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医生的中国式生存
9月13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证实，我国已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将“中医针灸”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传统医药申遗委员会专家组秘书长柳长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早在2006年3月，中国传统医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专家组在北京召开首次会议，确定将中医理论、养生、诊法、疗法、方剂、中药、针灸和民族医药(含藏医药和蒙医药)等8项内容列入中国传统医药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一批名录。这标志着中医药“申遗”正式启动。记者◎李翊
1990年，程凯即将高中毕业。考大学填报志愿的时候，他只填了两所学校：北京中医学院和北京针灸骨伤学院。
祖父程莘农是针灸行业的第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父亲程红峰在北京中医针灸界也小有名气，母亲是医学教育管理工作者，叔叔也是医生，从小程凯身边接触到的主要人物都是医生。“小学到初中阶段流行包书皮，很多人用报纸，我那时用的都是很好的挂历。因为每到年底，很多病人为了表达对医生尊重，会送挂历。当时社会价值观不是以物质利益为主，对精神上的尊敬是很值得骄傲的。”程凯说。
程凯告诉本刊记者，刚开始读中医学院的学生往往会很困惑。大学第一年主要学的两门课程，一门是中医基础理论，一门是人体解剖学。“解剖学是一个明确的，看得见的东西，中医基础理论则是非常缥缈的，看不见的东西。中医老师讲虚的，另外一些老师呢，是告诉你一些实在的东西，比如神经血管在哪儿……两个还都要信。多数同学就像精神分裂一样，不知道应该信谁，脑子里整天都是乱七八糟、云山雾罩的。”
程凯说，第一学期结束的那个寒假，班里同学考完试都没有走，点了很多蜡烛，聚在男生宿舍里讨论，应该学中医还是学西医。“很多人会说这是两棵树，上面的树冠是合在一起的，中西结合嘛。那个时候同学之间会有不同派别，大家都在找一种能让自己继续下去的理由。”
但是这样的困惑在程凯这类有家学传承的人身上并不存在。与程凯同龄的西安人雷立屏从小跟外公和母亲学中医，从传统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汤头歌》入手，因为胆子大，进而随外公学针灸，14岁拜当时俗称西北针灸第一把手的刘平定为师。“每周三、周日和寒暑假，跟着老师侍诊。老师看病，讲这个病的前因后果，我在旁边端着针盘看，做笔记。老师偶尔会让我拔针，或者说这个穴位你扎一下。再过一段，甚至会给你一个病人让你从到尾治疗。”另外一位针灸医生雷立屏告诉本刊记者，读中学的时候，她的针灸技术在西安已经小有名气。有一次，她放学后骑自行车回家，过十字路口时遇到有人癫痫中风，她几针下去就把人救醒了。高中毕业后就读于陕西中医学院的雷立屏在接触到西医时有如鱼得水之感，在她看来，这是对中医经验的补充。她毕业后到广东中医药大学当老师，她所在班35个同学，最后只有3个从事针灸行业。
1995年，程凯即将大学毕业。这个时期，他面对的是一个刚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到处都在讲市场化的社会。这个时期，社会对中医的认识和需求不像15年后那么热烈，程凯和同学们面临着坚持专业还是离开专业的选择。对于程凯来说，因为是北京本地人，家境不错，因为对物质的需求不那么强烈，程凯在踏踏实实读完硕士和博士后，选择留校，在与社会正面接触的同时思考中医针灸行业的市场化。
