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三聚氰胺时代的奶粉“敲诈”案
三聚氰胺从来没有淡出江湖。就在媒体惊呼其卷土重来之际，又有2单“敲诈案”也与之扯上了关系。一位问题奶粉受害幼儿的父亲，因“涉嫌利用媒体恶意报道”，向相关企业“提出巨额勒索”而获刑5年。从消费者合法索赔到“有预谋地敲诈”，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一名奶粉企业的前员工，在获知该企业并未将回收的问题奶粉销毁，并推测可能继续使用后，假冒记者，以有关证据相挟，图谋敲诈350万元。作案者很快落网，等待着他们(包括同案者)的也是敲诈勒索罪。
两起“作案”手法大相径庭的“敲诈案”相隔2天在同一家法院宣判。巧合的是，它们都与三聚氰胺有关，都与曾在问题奶粉名单上的企业有关；更巧合的是，两起案件中的企业被证明有“血亲”关系。而用做“勒索”的问题奶粉何在？似乎再也找不到答案。
在那名父亲正在监牢服刑时，他的家庭已经破碎，他再也没有见过因问题奶粉造成伤害的女儿。而此时，中国数以万计的曾遭受过奶粉伤害的儿童，仍然奔波在求医的道路上。上月末，温家宝总理曾表示，中国普查到3000万受问题奶粉影响的儿童。
3000万儿童到底受何影响，并将产生怎样的后遗症？中国的医学家们正在进行着研究。他们追踪研究了不同地区的受影响儿童，对“毒”奶粉致病的机理已基本厘清，但对会有什么样的后遗症却是疑问重重。
三聚氰胺仍然不断以新的方式刺激着我们的神经，对它的关注，是对“毒奶粉一代”的再次关照。
奶粉“钓鱼”疑案
一个索赔家长的“敲诈”路
郭利女儿吃的施恩奶粉中包括施恩幼儿配方奶粉(第3段)等，而这些奶粉均不在国家公布的有毒批次内。因此最初被拒绝赔偿。
郭利坐在被告席上，这个41岁的北京壮硕男子不得不瑟缩着肩膀，他于盛夏的杭州被捕，当时穿的还是短袖。潮安入冬已久，但他身上穿的毛衣还是前两天律师捎来的，不太合身，袖子耷拉在手腕上。每当提起女儿，郭利总是嚎啕大哭，哭声回荡在能容纳百人的法庭上，庭下听审的只有寥寥几人———雅士利的代表，以及穿着便装的当地公检法人员。
2009年11月20日，消费者郭利涉嫌敲诈奶粉企业一案在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县人民法院开审。50天后，潮安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郭利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9天后，在没有通知郭利家人和律师的情况下，潮州中院作出了书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检举郭利的，是去年深陷“假洋品牌”事件的施恩(广州)婴幼儿营养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施恩)及其控股股东广东雅士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士利)。郭利被检方指控，以其女儿食用施恩生产的含三聚氰胺的奶粉导致双肾出现问题为由，以向媒体曝光为要挟手段，向施恩和雅士利勒索300万元。
与华硕黄静案类似，这是一起个体消费者与大型企业在维权博弈中产生的纠纷。消费者的维权行为以及索赔的金额究竟有没有边界，边界在哪里？这在法学界一直存有争议。但为郭利辩护的北京大禹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燕生认为，雅士利和施恩实施了“钓鱼”。
张燕生的辩护意见书指出：“施恩、雅士利花费了如此之多的精力，并不是为了给郭利‘赔偿’，而是用‘谈判’的形式勾引郭利与施恩公司‘对话’，然后处心积虑地将‘郭利敲诈勒索案’加工完善到符合犯罪的要求。”
对郭利来说，这起案件不仅意味着将失去五年的人身自由，还有一个家庭的分崩离析：郭妻高红及其岳母成为了控方证人，提供不利于郭利的证词；郭利70多岁的双亲为官司奔走，家庭经济陷入困难，筹不足路费前往潮安听审；郭利的女儿小涵，被高红藏起来，音讯全无。
