问题，汪建新发了脾气，还差点动手。
邻居们形容说，阿华在汪建新面前，就像“小鸡仔”一样顺从。阿华也想过要离婚，但不知何故，这个婚姻却一直在不断的冲突中继续着。汪建新去美国前的一个月左右，阿华还曾逃到外地，直到汪建新走后，才又回到上海。
这个脾气暴躁的上海男人，对生活的要求有点偏执：无论屋里屋外，他目光所及的一切都要整理得利落干净。每逢出门，他会讲究地穿上名牌西服，光鲜时髦。
汪建新喜欢大方地花钱，因此总感到钱不够花，拮据时则四处借宿。他工作不稳定，收入不多，因此更渴望财富，他常常研究彩票，梦想自己有朝一日成为那个幸运儿。
家里经营的小卖部最初生意不错，但随着连锁超市的普及，小卖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终于不能维持经营关了门。
之后，汪建新多次易工，为私人老板打零工，在医院做保安队队长，一度还找到了一份培训学校教师的体面工作。但他似乎对这些都不满足。
父权阴影
在军军面前，这位对生活要求苛刻而性格暴躁的人，更是永远不能违抗的父亲。
汪建新时常告诉军军：“你一定要比别人强，这样才不会被欺负。”
为了让军军身体强壮一些，他给军军制定了完整的健身计划：跑步、抬哑铃、练单杠……只要是学习空下来，就进行这样的训练，因为他认定：个子小就会被欺负。
为了让父亲满意，汪军军在各方面一直很努力。大概是继承了父亲的风格，军军对每一件事都要求甚高，要强而倔犟。据说，他遇到无法做好的事情时，还曾用头去撞墙。
虽然汪建新对军军各方面始终不满意，但亲朋回忆，直到初中，军军的成绩在班级里还算名列前茅，家人也都认为军军可以考到重点高中，尤其是汪建新。
或许是压力太大，中考前，军军成绩不断下滑。这激怒了争强好胜的父亲，军军因为成绩不理想也没少挨父亲的打骂。
他最终没能考上重点高中。结果出来后，汪建新指着军军额头骂个不停，“没出息、太笨，葬送了前途”。或许因为太生气，他甚至对军军填报中考志愿都不理睬。
无助的军军只好到奶奶家寻求安慰与帮助。正在奶奶家的大伯看到可怜兮兮的军军，便拉起他说：“你爸不管，大伯带你去。”
2002年，军军入读了上海一所名声不错的职业学校，并选择了汪建新期望的商务英语专业。
但中考失利一直是汪建新心里的结。他对这家中学也心存不满，坚持认为从这样的学校毕业不能出人头地。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总结出儿子的出路：学商，出国，挣钱。
在汪建新的强烈要求下，2006年，军军从尚未毕业的大专退学，辗转去了日本。汪建新本人也经朋友介绍，在2009年底，只身前往美国打工，要去赚人生的第一桶金。
然而这次妻子和儿子一起出事，身在美国的他至今没有现身。
孤独的留学
军军的独立，是在东京真正开始的。
2006年，已嫁至东京的大姑汪建兰为军军担保留学，并安排他进入东京一家国际语言学校的日本大学预科班。两年后，军军通过了入学考核。2008年，21岁的军军迈进了私立日本大学经济学部的大门。
尽管出国留学也是父亲为他设计的，但是这似乎并不妨碍军军享受远离父权的自由空气。
军军最初借住在大姑家。不久，他就决定独自居住。他的房租是每月人民币12000元左右，据了解日本情况的人士介绍，这比普通中国留学生租房花费高出很多，相当于东京普通白领阶层的房租水平。
在穿着打扮上，军军倒是越来越像升级版的汪建新。他很讲究品牌，衣服也越来越多，时髦的穿着配上帅气的外形，汪军军开始吸引女孩子的目光。
和这个年纪的孩子一样，军军也喜欢和同学或者兄弟姐妹们相约一起去K歌，堂哥说，军军唱歌很好听。
去日本留学后，军军每年都回上海探亲一次，回来后经常会豪爽地宴请家里的兄弟姐妹。在这很少的接触中，家里人明显地感到，军军成熟得相当快，已经完全不是他们记忆中的那个乖巧规矩的小孩子。
大伯汪建良还记得，今年春节，军军回家探望奶奶，他也赶去相聚，一进门，一脸成熟男人气息的军军就爽气地拍他的肩说，“走，咱们出去吃，我请客。”汪建良指了指奶奶刚烧好的一桌晚饭，说：这不是奶奶刚做好饭菜吗，还是应该在家里跟奶奶一起吃饭。
大伯觉得二十多岁的侄子身上越来越多地出现了汪建新的影子：手上若是充裕了，便显得很大方；拮据时，又不免有求于人。
在这五年的留学生活中，家人有时会劝他：“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要多读书，没事就不要总回来了，来回的路费比较贵。”但很明显，军军对这些话没有放在心上。