“我毕业时29岁，只要我爷爷写一封推荐信，出国没问题。我在国外的同学都有了自己的别墅和车。我去国外，可以让自己生活得很好，但是改变不了这个行业。我那时特别理想化，热血青年。看到我周围的人，特别是一些学别的专业的同龄人每年都在变化，而我所为之努力的行业与之相比却似乎缓慢了很多，所以我特别想为中医针灸事业做点事。做科研的时候，会提很多理想化思路，专家论证时却会因为难于操作被修正掉。我们很早以前就考虑采用一些非官方的方式，做个中医或者针灸的模式。当然，爷爷和父亲想的是弘扬针灸事业，我可能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拯救。结果，拯救中医的理想和未来一个个破灭掉了。还好，最后这一个没有破灭。”这最后一个没破灭的就是程凯在2005年创建的“大诚中医”连锁医疗机构。
大诚中医之名源自唐代著名医学大家孙思邈的一句著名训语：“大医精诚。”用程凯的话说，医者，有医士、医师和医家之分，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和技能的医生，可称为医士；积累了一定经验，在某些方面有独到的见解时，可称之为医师；而医家，一定要对本专业和行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现在这个年代，要想成为像我爷爷那样的医学大家，成为院士，可谓难上加难，不是没有信心，也不是不能坚持，而是感觉即使这样，也难以解决针灸面临的一些问题。简单地说，如何为针灸医生定位？国内针灸的市场在哪里？尽管针灸医生出国以后能生存下来，却很难进入西方主流社会。”程凯常听出国回来的人说，在国外一些大的农贸市场，经常看到用帘子隔开的小空间，里面放一张床，有中国人在做针灸按摩。“出去做这行业的是低端人才，90年代的时候，日本针灸学会经常跟爷爷有往来交流，我爷爷曾经讲：日本人说过，10年以后，就可以到日本学习针灸了，韩国也这么说过。爷爷一生都在不断地斗争，强调中医特色，我作为一个继承者，必须着眼一个新课题：针灸可能的市场化。”
程凯一直强调，他做“大诚中医”的初衷不是做门诊，而是觉得一个人力量有限，要让更多人接受，需要有更多像他一样的针灸医生。而要实现这个过程，需要一个基本条件：实验的机会和场所。他说：“我做的不是个市场化的工作，而是被市场化的过程。所谓市场化的过程，疗效是核心。5年来，大诚在北京开设了两家连锁机构，在上海还有一家，但是总的方向没变。以针灸为治疗主体方法，把针灸技术规范化，培养出一个团队，传承下一种东西。”
时尚中医是程凯为大诚中医品牌所寻找到的内涵。从这样的视角重新审视和定位中医医疗服务，大诚通过细节改变和丰富，赋予了中医更多“时尚”内涵。比如程凯设计的为30～45岁的白领女性，提供以内分泌调理为主的特色针灸服务，已经成为大诚中医的重要医疗项目之一。
相较于程凯，在针灸的时尚化、个性化方面，来自台湾的宋伟伦走得更彻底。今年33岁的宋伟伦同样出身于中医世家，曾就读于新加坡国际学院，后来当兵，在精神科服务了两年。“大二”的时候，他开始跟着母亲学习中医针灸，并通过申请进入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实际上，在他看来，中医在于师徒或者家学传承，中西医并进的学院教育只是获得医生资格的一个必经途径。“我在南京中医药大学，只攻针灸，其他科目成绩不好，我并不在意。‘大三’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翘课去上海看诊。”
宋伟伦是一个比较排斥现代生活方式的年轻人，他不喜欢用电脑，业余时间用来结交各种奇怪的人，他把这种交往称为“结缘”。他曾经跟随中国道家学院的刘明道长学习太极拳，在刘明远走阿根廷后，他被托付给南京大学天文系一位姓朱的教授学气功，他在台湾跟随老中医董其昌学习董氏奇穴，在不同老师的教授下学习了腹针疗法、水针疗法、赤裸疗法(放血疗法)。他读“大三”的时候，印尼十大富豪之一、玻璃大王林如光到南京谈生意，因为四天三夜没睡觉，下肢水肿厉害。当时宋伟伦正帮一位患帕金森病症的老师做针灸，缓解了病人下肢水肿的症状。林如光闻讯找到了宋伟伦，在做过针灸后，林如光马上能睡觉，下肢也不肿了。
在林如光的推荐介绍下，还在读“大三”的宋伟伦经常乘坐富豪们提供的私人飞机去曼谷、新加坡、印尼给东南亚的华侨看病。大学毕业后，2004年宋伟伦在上海虹梅路一个社区里开办了自己的诊所，占地面积145平方米。因为过于年轻，不符合大家想象中老中医的形象，宋伟伦最初的生存很艰难。但因为疗效好，来找他看病的人已经不仅局限于境外人士了。2009年9月，他在兴国路租下了一幢500多平方米的四层小楼，这里在“文革”前是上海印刷厂所在地，周边居住的是军区和政府退休干部，月租金7.5万元。五行药罐是他的特色服务项目，“类似做SPA，很舒服”。他从不做广告，靠的是口碑。