这家成立27年的大型食品企业曾公开表示，预计今年产值可达40亿元以上。而与此同时，由郭利直接引爆的施恩“假洋品牌”风波，使雅士利陷入诚信危机。在郭利被捕后三个月，风波被淡忘，雅士利得两大私募资本注资，重新踏上上市之路。
不在赔偿名单之内
在郭利的父亲郭建廷看来，孩子吃了毒奶粉身体受损，不管开价多少，都是消费者为维权而做出的合理索赔。他表示，从2009年6月潮安警方实施“跨省追捕”，到如今判处郭利入狱，都令他“心跳加快”，感觉“冤屈，没道理”。
2008年9月，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爆发，在质检总局通报的抽检结果中，施恩生产的施恩牌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中四个批次被检查出三聚氰胺，最高含量达17mg/kg。
恐慌在全国父母群体中弥漫开来，郭利急忙带着当时2岁的女儿小涵往北京海淀区北太平庄医院进行筛查B超。郭建廷说，“他快到40岁才有了小涵，很心疼这个孩子。”检查结果表明，小涵“双肾中央集合系统内可见数个点状强回声”。此前关于孩子厌食、尿量少、脾气烦躁等种种症状，都和三聚氰胺中毒特征吻合。
郭利的母亲辛宏向记者确认，孩子从出生开始只吃过施恩奶粉，包括施恩幼儿配方奶粉(第3段)，施恩金装幼儿配方奶粉(第3段)以及施恩较大婴儿配方奶粉(第2段)，而这些奶粉均不在国家公布的有毒批次内。
郭利并没有带女儿去北京市卫生局指定的5家二级医院进行确诊，因而也没有被录入因三聚氰胺奶粉出现问题的国家赔偿名单之中。郭利在庭审中表示，没人告知他要复检，他以为先处理的是三鹿奶粉的受害者，所以一直在等待消息。
张燕生律师指出，“即使参加了国家赔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然保护个人向企业索赔的权利。”
郭利的个人索赔行动一直在持续，随后的五个月中，郭利一直在与出售奶粉的物美大卖场新街口店、施恩驻北京客服代表交涉，希望退货和索赔。他所得到的答复是“只对已公布的那几个批次的问题奶粉负责……所食用的奶粉没有问题，因而也未见到施恩的有关负责人出现。”①
“用北京话来说，就是郭利这人特别‘轴’。”张燕生律师和郭利的父母都不约而同使用这个词来形容郭利，说他一根筋，谨慎且固执。1998年，郭利曾因盗窃罪被判刑，他认为自己是被冤枉的。自此以后他凡事留心，做国际英语同声翻译多年，签订的合约都是核对了又核对，每次买东西都保留小票。
“与物美和施恩的交涉中，感到困难重重。”在庭上描述这个漫长的交涉过程时，郭利同样落泪了。他说自己身为消费者，感到十分无奈。
去年3、4月间，郭利向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送检了2批小涵之前食用的施恩奶粉样品。该检验中心证实奶粉中三聚氰胺的含量分别为132.9mg/kg和25.5mg/kg，而国家限量是不超过1mg/kg。
拿着检测报告，郭利与施恩总部接触要求索赔。郭利的父母表示，施恩公司看到检测结果之后，向他提出按《新食品法》“买一赔十”的原则来赔款，郭利没有同意，因为他认为女儿看病、日常营养补给、未来的健康保障以及家长的精神伤害、送检、误工等花费的成本很大，提出索赔58万元。而据“维权，状告施恩”QQ群里的家长反映，部分消费了施恩奶粉的家长接受了施恩数千元到6万元不等的赔偿，就此作罢。
与此同时，施恩的“假洋品牌”身份也在郭利的报料和媒体的追问中浮出水面，雅士利的名字第一次卷入了这起日后发展成疑似“钓鱼”的案件之中。
“假洋品牌”与初次获赔
判决书认为，郭利对企业进行要挟的手段，是利用媒体进行恶意报道，“在‘问题奶粉’事件后……必将直接歪曲两家企业重建市场信用的现实”。虽然判决书中并未提到恶意报道具体指什么，但郭利在庭审中多次强调，施恩是“假洋品牌”，“他们蓄意欺骗消费者是洋品牌，媒体也是冲着这点找到我采访的。”
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成立于2002年的施恩公司注册资本金1.55亿元，法定代表人张利钿，股东分别为雅士利集团公司、美国施恩国际有限公司、施恩营养品国际(新加坡)公司。