军军在日本的学习及生活情况，家人都不太了解。家人知道的唯一情况是，军军曾对一位堂兄提过，有的同学对他不友善，经常因为一些小事陷害他。堂兄则劝他现实一点，在异国他乡，应尽可能低调。
最明显的变化大概发生在今年春节。
原本健谈的汪军军，变得有些沉默，曾跟小姑姑说：“耳朵里好像装了机器，总有声响。”
最近一次回家，大伯与他聊天，他忽然大笑起来，笑过后又戛然而止，而那个话题并不好笑。军军也曾跟奶奶说，“我不知道怎么了，我控制不了。”
大家觉得有些奇怪，但谁也没在意。谁也没想到，两个月后，会发生浦东机场那疯狂的一幕。
曾经散落在上海、美国、日本的一家三口，今天终于有两个聚在了同一个城市。只是，一个在看守所，一个在医院。
医院里瘦小的阿华，并不认为自己会失去儿子的爱。“他是个好孩子，我们母子感情很好的。”她曾坚持表示，“我不怪他。”
4月19日的上海浦东机场，到大厅的人们继续着他们奔波的脚步。而在一旁的等待区，一位年轻的母亲正在一口一口地喂着她漂亮的混血小女儿……
记者：崔晓火 杨迪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持刀捅母留学生称回国讨学费遭拒后冲动作案
他为何在归国行李中随身携带两把尖刀？他为何一言不合在机场大庭广众之下持刀将母亲捅成重伤？又是什么原因让躺在病床上的母亲用微弱的声音为他辩解？3月31日晚发生在浦东机场的赴日留学生刺母案，震惊社会，也留下许多个问号。昨日，记者独家采访浦东检察院承办检察官等知情人士，揭开这个24岁青年的留学经历、精神困扰以及犯罪原因。
汪某身材瘦弱，在看守所里待了两个月，进来时被剃光的头发长出不少。虽然在监房中也不时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但毕竟在日本曾有过两次被关押累计约半年的经历，他基本能适应高墙里的生活。他向检察官表示“愿意承担后果”，两个月里唯一让他煎熬的是：“不知道妈妈能不能原谅我？”
回忆事发经过，汪某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现在想想，绝对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一时冲动，一时冲动……”
母子口角怎会演变成凶案？
4月3日，新学期要开学了，这是他四年日本大学生活的最后一个学期。开学要交相当于三四万元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的学费，每月1.2万元的房租也该交了，可是，母亲每天给他汇的一两百元生活费，勉强只够吃饭。想到母亲不顾他每天打国际长途要钱，就是不给他汇学费，他咬咬牙，买了一张3月31日的全价回沪机票。
出发前，他打电话告诉母亲自己几个小时后就到上海。母亲惊讶地询问原因，他说回来讨钱，又问母亲寄钱了没有，母亲回答“没钱”，这让他很不高兴。在飞机上，他越想越急。所以，当拿好行李见到母亲后，他顾不上问候，直截了当就问她有没有钱。母亲回答得很干脆：“没钱！”两人边走边说，汪母叫儿子索性不要继续读了，汪某坚决地说：“不行，我一定要去日本读书。”汪母于是说出“没钱，只有一条命”的气话。
花了1.2万元回来讨学费，一见面就被数落，汪某一下子火了，从背包里取出两把一直随身携带的尖刀，向母亲胡乱挥舞，先是划伤手臂，继而避开她挡刀的左手，捅进腹部。母亲转身跑，他又追上去乱捅，直到她体力不支倒在地上才停手。他开始感到害怕，不顾一切地逃跑，没想到去救母亲。
背包里怎会藏有两把尖刀？
归国行李中为何要带两把利刃？他是预谋持刀威吓母亲吗？承办检察官指出，事发后不久曾有说法称，他行凶使用的是水果刀，随身携带是为了削水果，这一说法有明显漏洞。“你为什么要带刀？”听到检察官提问，汪某思考一下才交待原委。
他没有蓄意想伤害母亲，这两把刀刃长约10厘米的尖刀，是他在日本购买用以防身的。他说，在日本期间与一些室友、同学关系很僵，周围总有些人想整他，让他没法读书，甚至不让他好好吃饭、睡觉，他因此和周围人常发生纠纷，2009年和2010年相继因器物损坏罪和伤害罪两次被收押，所以买了两把刀放在背包里防身，回国前也没拿出来。和母亲争吵时冲动起来，加上几年来积累的不满情绪一起爆发，很自然地想到了包里的刀，继而拿出刀行凶。
汪某承认，自己的确是把对周围环境的不满和各种压力发泄在了母亲身上，犯下大错，非常后悔。
出国后怎会患上精神分裂症？