宋伟伦在印尼还开了一家中风康复中心“福正堂”，团队成员以成都中医药大学的毕业生为主。福正堂的另一位股东是他曾经的一位病人，他是印尼的地产开发商，有自己的医院。在宋伟伦用针灸治好他的中风后，他把宋伟伦介绍到印尼，先后为各种名流看过病。宋伟伦说，对于欧美境外人士而言，中医针灸依然是神秘的。而他的优势在于，他能很好地把中医的理念用对方的语言清晰表达，这实质上也是对中医针灸的包装与宣传。
但是为富人服务并不是宋伟伦的最终目标，诊所的经营为的是另外的投入。宋伟伦在山西五台山有个“家”——普寿寺，普寿寺与山西民政部合办了一个爱心学院。每年宋伟伦都要带着医生上山，给安养院的孤寡老人做服务治疗和病例总结。
或许，雷立屏的感受更有现实意义。从法国留学回国后，她成立了一家癌症药物研发公司，思考的是怎么能用国外通行的标准把单位中药的验方研发出来，针灸成为业余看病的治疗手段。她会向所有熟识或者初识的朋友建议，学学针灸，给自己做保健。“我曾经看过一个电视节目，一位老中医在向一些青少年普及中医药基础知识。我觉得这才是根本，中国人缺少医学常识。一根针，一把草，治疗疾病是个宝，即使现在也是适用的。”
针灸及其解释体系
“针灸讲辨证，下针如用药也有君臣佐使之分，另外针具也在发生变化，从过去的金针、银针，到现在不锈钢针，材质不同，弹性不同，针的长短粗细不同，使用时都有讲究。最重要的是，中医有个‘同身寸’的说法，每个人的骨骼肌肉不同，穴位深浅也不同。”
如果用简捷的语言来定义针灸，“以经络穴位为治疗部位，用针，灸，推，罐作用到这些穴位上的非药物疗法，统称针灸。这其中推拿，包括关节整复可以单拿出去。
程凯说，针灸的学习不外乎理、法、方、穴、术——理，是指基础理论，要理解中医的阴阳五行、藏象学说、气血津液等，理解它认识问题、思考问题的基本理念；法，指治则治法，如八纲辨证、经络辨证等，掌握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方，指的是穴位组方，要针对不同疾病、不同证型、不同症状选择不同的穴位组成针对性的处方；穴，指治疗时要找准穴位，穴位不准，好的处方也不会起到效果；术，指医生的个人经验和技术，俗称医生手上的“活儿”，同样的处方、同样的穴位，在不同的医生手上会起到不同的疗效。
“对中医来说，理法方药就是一个完整的过程，针灸医生不同，自始至终这5个环节他都需要具备。这其中术是最难的，难在练习。能不能练那么多？我本科毕业的时候曾就选择方向征求过爷爷的意见，他当时给出了两个方向，除了读研究生深入学习，另一个就是去基层当针灸医生。一个医生的成长过程是一个练习过程，会针灸和一天能扎上万根针，感觉是不一样的。”
在雷立屏看来，“法”也是要一点先天悟性的。“针灸讲辨证，下针如用药也有君臣佐使之分，另外针具也在发生变化，从过去的金针、银针，到现在不锈钢针，材质不同，弹性不同，针的长短粗细不同，使用时都有讲究。最重要的是，中医有个‘同身寸’的说法，每个人的骨骼肌肉不同，穴位深浅也不同。比如常说的足三里穴，未必所有人的足三里穴都在一个地方。”雷立屏擅长用的是长针，也叫尺针，有8寸到1尺，甚至1尺2长，扎针的部位都是腹部，要求针灸医生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现在能掌握这种技术的人已经不多了。
程凯的父亲程红峰的绝活是用梅花针治疗儿童近视和弱视，这是一种不刺入皮肤，只在皮肤表面做叩刺，不会疼痛的特殊针具。程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普查视力，程红峰接到通知一看，孩子的视力怎么这么差？他给儿子治疗了6次，视力恢复正常了。后来程凯的班主任老师找到程红峰，希望他给班里的学生都治治。此后，程红峰在全北京市的小学里免费治疗，当时很多孩子都得益于那个时期的治疗。
