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医生
作者:Dawn摘要：美国人杰斯帕·洛伦斯深受过敏症困扰，多方求医未果，苦恼中他剑走偏锋，主动接受一种吸血寄生虫的感染，结果神奇痊愈。现在他相信寄生虫疗法可以帮助哮喘、糖尿病和多发性硬化症病人，唯一问题是如何获得法律的许可。
美国人杰斯帕·洛伦斯深受过敏症困扰，多方求医未果，苦恼中他剑走偏锋，主动接受一种吸血寄生虫的感染，结果神奇痊愈。现在他相信寄生虫疗法可以帮助哮喘、糖尿病和多发性硬化症病人，唯一问题是如何获得法律的许可。
如果你是头一次跟杰斯帕·劳伦斯聊天，会觉得他有点像个热衷于推销的吹牛大王。“如果我是在瞎吹，”46岁的杰斯帕·劳伦斯对我说，“那我不如去卖花精或者草油。”确实，假如他是在忽悠人，就不必选择在网上销售“能在你的肠内生活五年的吸血寄生虫”，也不必为了摆脱美国当局的追踪、避免进大狱而离开位于美国加州的家，离开五个孩子和多年的朋友们。他说，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继续生意，为了那180位信任和依赖他的客户。可是，如果说杰斯帕·劳伦斯不是个夸夸其谈的骗子，那他至少也是个从事极有风险勾当的人。
要证明这件事的风险，劳伦斯只需要指出我们采访进行的地点。我们坐在英国达特姆尔高原南部边缘一座乡村别墅的花园里，在夕阳照耀下，空气中到处飘荡着花粉。劳伦斯说，之前很多年，在这样的地方，他待不了五分钟，就会发作慢性花粉热和季节性哮喘，这两种病几乎折磨了他一辈子。而他现在之所以能泰然地坐在这儿聊天，据他说，是因为在这个院子里，不仅有我们两个人。出席谈话的还有5 0条美洲钩虫（N e c a t o ram ericanus），它们寄居在劳伦斯的小肠中。他相信，它们不仅是他谋生的手段，还是他的救命恩人。
杰斯帕·劳伦斯这一古怪信仰正是始于这所村舍———它是他姨妈的物业。那是六年前的事，当时他住在加州的圣克鲁斯，婚姻摇摇欲坠，苦闷中带着两个孩子到这儿来度假。他和玛丽姨妈已经有段时间没见面了———10来岁的时候她曾非正式地收养他———当她打开门，完全无法掩饰那满脸的惊愕。
原本瘦长结实的劳伦斯此时体重增加了大约56磅。这是他一直口服类固醇药物强的松产生的副作用。他说，当时哮喘经常折磨得他喘不过气来，而口服强的松是唯一能缓解的办法。吸入器不管用，上楼梯时他不得不中途停下来歇息，他无法再与孩子们玩耍。玛丽姨妈深感同情，她不久前偶然听到BBC电台一档节目，介绍了用寄生虫钩虫治疗敏感症的可能性，于是跟劳伦斯提到了这个节目。接下来整个晚上，他都在网上搜索、阅读相关研究报告，从一个链接跳到另一个链接，到早上时他已经被说服，认为只有一种方法才能治愈自己：寄生虫。
让劳伦斯如此激动的研究就是“卫生假说”（hygiene hypothesis）。这种理论最初由戴维·P·斯特拉坎1989年在《英国医学杂志》上提出。他认为，在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大规模出现的很多“现代病”———如敏感症、哮喘、I型糖尿病、克罗恩氏病、肠易激综合征、多发性硬化症，还有类风湿关节炎、自闭症，等等———都是自体免疫反应不当的结果。根据这种观点，经过氯化处理的饮用水、疫苗、抗生素以及儿童时期的消毒环境，在防止感染的同时，也扰乱了人体内部的生态平衡。数百万年中演化出来的人体免疫系统允许一些“老朋友”———寄生虫和细菌———存在，而现在由于它们被粗暴地清除，原来正常的炎症反应消失，导致自体免疫疾病。在这种情况下，人体免疫系统会自己开启，对无害的抗原——如花粉、灰尘、猫或某种特殊的食物———过于敏感。