案发后，汪母及亲戚提到，汪某最近行为举止不太正常，精神有病。检察院提前介入公安侦查，经司法鉴定，他确有精神分裂症，具备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汪某对这个结论有些意外，他说没觉得自己患病，之前在日本几次觉得腰疼去看病，医生说他的腰没问题，是想得太多想出来的毛病。那么，这个昔日在邻居眼中乖巧聪明的孩子，怎么会在出国后被查出患有精神分裂症？
汪母及亲戚都说，汪某老是觉得有人想对他不利，这一点在汪某的供词得到印证。他无法详细说明别人怎么对自己不利，只能举出一些诸如室友在隔壁房间吵闹让他睡不好觉、有人对他吐痰吐口香糖等小事，甚至无法说明对方究竟是些什么人、出于何种动机。而且，近一段时间以来，无论与亲戚还是朋友，交谈中一旦涉及这方面内容便很难继续下去，大家感到，汪某的叙述有些不合常理，对外界环境似乎有些反应过度。而且，他还在身上文了两枚螺丝钉，尽管他告诉别人自己是为了模仿明星追逐时尚，但却无声地传递出他的叛逆和反抗。
留学生活让他改变了什么？
汪某小时候成绩不错，是大家庭的掌上明珠，中考前成绩不断下滑，没能考进理想高中。望子成龙的父亲为此没少打骂儿子，他们的交流也因此变少。后来，汪某入读一所职业学校，按照父亲期望就读商务英语专业。不过，父亲希望儿子更有出息，所以在2006年让他从大专退学，到姑妈所在的东京读书。因为基础不好，先读语言学校，然后进了收费较高但门槛较低的私立日本大学经济学系，一年学费六七万元。
那时家里有积蓄，父亲还去美国打工，经济条件不错，所以，到日本没多久就从姑姑家搬出来租房住。一开始他住的是十几个人合租的群租房，后来嫌环境吵闹，换了不少地方。案发前半年，他搬进新家月租1.2万元的公寓，不仅面积大，地段也很好，步行到位于东京市中心的日本大学仅需10分钟路程。他说，搬家征得了父母同意，至于因此给父母带来的经济压力，并没考虑。其他一些开销也很可观，比如服装，他说自己不太买衣服，但如果要买，都得是名牌。
最初几年，他打过短工，一个月大约赚1万元，够自己生活，不过，每份工作都干不长。2009年他因损坏他人财物被关押4个多月，2010年又因伤害罪再度失去自由。此后他的生活全靠父母每月寄钱资助。把儿子送去日本是为了读大学，怎料他连吃两次“洋官司”，父母深深失望，不再经常汇款。
近几年来，汪某和父母关系越来越差，打电话或在网上交谈时，很少关心二老近况，对他们目前从事的职业和收入等情况一无所知，只是不断伸手要钱。有时候，父亲会给他几千元钱，有时则置之不理。月收入7000元的母亲每月虽然都给他汇生活费，但两人也经常为了钱的事情争执。案发前两个月，母亲从过去的每月汇一次款变为每天汇款一两百元，尽管觉得母亲的做法有点奇怪，汪某仍然没有关心母亲究竟为什么这么做，是否遇到经济问题。
尾声
被拘留之初，他还不能想明白整个事发过程，冷静下来之后，汪某醒悟：自己不仅仅是在母亲的身上留下道道刀疤，更在她的心上扎下一道深深伤口。他对检察官“男人要有担当、有责任，摔倒了要能爬起来……”的鼓励不断点头，郑重说：“我要以行动弥补挽回母亲的心。”
记者：孙云
来源：新民晚报
留日学生机场刺母案：亲情与法律
10月31日，发生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留日学生刺母案宣判。被告人汪晶被认定有精神分裂症，但案发时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仍然需要服刑3年6个月。此案进入上诉阶段，母亲聘请的律师将继续为汪晶做无罪辩护。无论结果如何，所有人能达成共识的是，法律程序要尽快走完，汪晶需要得到及时治疗，更重要的是，修复一个温暖家庭的关爱。
记者◎丘濂 插图◎张曦
母亲的心思
12月1日，上海开始了大风降温，偶尔会飘起一阵小雨。汪晶的母亲顾国华选择了这天去儿子所在的浦东新区看守所送衣物。一天前，辩护律师朱畏曾经去那里会见过汪晶，反映的情况让顾国华颇为担忧。朱畏说，汪晶又在里面和小卖部工作人员发生了争吵，原因是买的一双鞋垫不合适，想去退货人家又不肯。“我想和管教谈谈，毕竟晶晶是个病人。有时候他讲话没有道理，也不要和他计较了。”顾国华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顾国华拖着一个大大的旅行袋，显得异常孱弱，1.62米的身高，只有90斤出头的体重——这比她受伤前整整轻了20斤。旅行袋里，除了汪晶在接济通知单上提到的东西外，她还放了一条厚毛毯和两双尺寸合适的鞋垫。“里面必须要穿软底鞋。那样的鞋底很薄，他肯定是觉得脚冷，不舒服。”本刊记者随她前往，在看守所外的办公室，袋子中的每件物品都要接受检查，不属于接济单列出的物品，工作人员拒绝接受。于是顾国华又通过传达室打电话给汪晶的管教，管教表示，对于汪晶的情况，他们会特殊照顾，物品全部收下，顾国华这才松了一口气。