程红峰说：“弱视是很难治的一种眼病，一部分先天，一部分后天。小孩的视觉3岁才能形成，3岁之前，家长不注意护理孩子的视觉功能，会造成弱视。它和近视不一样，有个年龄段，7岁以前是最佳治疗时间，超过12岁，就终身遗憾，看东西没有立体感，好多工作不能做。我研究了一套方法，治疗几例以后，效果很满意。后来逐渐积累、比较、筛选——我筛选穴位的时候，白纸条上写满了穴位，贴在办公室里，哪个没效，划掉，最后留下4组穴位，再考虑怎么组合这4组穴位，又通过临床观察，最后组成现在这4组穴，做了5万人次的试验。广安门医院有个钟教授，他用梅花针敲眼周围的穴位，治疗近视，我是通过穴位的筛选，只敲手、脖子和头。那时候每年普查视力，经过对比，有太多的孩子通过这一假期，视力上来了。最好的就是永安里小学，出现了两个无近视班。”
但是西医眼科医生会质疑这个理论。“拿近视来说，眼睛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了，轴距变了，怎么能让它恢复：我们给他举一个例子，比如腰椎间盘突出症，采用针灸、推拿等保守治疗后，影像学上没有大的变化，突出也好、膨出也罢，还在那儿，可是症状缓解了，怎么回事呢？其实就是病灶周围的血运发生了改变，缓解了局部的炎症渗出，从而缓解症状，这就是有效。近视的治疗与之有点相似，在眼球底部有许多神经血管，解剖上叫视束，中医叫目系，有多条经脉与之联系，我们治疗的部位就是这些经脉上特殊的穴位，通过远端刺激，调节经脉中的气血运行状态，从而改善眼部的气血供应，缓解视疲劳，促进视器官的发育。轻的可以根治，重的可以缓解。”程凯说，“对于痊愈的病例，西医认为是自愈。说您不治他也会好。为此，我们申请了一项教育部的重点科研项目，对梅花针治疗儿童弱视的临床疗效进行科学评价。目的就是形成规范化的诊疗体系，并用西医的指标和研究方法证明我们的疗效。”但是跑了好几个医院，都没人愿意合作。程凯认为其根源在于作为针灸基础的经络理论，其实质是没有被揭示的。
几乎所有学中医的人都会有一尊小铜人，在那尊古老而神圣的铜人身上，一条条经络线深刻而清晰；在所有的中医学及其专科教材里，都有让学生们非背会、背准、背熟不可的经络。唐代绘制的彩色人体针灸经络和穴位图，每条经络都标得明确准确，令人不容置疑。世世代代，人们遵循经络诊脉治病。
但是在科学界，尤其是在生物学和医学领域，否定经络的观点似乎是主流。除了将经络认为是一种哲学产物之外，科学界对经络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在生物学、医学，甚至中医领域内，相当普遍的一种观点认为，经络就是血管神经系统，是古代中医与现代医学对同一事物使用不同的名称。这种观点也承认，还有很多经络现象目前难以用血管、神经作用来解释。但是他们认为，随着科学的发展，用现代医学的观点是可以逐渐解释那些目前不能解释的经络现象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广义的经络系统包含血管、神经系统，可能还包含体液调节、淋巴系统等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的一些系统。但是，除了科学已经发现和证实的系统外，人体还存在一种现代科学未知的系统，这是经络特有的系统。狭义的经络通常指这种不同于血管、神经系统等的独特系统
铜人以铜的事实告知人经络的存在，却缄口不言证实它的方法。它如同一个没有运算过程的答案，为《黄帝内经》笼罩了一层神秘而扑朔迷离的色彩。中国古代科学似乎只习惯公布结果而不说明方法。岁月流逝，方法失传，那结果便成了一个深奥莫测的千古之谜。
新中国成立以来，曾经对大范围的人群进行了循经感传现象的测试。循经感传现象是指对穴位进行针刺之后，针刺部位会有酸、胀、麻、热等感觉，在针灸治疗中被称为“得气”，在《内经》中说“气至而有效”，认为针灸治疗时，只有产生“得气”的现象，才会有治疗的效果。但是有感传的是少数，占15%～20%，显著循经感传则只有1%。但是对不敏感人的穴位加电刺激后，用特殊的小锤进行叩击，可以在肢体上叩出一连串的敏感高发声点，这被称为“隐性循经感传”。实验证明这种隐性循经感传是有普遍性的，占测试者的95%左右。
对经络研究几次较大的推动力来自国外。1984年，法国人首先发现可以通过同位素示踪来显示经脉。注射入的放射性同位素可以以17厘米/秒的速度循经移行，在四肢显示出的移动轨迹与中医古籍记载的经脉路线的符合率约78%。这种同位素示踪轨迹与淋巴系统没有直接关系，而与血循环的关系则比较复杂，它既与血循环密切相关，但又不能被已知的血管的分布和功能所解释。20世纪中期，日本的中谷义雄用12伏直流电探测肾炎患者体表，发现一些电导率高的点，把这些点连接起来，恰好与中医理论中足少阴肾经的循行路线一致，自此以后，就不断有人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法国人尼波叶(Niboyet)对穴位附近皮肤的电阻进行测量后，报告其电阻率比周围皮肤低20%～50%。这些都证明了经络现象确实是一种自然存在的生命现象。