最让劳伦斯感兴趣的是诺丁汉大学免疫学者戴维·普瑞查德教授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1980年代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野外研究时，普瑞查德注意到，受北美钩虫感染的病人很少患上种种自体免疫疾病，包括花粉热和哮喘。此后数年中，普瑞查德设立了一个课题，进行了多次临床实验（他自己也主动感染了50条钩虫），检验这一现象。结果表明，少量钩虫的存在似乎可以调节寄主的炎症免疫反应（爱丁堡大学的里克·迈兹尔斯博士后来复制了这一实验，得出同样结论，并发现它与血液中调节免疫的T细胞有关）。
“当我读到这些资料，”劳伦斯回忆说，“立刻觉得眼前豁然开朗。我们现代人执着于干净和无菌状态，将寄生虫从人体内斩草除根，这是把孩子连洗澡水一块泼出去的做法。这种理论的中心观点是我们的身体有一个内在的生态系统。对我来说，这件事很讽刺，我们每个人都很关注外部世界的生物多样性，忙着拯救雨林，却同时把我们自己体内的生物多样性毁坏殆尽。”
于是杰斯帕·劳伦斯开始了追寻寄生虫之旅。这种冲动一开始源于情不自禁，最后却变得有些不顾一切：尽管地球上现在还有大约10亿人口仍与钩虫生活在一起，但在发达的西方国家，想主动感染却并非易事。我们的文化演变至今，早就主张根除寄生虫（劳伦斯更喜欢用“共生体”称呼它们）。一开始，劳伦斯申请参与一项相关研究，想借此机会被感染，但是无果而终，最后他决定亲自去非洲一趟。
他回忆说，动身之前，他“与身边所有在医学领域工作的聪明人进行了联系。我把搜集到的所有资料发给他们，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的回答都一样：‘不错，这种办法看似很安全，但是我并不建议你做这样的事；你最好等上二三十年，等所有研究结果出来之后再说。等他们找到了相关的分子，研制出真正的药物再说’……”
但你跟劳伦斯只聊一会儿，就会知道他不是一个有耐性等上二三十年的人。很快，他坐上了去喀麦隆的飞机。
美洲钩虫的生命周期听起来并不迷人。存在于人类排泄物中的钩虫幼虫会从人光着的脚底板侵入，进入宿主血流，经过心脏和肺部，经咽部咳出后会被吞下，消化掉。只有在人类的小肠中它们才有可能发育为成虫（不到一厘米长），在那里它们平均可以生存五年，附着在宿主的肠壁上，吮吸着少量的血液，同时———这是最关键的——“调节着免疫反应的规模”。它们在宿主体内交配，雌虫每天产卵可以多达3万个，一生可以产卵5000万个，这些卵随粪便排出。在热带地区，在没有抽水马桶和鞋子的地方，每年有7万人因严重的钩虫感染而死亡，还有很多人因此患上贫血症。它们加剧了宿主的营养不良，阻碍儿童生长。但是，针对这些恐怖故事有一点澄清至关重要：钩虫不能也不会在人体内孵化，它们没有传染性；数量小的情况下它们被视为无害的，而且很容易清除；有了水管和马桶，它们的生命周期受到了致命的阻断。
劳伦斯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他权衡了个中的风险。在喀麦隆他花了两周时间在偏远的乡村旅行，找到了当地的公共厕所，而且漫游时始终光着脚。
对于他的行为，当地人怎么看？“典型的反应一是大笑———‘那个傻瓜在我拉屎的地方转悠什么呢？’二是愤怒——很多人认为我到那儿是为了偷盗他们的宝贝。我被敲诈了不少钱。”