从4月1日汪晶被刑事拘留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8个月。“从来没有和儿子分开过这么长时间，即使他出国留学，寒暑假也会回国的。”顾国华说。顾国华5月13日第一次去看守所，一直保持每个月至少去一次的频率。“只是10月19日一审开庭和31日宣判的时候，我在法庭上见到过他，看守所是不允许探望的。他看上去憔悴了许多。律师告诉我，他总是幻想别人要投毒害他，每顿饭基本只吃鸡蛋和袋装牛奶。”在10月19日的一审中，作为受害人的顾国华一直注视被告席上儿子的一举一动。当时公诉人在念起诉书，汪晶举起戴着手铐的双手，示意审判长需要纸巾。顾国华第一时间抽出纸，起身准备送给两米开外、站着受审的儿子。
“人们依旧是在以正常人的标准评价他。”顾国华对本刊记者说。就在庭审后，还有媒体用顾国华在庭上的哭泣与哀求，和汪晶的无动于衷相对比，以衬托他的冷漠。“我知道儿子是惦记我的。他最初在警察局接受讯问，还几次问到过我的安危。他在庭上这样表现，足以说明他的病加重了，他真的很需要治疗。”
顾国华从来没有怨恨过儿子，即使是在精神病司法鉴定的结果出来之前。“我最难受的是手术后的第四天，麻药的作用过了，浑身的9处刀伤，每一处都在隐隐作痛，我就在那里咣咣地拍着栏杆。可是那一刻我都没有恨过儿子。我只是想不通，他为什么会拿刀来刺我。然后我就开始回想他之前的行为，想起他近两年总是打架闯祸，走路的时候还会大叫，我越发怀疑他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这回出了事，如果公安局能给他做一个司法鉴定，结果就能明确。于是我在4月9日就第一次对前来做笔录的警察提出来要做鉴定。”人们普遍猜测，因为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是母子关系，母亲是想通过鉴定结果来为儿子脱罪，但顾国华说，这并不是她当时的想法。“我当然希望儿子没有病，身体健健康康的。我根本就没有想得那么远，如果他不是精神病就要承担刑事责任之类的。”实际上，鉴定所接到委托的时间是4月1日，应该是公安局在家属提出申请前自行启动的鉴定程序。
在6月16日鉴定结果出来前，顾国华考虑的是请律师来做罪轻辩护。“在浦东国际机场，发生这样的事情都没有监控设施反映给警察出警，周围也没有任何巡逻的人员，反而是靠路人拨打110，警察才能赶过来，这说得通吗？”在顾国华看来，如果能有人及时拦阻，就不会发生重伤的惨剧。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70条关于自诉案件范畴的规定，只是轻伤的伤势，只要双方达成了谅解，汪晶就一定可以免除公诉。“当时的情况是，晶晶先过来朝着我的头劈了一刀，接着我尖叫着往前跑，他拿着刀在后面乱划。我想着不对啊，他可能糊涂了，就转过身对他说：‘晶晶，我是妈妈啊，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妈妈？’他直愣愣地盯着我，好像不认识我一样，朝胃的部位刺了最后一刀，接着我就瘫倒在地上。最后一刀，就是致我重伤的一刀。”
6月16日出来的鉴定结论通知书上，有这样3项结论：1.汪晶具有精神分裂症；2.在本案中评定为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3.具有受审能力。顾国华与律师商定，改变了原来的辩护策略，由罪轻辩护改做无罪辩护。同时顾国华向负责此案侦查的上海市公安局国际机场分局和浦东新区张江地区检察院提出了取保候审的申请，希望能将汪晶保释出来看病。
公安局和检察院都给出了不予取保候审的答复，理由是取保候审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由于《刑事诉讼法》中第60条规定了对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患有严重疾病，可以采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办法。本刊记者就汪晶的病情是否属于严重疾病的范畴请教了北京人民大学刑事诉讼法领域的副教授魏晓娜。她对本刊记者说：“严重疾病一般是指传染性疾病。并且鉴定结论中对于汪晶有受审能力的认定，说明了他的病情处于一个稳定期。”