作为施恩的股东之一，美国施恩国际有限公司授权施恩公司在内地使用“施恩”商标。美国施恩国际有限公司由华人“FRANKLIN”于2007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注册登记成立，所在地为一个普通的私人住宅。方舟子曾发博文，追查到“FRANKLIN”在2000年6月和11月在加州注册两家名字里含有“施恩”字样的公司，均已解散，在同一地址还有十几家小公司。
而中国奶业协会前任常务理事王丁棉随后对多家媒体表示，施恩的法人代表张利钿与雅士利的法人代表张利桐是兄弟关系，而美国施恩不过是雅士利到美国注册的一个空壳公司。郭利在庭审中则表示，他通过美国相关部门和众多朋友调查得知上述资料。去年6月9日，郭利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的报道推出，全国一片哗然。
郭利在庭审中说，是媒体主动联系他的，但在郭利父母撰写的申诉材料中有如下描述———“6月初，因厂商在赔偿问题上不予配合，郭利向媒体曝光‘施恩牌’奶粉三聚氰胺含量超标的问题以及其投资方美国施恩国际有限公司实为美国注册的空壳公司，在美国没有任何生产设施。”
第二天，施恩发表声明反击，“我司多次与该消费者(郭利)沟通，要求其退回手中剩余的2008年9月14日之前生产的旧日期产品，但对方拒绝退还。同时我司多次要求对该消费者小孩进行复检，消费者以多种理由拒绝进行复检，并向我司索要高额精神赔偿费50万元。”
公众谴责施恩的“假洋身份”，这让施恩困扰不已。正当施恩每天都忙于应付各路媒体采访时，郭利的索赔终于有了重大突破。
6月13日，施恩公司与郭利达成私下和解协议，同意向小涵及其监护人郭利支付40万元。和解协议中写道，“甲方(施恩公司)愿意就乙方(小涵)及其家庭因长期食用含三聚氰胺婴幼儿奶粉而导致健康受到伤害的问题进行补偿”。而在和解协议附录，郭利亲笔所写的“事件说明”中，“双方均达成谅解并妥善解决。不再追诉并放弃赔偿要求。”
协议中并未说明这40万是以什么名义赔偿的，郭利随后在庭审中表示，这只是部分精神赔偿款。而孩子的人身保险、自己的误工费等均不包含在其中，这也为后来郭利的再次索赔埋下了伏笔。
除了与郭利私下解决问题，施恩也在努力修补公众形象。2009年6月15日，施恩公司董事会发布道歉声明，称施恩公司、包括施恩品牌完全由华人拥有。在更早的一份声明中，施恩表示目前市场上销售的施恩奶粉，全部都是2008年9月14日以后生产的产品，符合国家对三聚氰胺的相关规定。
官方此时也作出表态，肯定施恩的身份和质量。广东省工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负责人在接受《南方日报》的采访时(6月23日见报)说，“从主体资格上看施恩没有问题”。该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施恩未对其有美国投资背景进行过宣传，“假洋鬼子一说是被嫁接了概念。”广州市质监局也曾回应此事，指出自毒奶粉事件爆发以来，广州已加强对施恩奶粉进行检验和抽查，没有发现三聚氰胺问题。
维权节目后的“钓鱼”疑云
2009年6月25日，北京电视台青少年频道播出了《一个男人，如何让施恩奶粉低头》，该节目介绍了郭利维权的过程。施恩公司北区总监段庚惠说，“公司当即派我再次找郭利谈上次签协议之事”。②
拿到赔偿后，为什么还要旧事重提？郭利的父母认为，郭利是为了向社会公开毒奶粉真相。“施恩公司虽做了部分赔偿，但远不足弥补其含毒产品给消费者带来的伤害，更多的消费者尚未得到实质赔偿，他希望自己持续的维权行动可以唤醒企业良知，对此进行公开说明，并为受害的孩子们带来一些补偿希望。”但施恩和雅士利的各负责人均在证词中认为，郭利是想继续再利用媒体制造负面报道。
从签订和解协议直到6月29日，双方不曾再接触。但29日当天，形势逆转，犹如一场悬疑电影，事件以双轨的形式在秘密行进，双方都无法预见对方手中还有什么王牌。郭利在那一天向施恩和雅士利索赔300万，而雅士利连夜写报案材料向潮安县警方报案，表示遭到郭利的勒索。此案从民事索赔变为刑事勒索，双方身份对调，施恩反成受害单位。