“国外对经络研究的成果，也是针灸能从中医系统中脱颖而出被欧美人广泛接受的重要原因之一。360个穴位，易于规范化，标准化，学起来相对容易。此外，针灸简便快捷，疗效明显，能治各科杂病。”在广州中医大学工作几年后，雷立屏选择去法国学习病理解剖与信息图像处理。她说：“中国古代讲格物致知，格物实际上就是要把问题细化，这是西医的优点。中医思想虚无缥缈，但具体到人体不应该也是虚的。学中医的人需要了解人体解剖，除了气血经络，人体还有神经血管，学了解剖才能心里有数，对病人可以从无形到有形实行全方位医疗。”雷立屏所学的信息图像处理，实际就是所有使用仪器进行临床检查的科目，比如CT、B超，她说：“现在医院的临床治疗和仪器检查是分开脱节的，我选的这个方向实际是两者结合的过程。”
同样，西医眼科学为程氏父子找到了(弱视和近视)前延的认识方法。“原来我们认为：视力疲劳是出现近视的主要原因，我上学的时候，近视肯定是用眼过度引起的，包括姿势不正确，或光线不正确。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近视发病率比十几二十年前高很多，——小学30%以上，中学50%以上。这个原因就像我父亲提到的，3岁以前的核心年龄段。西医认为：人的眼睛有两种功能，看近的东西和看远的东西，3岁以前孩子的眼轴是长的，是远视的一个结构，应该看远一些的东西，就是说小孩子这个时候就是远视眼，而家长往往会怎么做呢？过早让孩子看电视，过早地看图写字，而很少去户外运动了。经常关在小黑屋里学习，视物的距离始终在5米之内，你就不需要远视功能。这样一来，是在弱化远视功能，强化近视功能，这种情况在3岁以前没法发现。七八岁上学的时候，用眼度并不很大，父母也没有近视遗传，但很多孩子出现了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年龄眼轴变正常了。远视功能被弱化的后果出现了。西医的理论已经到一定高度了，他可以找到原因，但他没有解决办法，反而是中医能够解决很多问题，然而西医并不认同，矛盾就在这儿。”程凯说，正因此，他放弃了一定要让西医认同的想法。“我祖父常常说，他不承认你，你就不看病了？他一生都在强调，中医的针灸医生，不能只扎针，一定要辨证。”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中国古代科学似乎只习惯公布结果而不说明方法。岁月流逝，方法失传，那结果便成了一个深奥莫测的千古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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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已经说明了方法了，黄帝内经第一篇上古天真论就讲要恬淡虚无，精神内守，只是现在的人唯利是图，追逐名利，无法理解古人安详的田园生活下的那种状态了。古人皇位是禅让的，今人是谋权篡位的，从道义上讲已经是天朗之别了，更何况现代人追求的是以西方科学的名义来衡量古时的理论，那只能是一个谜了。 他不承认你，你就不看病了？他一生都在强调，中医的针灸医生，不能只扎针，一定要辨证。”
xue学针灸是很不容易的 针灸不是这样学的，针灸有多少东西没搞清楚，再没搞清楚之前，不要出来说三道四，我在美国做中医，真正的针灸师在美国，不信你们等着看吧，现在还有多少人在认真研究灵枢经，其中有多少是搞清楚的，你们这些针灸的骄子们不觉得惭愧吗。 学习中医并能成为佼佼者必备四品三性：良知、忠诚、勇敢、顽強；德性、理性、悟性。濮阳于军 彭静山老先生说过，针灸六要：一辨证精，二取穴准，三手法明，四病适应，五善妙用，
六贵于恒二。这就是一个针灸医师必须做到的。 很想学习针灸理论，哪些入门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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