缺乏关爱的家庭
“刺母”的一幕发生后，伴随着对儿子处境的牵挂，顾国华也陷入了自责。她认为，儿子的疾病和这个特殊的家庭有很大关系，她告诉本刊记者：“他是大人发生矛盾后的最直接受害者。”
2007年拆迁拆掉的位于上海七浦路的一处老式石库门的住房，是汪晶小时候成长的地方。那里曾经挤满了卖低档服装的店铺，也分布着许多老房子和狭小的弄堂。“拱门进去一共5户人家，厨房是另外搭建的，居民公共使用。没有卫生设施，天天需要倒马桶。我们三口人就挤在一处12平方米的房间里，晶晶睡觉时需要爬到搭建出来的‘三层阁’中。”顾国华向本刊记者回忆说。
小小的空间就是父母的“战场”。父亲汪国兴的脾气很暴躁，平时又爱喝酒。“喝酒的时候他会挑你的刺。一个东西好端端地摆在那里，他让你给拿开，你如果马上没有反应，他就会嚷嚷起来：‘叫你拿走你怎么不动啊？’就是这样，无缘无故地开始一场吵架。”顾国华说，每到这时，汪晶就会扮演“救火队员”的角色。他的姑妈告诉本刊记者，晶晶很懂得察言观色，“看父母互相赌气，他会跑去烧饭。一个人站在灶台前，个子还不够高，下面要垫上两块砖头。其实后来到了日本他也是这样。大人彼此出问题了，他要想办法来帮助解决。可他自己出问题了，身边却没有大人能够关怀他”。
汪晶的姑妈说，汪晶长到15岁之前，一直和她很亲密。顾国华性格柔顺，向来疼爱儿子，却不善于表达，感情外露的姑妈就成为汪晶的交流对象。姑妈对汪晶小时候的乖巧与孝顺印象深刻：“我自己也有一个儿子，他们两个常在一起做伴玩。每次我买东西回家，为了考验他们的爱心，我就在楼下喊：‘哎呀，拿不动了，谁来帮帮忙啊？’晶晶听到，一阵风似的跑下楼来，比我儿子动作还快。我洗好了衣服，他帮我一起来晾。他那时候个子矮，碰到较长的衣服，就双手把它举过头顶，生怕让它拖地。那段时间，每逢周末和寒暑假他就到我家来。父母来接他，他听到楼道里响起他们的脚步，就对我说：‘姑妈，我不想回去。’我对他说：‘你装病在姑妈这里就可以不走了。’于是他乖乖躺在我的床上。他不想回到他家的那个环境。”
在姑妈看来，汪国兴在自己的生活中不算成功，因此特别希望儿子能够出人头地。“最明显的一次，就是汪晶参加中考。他爸爸为他报了两个学校，一个是格致中学，一个是光明中学，都是重点学校，这让晶晶完全没有退路。成绩出来，他只考了300多分，连普通高中都上不了。平时他爸爸最喜欢在同事面前夸耀儿子学习如何好。中考之后整整一年，他爸爸把他骂得几乎不能做人。他和晶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让我回到单位脸往哪里放？’家里亲戚一起吃饭，有人讲个笑话，晶晶笑了起来，他爸爸马上就呵斥他：‘傻子，你凭什么说话啊？嘴巴闭起来，到一边去！’”
然而，如果了解父亲汪国兴在孩子身上投入的精力，就发现他完全没有理由责怪儿子。顾国华告诉本刊记者，汪晶在家里根本没有好的学习环境。“他爸爸常带一些酒肉朋友回来。本来晶晶是在饭桌上写作业的，他们在那里吃菜喝酒，晶晶就只能搬个小凳子，把床当成桌子做功课。有时候人太多了，还是影响他学习，他就要等客人都走了才能开始看书，那时已经很晚了。我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带着晶晶出门，去到南京东路的东方商厦。那里8层有个大排档，我陪着他在那里吃点东西，完成作业。”即使是中考将至，汪国兴发起脾气来依然会迁怒于儿子。“和他爸爸吵起架来，他就对我又打又骂。我不愿意在那里忍受着，就常常借着出去用自来水管的理由，偷偷跑掉。这下晶晶就倒霉了，他爸爸会让他出去把我找回来。有一次他都睡着了，他爸爸还要把他弄醒，叫他出去找我。第二天他要参加考试，他爸爸也不管，连书包都不给他。”
2002年，汪晶15岁。他最终进了上海市一所职业高中读商务英语专业。这是所重点中专，也是全国商业中专系统中的名校，商务英语专业采用“3+3”的培养模式，学生完成3年的中专学习后，就可以参加包括中专、职高、技校学生在内的“三校生”考试，合格者升入上海市商学院继续3年的大专学习。