当天下午，郭利从国外出差回来，接到段庚惠的电话。③段庚惠在电话里反复对郭利说：“有什么要求，或者有什么条件都可以讲出来”，“你有别的要求呢，我们都可以谈”。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谈的”，郭利一开始回答。寒暄一番后，他转变了口气，“你这么一说，我得考虑考虑”，“或者有什么新的情况要谈一下？那么，我觉得您如果愿意听，就谈一下吧。”双方约好晚上在北京翠宫酒店见面。
在与郭利见面之前，段庚惠下午先见了郭妻高红的朋友张琳。段庚惠说，“有个自称高红的朋友张琳主动联系我，并告诉我，高红说女儿已经没什么事了，高红不想再找厂家。”在录音里，张琳建议施恩，“你们为什么不起诉他敲诈？这样至少能让他平息，稍微平息下来，而且让大家知道，噢，原来他是在瞎说！”
郭利与段庚惠、雅士利集团公司外事总监陈某辉晚上约在翠宫酒店见面，雅士利提供了这次会面的秘密录音。在双方谈判开始之前，有一段试音没被洗去，在庭审上也曾被播放，内容是数名来自雅士利和施恩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车上的对话，这也是张燕生律师引做雅士利罪意引诱的主要证据之一：
“希望你们凯旋而归！我给你们壮胆来了啊！
……
好好好，一定要把他逮住！把他弄住！
把他赶跑，X他妈的！”
这段对话结束后，众男子进入翠宫酒店，开始了与郭利的谈判。
在当晚的面谈中，郭利又提出赔款要求，理由是高红及其家人对赔偿的处理不满意，高红因此流产，要求施恩赔偿误工费、女儿的终身医疗及人寿保险金、健康保证金共计300万元。段庚惠随即要求郭利将该300万索赔要求写成书面的申请书。次日上午，雅士利拿着6月29日的录音和书面申请书在潮安报案。
雅士利在报案材料中称：“郭利拿到40万元后，尝到了甜头，变本加厉……再次向我集团公司索要300万元的无理、违法要求，否则将再次制造舆论，利用媒体对我司进行负面报道，使我司损失更加惨重”。
一个家庭的分裂
一张摄于圣诞节的合影里，小涵穿着红色的小裙子，被抱在大人手上。她身边围绕着她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身后还有一棵大大的圣诞树。但案发后此情此景不再，高红在没有任何先兆之下，带着小涵躲着郭家，提供了不利于丈夫的供词。郭家两位老人百思不得其解。
高红曾告诉张琳，反对郭利在取得40万赔偿后还再次向雅士利索赔300万，自己不参与其中。在张琳的追问下，她还说，郭利曾经为汽车质量问题成功向4A店索赔数万元，“尝到了甜头”。④而高红本人也在随后向雅士利集团提供书面声明表示，自己做的人工流产与郭利的索赔无任何关联，反对郭利的做法。
郭利的岳母陶某在证词中说，她认为郭利是在利用孩子向厂家要钱，其真正目的不是为孩子争取权益，如果还要索赔，自己坚决反对。
郭建廷和辛宏自郭利被抓后就再也没见过孙女，也与高红及其娘家失去联系。他们认为，出事前两夫妻感情还是不错的，不知道高红为什么会做出对郭利不利的供词。而郭利则在庭上暗示“她有病，我原谅她。”
从2009年7月1日至2009年7月22日郭利被捕为止，施恩、雅士利公司谈了19次，其中面谈4次，而这些会面双方均偷偷录了音。
7月初，雅士力要求郭利书写并且签署了一份300万元赔付款的申请书，郭利在申请书中强调之前的40万元是“先行赔付款”。在此期间，郭利还给雅士利总裁张利钿打了电话，表示如不满足要求，他将联系联合国、世卫组织等，进一步扩大升级事件。⑤但张律师表示，郭利是从施恩方获知张利钿的电话，是施恩要求其向张利钿说明情况。
7月22日，郭利在杭州出差期间被潮安县警察带走，送检的奶粉以及检验报告原本也被带走。据同行的郭母辛宏回忆，郭利是应施恩的要求在杭州进行最后一次谈判，施恩表示会在此次交付赔款，强调让郭利带上相关证明材料与奶粉样品，在确认赔付后，要对它们进行销毁。而郭利不再追究，并对媒体公布，施恩是个负责任的企业。