他的确有点拿不准。当他告诉朋友自己打算干什么时，他们反应不一。因为他的喀麦隆之旅刚好与离婚时间吻合，大家都觉得他在经历心灵危机或者处于崩溃中。“你难免有点害怕，”他说，“最大的恐惧是最后我带着不该得的病回来了，比如河盲症（又称盘尾丝虫病，丝虫寄生在人的眼部，可引起视力损害，甚至致盲），或者象皮病，或者登革热，或是随便什么怪病。另一方面，我又确确实实地意识到过去五年来，因为哮喘，我的生活受到了多么严重的影响。除了有副作用的缓解药物，现代医学给我提供不了任何帮助。所以，说实话，我觉得当时自己别无选择。”当然，克服心理障碍是需要一定勇气。“我之所以能脱下鞋子，在那种地方走来走去，完全是因为我无法在回来后，告诉别人我做不到，那太丢人了。”
从非洲回到圣克鲁斯后，劳伦斯并不知道自己是否已被感染。“时间已经过了几周，我没看出身体上有任何好的改变，虽然似乎有某些迹象，”他说，“按理说，感染后大约6到8周，你的粪便里会含有虫卵，因此我取了一点样本，送到实验室请他们化验，结果是阴性。当时我没有意识到，因为美国的实验室从来没见过寄生虫，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找的东西是什么样。”
然后，他回忆说，春日的一天，他驾车出去，无意中犯了一个超级错误。“我把车窗摇下来了，”他说，“正常来说，如果我在初春这样做，接下来的一天内我就会不停地打喷嚏，流鼻涕，眼睛发红肿胀，没法工作。但是这一切并未发生。”
更严峻的考验是猫。劳伦斯对猫极度过敏，如果不小心摸到它们，然后再摸自己的脸，他皮肤上立即会出现一块红斑，眼睛则肿到只剩一条缝。“所以我故意去找猫，这并不困难，因为我的前妻是个猫迷。以前她认为猫比我的健康更重要，执意养了一只。于是我去了她家，抚摸了小猫，结果什么事也没有。”那一刻，劳伦斯知道自己得到了报答。“我知道会是这样的，”他说，“我知道如果按照科学的方式行事，它就会奏效，我必须把这件事告诉全世界，跟别人分享。”
劳伦斯没有一位医学先锋应有的成长背景。他的童年充满了不安全感。父亲是计算机发展早期一名系统分析员，“聪明但性格不稳定”。1968年，他的父母从英格兰搬到纽约，以追寻“爱之夏”（上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的反主流风潮）。随后他们分手，年幼的劳伦斯随着嬉皮妈妈及其有时有点暴力的男友在美国漫游，直到14岁他说服妈妈让他回到安稳的英格兰，跟愿意收养他的姨妈生活在一起。他被认定为天才儿童，但从未能实现这一潜能，他没能呆在牛津剑桥之类的自然科学圈子里，还染上了毒品。19岁时他回到美国，找了一份挖水渠的工作，有段时间还卖二手车，最后终于结了婚，开了自己的广告公司，为硅谷的客户服务。“我赶上了当时的IT热潮，在正确的时间站在了正确的地点———所以我赚了很多钱，雇了30个人，然后我又失去了所有的钱，把他们全辞退了。”这段经历让他受益匪浅。在开展卖寄生虫的生意前（他的网站名为A utoim m une Therapies，意为“自体免疫疗法”），熟谙销售的劳伦斯就知道可能遇到挑战。“你心里必须清楚，多数人不会首先选择在网络上向一个没有大学学位的陌生人购买吸血的肠内寄生虫，这不是他们的第一治疗方案。只有陷入绝望的时候，他们才会找到我们。”
最初向劳伦斯买虫子的几位客户曾经参加过关于钩虫或鞭虫的临床实验，看到过它们带来的实际效果，发现他们的症状———或是克罗恩氏病，或是花粉热，或是多发性硬化症———正持续消退。对于疗效，劳伦斯信心满满。他声称用寄生虫治疗多发性硬化症的所有15位客户都在康复中。这种声明不太可能去一一验证，不过网上有一个公开的用户论坛，专门讨论这种疗法的效果，十分热闹。我后来也采访到一些人，比如来自诺丁汉的前小学校长约翰·斯科特，他患有极严重的过敏症，一度只能靠粉状食品补充剂生存，现在他已经恢复了正常饮食。这些例子一方面支持着劳伦斯的布道，另一方面加深了他的沮丧：为如此重大的研究成果没有得到广泛宣传？为何没有公司对它进行进一步开发？