那一年，汪晶的生活也发生了一些改变。顾国华决定去外地打工，汪晶的生活全部交给父亲料理。而汪国兴与汪晶的姑妈之间又发生了矛盾，这让两家自此以后几乎停止了来往。顾国华告诉本刊记者，外出打工选择，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那时工作的服装公司在外地的直营店发展了，我有个机会去做区域经理，工资一个月能拿3500块，比在上海管理加盟店挣得要多。我也是想给孩子攒点钱。”除了家庭关系不和谐外，经济上的困窘一直是汪家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顾国华最早是自行车厂的检验员，后来又做过火车站售货员、宾馆服务员，也同丈夫在上海第一家大型超市开业前，经营过一家小超市。直到2002年进入这家服装公司，她的工作才安定下来。“我的丈夫每个工作都干不长久，因为他太暴躁，总爱和人吵架。”顾国华说。一直到2008年，顾国华除了一些重大节日回家外，每月只在家里待不到5天，周一到家，周五就走。这样，她能给予汪晶的关怀也就越来越少了。
汪晶在中专阶段的班主任，仍然记得这位学生。“那时我就听说他母亲是在武汉，父亲虽然在上海，可也总不在家。我问他，那晚上谁给他做饭吃啊，他就说，他爸爸给他钱，他在外面买点东西吃。他还说过，他和爸爸之间几乎没有交流，因为爸爸总是回家很晚，他已经睡得迷迷糊糊了，早上起床上学的时候，爸爸还在睡觉。有一次周末我回学校取东西，看到他一个人在那里打球。他告诉我，周末家里没人，只能这样消磨时间了。”这位班主任还告诉本刊记者，汪晶那时候谈了一个女朋友，两人常在一起。“作为老师，我也和他谈过话，希望交往不要耽误学习，但其实也能理解他们的感受。女孩是从浙江舟山群岛那边来的，是个住校生，两人可能都需要彼此来温暖吧。”
让这位班主任更加不能忘怀的，是汪晶一次情绪冲动下的自残行为。“那天，我突然接到班长打来的电话，说汪晶受伤了。我赶去教室，当时的情景真是触目惊心：门上的玻璃碎了一地，地上还有一摊血。他的女朋友在旁边哭得厉害，说是他们吵架了，汪晶一气之下，失去控制，用手打碎了玻璃。我知道他们是经常吵架的，两个人好的时候特别要好，吵的时候就闹得天翻地覆，但绝想不到他会自残。”班主任说，事后她请汪国兴来到学校，一是谈这起事件，二是“三校生”考试临近了，汪晶的学习成绩顺利考上大专比较困难，她希望能引起家长重视。“他父亲表示，孩子早恋他是反对的。除此之外，他就说，家里没人，希望老师多费心。”
其实，汪晶的这种类似的行为在家里也表现出来了。“还是我和他爸爸闹别扭，他爸爸又开始说儿子的不是。晶晶当时很想还手。他说了一句：‘谁让你是我爸爸啊！’然后，他就用手捶墙壁。‘三层阁’那面薄薄的木板墙，被他砸得咚咚响。”顾国华说。
日本的留学生活
留学日本原本是父母为汪晶计划的一条更好的成才道路。如今的事实却证明，由于家长欠缺精神卫生学方面的常识，他早期的精神病征兆也被忽视了。
留日的经费来自于七浦路那套住房的动迁款，一共78万元。顾国华和丈夫之间有约定，这笔钱就存在银行，只用在儿子的教育上。汪国兴是那套房子的户主，所以儿子需要学费时，也由汪国兴来支配那笔钱。汪晶的大姑妈年轻时嫁到日本，已经在东京生活多年，汪晶可以住在她家，这样又可以节省一笔住宿费。“刚到日本的那段时间，汪晶确实住在她家。有一次晶晶打电话来说：‘我来日本究竟是来学习的，还是听他们夫妻吵架的？’我才知道他姑妈与姑父之间也常闹别扭，并且，姑妈又很喜欢管教孩子，比如规定他21点之前要睡觉，上网不能超过40分钟，这都让晶晶感到不自由。3个月后，他决定搬出来租房住。”顾国华告诉本刊记者。
2006至2007年，汪晶先在东京的富士国际语学院学日语。顾国华说，那段时间里，即使租房来住也没有给家里增添多少经济负担。“语言学校两年的学费才9万元人民币。晶晶平时的课不多，有大量时间打工。他在酒店里做过服务生，晋升到领班。当服务生的过程中，他和同事学习怎么调酒，于是又做过调酒师。他学会了不少东西，回国时候给我展示过各种造型的水果拼盘怎样做，还给我讲解不同的水果要浸泡在水里多长时间才好吃。晶晶每个月能挣15万至20万日元，平时的开销以及房租都是自己挣出来的。不仅如此，他还给家里带来了数码相机、摄像机和手机。”
顾国华说，汪晶绝不是一个花钱大手大脚的孩子。这就和最初媒体的报道相矛盾。案发后不久，媒体曾经采访过一位顾国华家的亲戚。这位亲戚说：“汪晶是一个典型的‘80后’的孩子，想要什么就要什么，根本不顾及妈妈的经济能力。她的妈妈也太溺爱儿子，只要是儿子提出的要求，不管什么总是尽力满足。”他又举例说：“晶晶从日本回来上海都不愿意住在家里，母亲也任由儿子住在宾馆。”顾国华由此向本刊记者解释道，她欠这位亲戚的高利贷，本息加起来一共15万元。“当时他看我在病床上怕我还不了钱，就说这样的话来回答媒体，社会就会指责孩子，同情母亲，说不定会给母亲捐钱，这样钱就有着落了。我不同意，他还是坚持这样做了。其实晶晶后来回国，他爸爸已经去了美国，我就和他姥姥挤在一处10平方米的房间里睡，他搬进来哪里有地方？他住的是99元一天的宾馆，在上海，这样价位的旅店又是怎样的条件？”顾国华说，汪晶在日本也很懂得省钱。“有一次，他高兴地对我说，他打工的那家超市的老板对他很好，第二天要过期的食品会准许他前一天拿回家吃。”
