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汤山医院时隔7年被拆除
4月2日，北京市卫生局宣布，拆除北京市小汤山医院非典病房。时隔7年，这座家喻户晓的“抗非典圣地”，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在“小汤山”的未来引起强烈关注的同时，为何7年后才拆除？今后的公共卫生预防政策中，将怎样设置专门或定点的医疗机构？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公共卫生专家。
“恐怖的小汤山”
今年春节前后，网上流传开一个附有大量实地照片的热帖：《恐怖的小汤山医院》。
帖子中说：“现在，医院里仍堆放着当时留下的大量药品和医用物资、废弃的病床、过期的药品。当年世人瞩目的小汤山医院，现在成了‘无人区’。”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组成员、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流行病首席科学家曾光证实了这一情况。“2009年我到过那里，垃圾堆积、杂草丛生，满目苍凉，空调设备全无，排污、消毒设备很多也都不在了。”
随着2003年6月最后一批康复患者、医护人员撤出，小汤山医院的去留问题引起官方和专家的探讨，民间也极为关注。当时，北京市初步决定：暂时不拆除小汤山医院，将其作为北京市预防“非典”疫情反弹的收治基地，继续保留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就是7年。
北京市卫生局4月2日说：“一是遵照北京市政府的指示精神，拆除2003年春天建设的非典病房；二是当年建设的非典病房属于临时建筑，建筑使用年限为3年，现已超出其使用年限，经过专家论证，已失去使用价值，无法再次使用；三是非典病房拆除后的空地将按照北京小汤山医院的整体规划进行建设；四是北京市传染病防治工作不会因为拆除此建筑而受到任何影响。”
4月3日，北京市卫生局宣传处马主任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严格地说，从来没有‘小汤山非典医院’这个说法。它在建立之初就不是一个医院，而是临时的野战医疗点。非典结束后就完成了历史使命，当然要被拆除。”
“小汤山的多年闲置不是浪费”
2003年4月，在北京市昌平区中心10公里以外的小汤山镇东北部，原小汤山疗养院东北边围墙外，小汤山“非典”定点病房区在7天7夜内紧急建成。
“非典那时候是利用小汤山疗养院的水电，用一块空地搭建的几排简易病房，能容纳1000多人。”曾光说。
白色平房的病房区总建筑面积达2．5万平方米，分为污染区、半污染区和清洁区，设备全部按传染病医院标准配备。
当时，医院实行的是一种特殊的运转方式——北京市负责建设和后勤保障，总后勤部从全军抽调医护人员负责医疗。
从2003年4月30日到6月20日，小汤山医院共使用了51天。在这段时间内，收治的非典患者达680人，是全国患者的七分之一。经过救治，672名患者康复出院，8人死亡，全部1383名医护人员无一感染。
《恐怖的小汤山医院》帖子中说：“从经济角度讲，小汤山医院根本谈不上床位周转率，1000张床位，动用了850张，接待了680名患者，大概有100多张闲置。但它的建立，对提高当时非典病人收治率、隔离传染源、提高抢救成功率、分级分类管理病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是其他任何一个定点医院无法替代的。算经济账对于小汤山医院没有任何意义。”
2009年5月2日，曾光与著名免疫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倍奋共同去小汤山考察。他们当天就向北京市领导提出了建议：暂时不要动这个地方。“目前看来，建议被采纳了。”
曾光认为：“我们能7天7夜建起来，只要设计好，5天就能恢复非典时正常运行的状态。但是需要做好先期规划，包括民用、医用设施配齐计划。如果北京市出现大规模疫情、比较危急，其他地方处理不了，就能转移过去。”
他认为，小汤山的多年闲置并不是浪费。“就像持续没有战争，多年不用的武器要被淘汰、销毁，但你却不能叫它浪费，而是有备无患。”
“小汤山不是北京市唯一的选择，我们还有别的医疗机构。但它是一个选项，能不动小汤山，就尽量不动。在甲流疫情流行的情况下，不能让北京市失去这个选择的机会。”
对于小汤山将来会变成什么样，曾光说：“曾经设计成拆除后建疗养区，但是，与这块地的农民一直没有就价格达成协议。”
公共卫生政策要科学决策
小汤山临时病房拆除后，许多人在问，我国的公共卫生预防体系是否还需要一个“小汤山”？
去年以来，北京市在应对甲流过程中没有采取建设专门的传染病公共卫生中心，而是在各区医院开设了定点门诊。
常设专区和定点门诊，究竟哪一种更适合呢？曾光认为，对这个问题“不能一刀切”。“如果非典再来，我认为，还是放在郊区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当时发生了严重的医院感染，更重要的还有群众中恐惧的流行。一旦医院离开城区，就中断了传染源的流行。”
2003年，《传染病防治法》修订通过，此后，国务院颁发了一系列法规条例，我国的公共卫生体系的法律保障逐步建立。
2004年1月，我国启动了国家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了以传染病病例个案报告为基础的医疗机构网络直报。
卫生部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教授认为，我国卫生防疫体系已基本从“以卫生监督和传染病管理为核心”转型成“疾病预防和控制为核心”，故而临时性的“小汤山”虽然必要，但要把“小汤山”变成长期机制、建一个长期专门应对传染病的公共卫生中心，则是不必要的。
“从非典到2004年的禽流感、手足口病，到近来的甲流，六七年间流行传染病已经更迭了多少？而每种传染病的药物和治疗设备都不同。”黄建始说。
“上海建的传染病公共卫生中心，一年里病人并不多，每年都要花好几亿元；内蒙古也建过这种中心，同样落入困境，光撤掉它就花了差不多一亿元。北京市曾想建立一个长期的应对传染病的公共卫生中心，我一开始就发表反对意见书，后来没有建。”
他举了一个数据。“100个病死的人里面，有82个是死于慢性病的，只有五六个人死于传染病。现在中国的慢性病存在井喷现象，这反而是值得引起注意的。”
黄建始说：“目前我们还有相当一部分决策者并没有意识到循证公共卫生决策的重要性，也没有掌握循证公共卫生决策的知识和技能。为此，我们已经一次次付出了代价。比如，迷信所谓的‘拍脑袋决策’，未经科学论证，就匆忙上马建设其实并不需要的‘传染病医院／公共卫生中心’，带来极大的资源浪费。”
“在现实生活中，公共卫生许多工作往往缺乏效率。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公共卫生决策往往是根据短期需求来进行，不是依据长期研究的成果。要解决不科学决策的问题，必须重视公共卫生循证决策。”黄建始说。
记者：庄庆鸿 实习生 孙毛宁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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