“为何所有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却没人向前迈进一步？”他不时这样发问。“我的意思是说，难道我是地球上唯一读到相关成果的笨蛋吗？绝对不是。所有制药公司都知道这些。但是他们什么也没做，因为这方面有一个巨大的障碍：你没法用钩虫申请专利。”
劳伦斯有自己的“寄生虫工场”。“我所做的，”他说，“就是在一个容器中复制热带的环境，使用一些干净的材料让这些寄生虫移居过来，所以你不必真的去接触人的排泄物；然后你把寄生虫从那种干净材料的表面拿下来，用不同的抗菌剂和抗生素反复清洗，然后再用消过毒的液体打包，就可以交付客户了。虫子可以这样活上一个月左右。我们把它们放在一小片材料上发送给客户，让它们从那儿进入人体内。”他一次销售五年疗程的钩虫，定价3900美元，还提供售后服务。他认为这个价格相对来说很合理，因为多发性硬化症类似疗程的药物要花到将近15万美元。
三年来劳伦斯的生意缓慢增长，从论坛上数千个帖子看，几乎全是正面的反馈。然后，去年11月，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敲响了他在加利福尼亚住所的门。劳伦斯的寄生虫可以被归类为疫苗、医疗器械（如今日益广泛使用的蛆和水蛭都属于这一类）或是药物。“不幸的是，”他说，“不知哪位官僚决定把它归类为药物。”
一开始，因为没有任何客户对劳伦斯的商品和服务提出任何投诉，FDA说他只需把网站提交有关方面审批即可。然而第二次登门拜访时，他们的口径变了。“FDA人员站在那儿，明显有些不自在，因为他知道将发生什么事，”劳伦斯一股脑儿罗列出了一大串类似案件，预测了自己可能面对的后果：“一大早就冲进来的特别行动小组、审判之前先拘留、上百万美元的罚金、坐牢、被列入黑名单，等等。当时是11月份的第一周，我当场就拿定主意：除了离开，我们别无选择。”
他和新的伴侣米歇尔———他们俩自小在英国德文郡相识———作出这个决定，一方面是担忧人身自由，一方面是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完成这个使命。“三年来我一直听说种种因自身免疫紊乱导致的痛苦经历，就像涓涓细流逐渐汇成滚滚洪流一样，愈演愈烈。而我坚信，我们找到了解决办法。”
FDA工作人员星期五下午5时30分离开，说下周一会再来拜访。星期六深夜一点，劳伦斯和米歇尔步行穿过边境，抵达墨西哥西北部城市提华纳———他知道那里没有护照监控。“我总共花了6000美元，大部分用在房租上，还买了两个背包，一些睡袋，合适的鞋子，一顶蚊帐。我们整整两天没吃东西。坐了36小时的巴士到了瓜达拉哈拉（墨西哥西部一城市），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后来发现那是个妓院。我们最终镇静下来，坐飞机到了坎昆（墨西哥旅游胜地），然后搭巴士到伯利兹城（洪都拉斯首都），最后设法到了英国。”
至今劳伦斯也不知道自己的猜想是否属实。FDA仍在进行调查，但只有他亲自出现才肯告知对他的指控。他继续在英国转悠，不肯透露自己的地址。他发泄着对“体系”阻止他推广有效疗法的怒火。“你知道，”他说，“如果你看看美国深夜电视节目，根本就不会相信秃顶、肥胖和阴茎短小都可以用一小片药物治好。但是你刚一拿出有点效果的东西，就会面对这样一种环境，它是为那些产值数十亿美元的大公司设置的，它们拥有律师军团，有无数研发人员。寄生虫疗法本来可以归入益生菌或者补充剂一类，就像活性乳酸菌———它们的作用原理是一样的。虽然与乳酸菌相比，寄生虫体积大得多，但它们的数目要少得多。”