2008年，汪晶在日本和别人打架。“那次是别人拿着刀子上门的，他把刀子夺过来，砍伤了人家的头。好在晶晶的日语不错，警察来询问，他和警察沟通得好。再加上对方也不对，这件事情就没有追究。”顾国华说。但是当年回国，这件事情却引起了父亲汪国兴的勃然大怒。“本来晶晶回来是要拿学费的，他爸爸生气没有给。晶晶2006年出国后，支出全部来自动迁款，于是我在外面打工就可以攒些钱。我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给他。这让他爸爸和晶晶都觉得我手上有不少钱。之后我和他爸爸的关系越来越差，最终打算离婚，于是搬回了娘家住。2009年底，他爸爸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去美国打工，将剩余的动迁款转移到另一银行，大概有50万元。实际自2008年晶晶和爸爸那次不快之后，学费就是我这里在出。那时晶晶已经进入了私立日本大学的经济学专业读书，每年的学费是8万元人民币。”
2009年，汪晶在超市打工时，和同事发生争执而把对方的戒指损坏，之后便以毁坏器物罪被判处了6个月拘禁。顾国华说，因为他大姑是他在日本的监护人，所以学校首先通知的是大姑。“拘禁后的第11天，我才从他在美国的爸爸那里得到消息。我问他大姑能不能先垫付相当于2万元人民币的保释金，我马上就把钱打过去还她，但她就是不肯。于是晶晶在看守所待了6个月。”可以知晓的是，这段在异乡的拘禁经历给汪晶的精神带来了巨大打击。“他回来对我说，日本人很坏的。在看守所里，日本人让他蹲在地上，往他嘴里塞脏东西。”汪晶在上海的姑妈对本刊记者说。虽然无法判断这段叙述以及之前在日本毁坏器物的原因究竟是否出于幻想，但之后汪晶的举动，姑妈回想起来，明确是一种出现幻觉的表现。“我带他去吃烤鸭，他看着端上来的烤鸭说，怎么上面都是血啊，很恐怖。我还很认真地看了下，说肯定烤熟了可以放心吃。晶晶一筷子也没有碰。”
6个月的拘禁后，汪晶失去了学校提供的打工担保，因此无法继续在超市工作。“他自己找到了一家房屋中介公司。对方并不知道他之前的经历，同意他每周一两天在那里做接电话之类的杂务，拿固定工资。谁知道不久他又和邻居发生了争执，因为那位邻居嫌他关门声音大。他这次也动了刀子，被拘禁20多天，之后赔了邻居一些钱也就平息了。他再回到那家中介公司打工，人家不好意思明确拒绝他，就让他去做推销房产的业务去拿提成。他上学期间没有时间做这个，也就离开了这家公司。从2010年五六月份起，他就再也没有打工的收入。我当时觉得他真是越长大脾气越像他爸爸了，到处闯祸，却没有意识到他其实病得越来越厉害。”顾国华说。
顾国华说，一切经济负担全部落到了她的肩上。回国前的一个月，汪晶又搬进了一处月租金1.2万元人民币的公寓。他告诉顾国华，他总觉得有人整他，住在这里有保安，生活更安全，原来的房间里他觉得有窃听和监视设备。让顾国华稍微放心的是，汪晶说那里的环境好，这样家长会放心把孩子放在那里，由他辅导中文。但是，做中文教师的机会却迟迟找不到，顾国华已经身无分文。她没有告诉自己的儿子，她之前已经在靠贷款才给儿子提供每月的生活费和学费。“只能靠个人的信用贷款，一个银行贷三四万元。还有那笔向亲戚借10万元，还15万元的高利贷。”汪晶也不知道，母亲的生活已经到了万分拮据的程度。汪晶联系在美国的汪国兴，汪国兴就说母亲这里有钱，让他管母亲要。在给母亲打了许多要钱的电话后，顾国华说她终于厌倦了，她开始直接按掉儿子的来电，“要钱没有，要命一条”那样的话也经常脱口而出。
2011年3月31日那天，汪晶用最后的钱买了一张飞往上海的机票。他离开公寓的时候，灯和电视都没有关，门也是敞着的。
判决的逻辑
一审中，汪晶被判故意伤害罪，有期徒刑3年6个月。为何汪晶行凶时，处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期，却依然要承担刑事责任？为汪晶进行鉴定的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副主任医师张钦廷告诉本刊记者：“司法鉴定有两个步骤，一是要确定医学要件，即这个病人有没有精神疾病，如果有精神疾病的话是什么样的病，然后再进一步确定他这个病表现的是什么症状。二是要明确法学要件，即他的病症对他在作案中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影响。如果已经明确是病人，作案行为跟精神症状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但是这个病症对他本身的辨认或控制能力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这时候就是限定刑事责任能力。汪晶的情况就属于这一种。”
“汪晶所患的精神分裂症，在他身上表现为三个症状：幻听、妄想以及细腻情感损害。幻听比如说他总觉得耳朵里被人植入了芯片，有人不断在对他说话；妄想则表现为一种被害妄想，总觉得别人是要谋害他；细腻情感损害就是对亲人那种油然而生的亲近感受到了损伤。父母送孩子读书虽然大部分时候是天经地义的，但孩子一般不会说你不给我钱我就和你动刀动枪。我们认为，由于这种情感损害的症状，对他行为的控制能力造成一定程度的削弱。由口供来看，他承认当时的冲动是源于母亲不给他钱，并且母亲当场又说出了‘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话让他受了刺激。他在行凶后，还问过办案人员母亲的安危，承认是自己把母亲捅伤了，这些都说明他绝对不是在幻听或者妄想的支配下才行凶的。他可以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基于此，我们将他判定为限定刑事能力。根据《刑法》第十八条第二款，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一审的辩护词中，律师朱畏认为《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提到了汪晶“自知力无”，由此可以推断出汪晶丧失了对自己行为的辨认能力，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张钦廷向本刊记者解释，这是对“自知力无”的曲解。“自知力”是患者对自身精神疾病的认识程度。这个概念表现在三个层次：一是患者认为他有没有精神病；二是能否意识到自己的精神病表现在什么地方；三是能否认识到这种精神病对自己的工作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汪晶认为那些声音和迫害都是真实存在的，他不认为自己有病。因此到这个层次，我们对他自知力的判断就结束了。”
在即将进行的二审中，律师朱畏仍然会按照委托人的意思，为汪晶作无罪辩护。因为让顾国华始终难以想通的是，儿子明明是病了，为什么还要被判刑？但无论如何，上诉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顾国华还是想儿子的病能立即得到治疗而不再继续发展。张钦庭向本刊记者证实了顾国华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他说：“从电视台后来做的节目，以及这回的庭审录像来看，他都感到汪晶的病情有一定程度的加重。他一度提出过非常想见母亲，但是在法庭上，看到母亲痛哭流涕，他没有任何反应。这都是细腻情感损害造成情感淡漠的一种表现。当初对受审能力的鉴定是4月至6月之间完成的，认定依据是他能够对司法人员的询问做出有效陈述。受审能力不具备的人，则会被送到医院进行恢复性治疗。如果现在家属认为其程度应当先进行治疗，可以向法院重新申请鉴定，法院有最终的决定权和启动权。”■
(出于对精神病人的保护，文中汪晶的名字仍沿用媒体公开的化名。感谢实习记者董淼对本文做出的贡献)
10月31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汪晶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汪晶有期徒刑3年6个月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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