作为这种潜在疗法的先驱，诺丁汉大学教授戴维·普瑞查德在谈及种种可能性时表现得更加审慎。两年前跟劳伦斯互通过一次简洁的电子邮件后，他就切断了双方的联系。不过，他做了一些实验，证明寄生虫疗法在治疗克罗恩氏病和花粉热方面的确有效果，在英国国民健康保险的资助下，他正在进行一项对多发性硬化症患者使用寄生虫疗法的研究，对于劳伦斯推动这种疗法的热情和病人的需求，他表示非常理解。但他似乎并不认可劳伦斯的生意。他信奉传统手段，认为首先应确定产生免疫反应的分子的结构，取得专利。他说，他不能看着病人们一边在诊所排队等着拿寄生虫片，一边又去接种疫苗。“最糟的情况就是可能对病人身体造成损害，”他说，“对于故意感染我有点担心，但我觉得这种假设必须受到检验。”
爱丁堡大学的里克·迈兹尔斯教授也在进行研究，希望能够寻找到“虫类药物”，可以复制出寄生虫的效果，此外在布里斯班、丹麦、布伊诺斯艾利斯和世界其他地方，类似研究也在进行中。在迈兹尔斯看来，劳伦斯只是试图缩短这种重点不清的冗长研究过程，他觉得劳伦斯这样做没什么危害，“看起来似乎没什么风险，”他说。迈兹尔斯相信，支撑寄生虫疗法的“卫生假说”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他肯定寄生虫有“调校自体免疫反应”的能力，但表示，“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开启和关闭自体免疫反应，具体是怎样做的，还有待发现。也许还会有不利的反应。真正的事实是我们并不知道。”相关知识在“未来十年或更多的实验中”才会被发现。
然而，对杰斯帕·劳伦斯来说，制造一种新药不是解决办法。他相信，正是由于寄生虫是活生生的，才会有这样的奇效。他说，如果科学家们真的相信“卫生假说”，那么他们需要做的不是研发专利药和它的营利性，而是教育公众，让他们接纳“共同进化”的观念，了解我们和体内的人生旅伴具有的共生关系。劳伦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17岁时我读到了《自私的基因》，”他说，“我需要一个架构，一种哲学，为我描述这个宇宙。我一度亲近过宗教，但是《自私的基因》出现了。一旦你意识到我们是基因的载体，接下来你就会理解很多事情。”他说，寄生虫疗法也是基于这个逻辑。“如果获得允许，那么有益的生物体将和抗生素一样，得到广泛使用。如果我能成功，那么从两岁开始，婴儿免疫项目将包括用各种原生动物、细菌和寄生虫对他们进行故意感染，因为这些东西在孩子身上所起的效果似乎更明显。”
不过，他很快从谈论希望转到自己的现实处境。他知道，他想像中的教育过程将始终受到干扰，因为我们的文化规范是非常反寄生虫的，这部分要归咎于非常偏激的电视宣传。“我理解世界是怎么运作的，但仍然感到愤怒。一个开明的国家应该很容易就此进行检验，其好处和节省的资源不言而喻……但事实上，我觉得，我将被媒体抹黑，或者被法律边缘化，而用寄生虫治病这个主意将被扼杀。”
但他们不断进行尝试的欲望没有被扼杀。此前一周，劳伦斯和米歇尔参加了一场婚礼，新娘不久前被确诊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劳伦斯不可避免地扮演起了传教士的角色，向任何愿意听的人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们送去的结婚礼物是50条钩虫———出人意料也好，毫不意外也罢，那对新人将之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
编译：Dawn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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