郭利被捕后三个月，世界上最大的私人资本公司之一凯雷投资集团联合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向雅士利注资。复星集团表示，雅士利的上市是必经之路。早在2008年三聚氰胺乳业危机之前，雅士利就完成了上市辅导期，进入了上市申报阶段。而直接由郭利引发的“假洋品牌”事件，无疑令雅士利的声誉受损。
判决书中也提到，雅士利和施恩是独立的两个企业。但为什么案件是在雅士利所在的潮安县开审，而不是施恩所在地广州？
据雅士利官方网站资料，雅士利集团1983年成立于潮安县庵埠镇，是当地最大型的食品生产企业。施恩就身份问题发出道歉声明的同天(2009年6月15日)，张利钿公开表示，雅士利集团预计今年产值可达40亿元以上。
11月20日，郭利涉嫌勒索一案在潮安县法院一审开庭，张燕生律师表示，自己是在开庭前一周才接到开庭通知，因审阅材料和卷宗的时间不够，本想申请延迟开庭，但被法院拒绝。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潮安法院刑庭审判员告诉记者，“此案水很深，涉及行业内部利益纠纷，我们只是基层法院，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就可以了。”
预谋勒索VS引诱敲诈
关于消费者索赔行为有无边界，而索赔的金额多少才在合法范围之内，类似的争议已经在华硕黄静案由来已久。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刑法室副主任刘仁文说，在这些“消费者维权变敲诈”案件中，商家有过错在先，消费者索赔是合法的。商家构成违约或者侵权后，赔偿多少，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赔多少双方可以协商，谈不拢可以通过诉讼解决”。消费者就算拿到新闻媒体曝光来要挟，也是正当的。
可此案与黄静案相比，有两点不同：一是企业存在引诱消费者勒索的嫌疑，二是奶粉并非个体消费品，一袋奶粉有问题，可能牵涉整个批次的奶粉质量。
检方指控郭利有预谋的勒索，而郭利方则指责施恩和雅士利钓鱼。同一份证据，在双方的解读中出现完全不一样的意思。
比如6月29日，郭利与段庚惠的电话通话，张燕生认为段屡次追问郭利还有没有要求，是对郭利进行一种引诱。但控方认为，结合郭利此前接受媒体采访等行为来看，郭利在此次通话中已经“主动流露出主观上有此意图”。法院最后也认定，施恩与郭利联系，只是为郭索要300万提供了机会，并没有制造他的犯意。
“在法庭辩论中，双方都会取有利的角度解读证据”，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叶林认为，“是否诱使别人犯罪，这到底是通过某几句话看出来，还是必须看整个对话过程，这个很难说。但如果企业真的存在诱供意图，那么以这种方式取证，控告消费者勒索是不妥的。”
此外，法院认为，郭利的勒索罪名之所以成立，原因之一是郭利在不再存在合法请求权的情况下，事先预谋并虚构其亲属对赔偿不满意等借口提出300万的“索赔”要求。所谓“不再存在合法请求权”是指，郭利在和解协议里答应“不再追诉并放弃赔偿要求”。
判决书里对于“索赔”“赔偿”等相关字眼都打上了引号，被法院认可的字眼是———补偿。张燕生说，施恩方一直不愿意承认是因为自己的奶粉有问题才引发了这起案件。“为什么第一次不声不响地赔了40万之后，郭利的合法请求权就丧失了？从民事的角度来说，即使双方签订了合约，一方反悔也是可以提出申诉的，怎么判就交由法院决定。最重要的是，在本案中，第二次索赔完全是雅士利主动提出的，不是郭利主动。”
张燕生对于法院的判决，还存有这样一个疑问：“如果法院认为此前40万协议有效，等于间接承认了本身就是民事问题。为什么再次索赔就变成了刑事责任？”
潮安县人民法院今年1月8日作出一审判决，事隔九天，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迅速作出了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其间并没有通知郭利的家人和辩护律师。在一审庭审上，郭利曾明确表示要张燕生继续代理此案二审，但在二审判决书下来以后，潮州中院的法官告诉张燕生，郭利放弃了请二审律师的权利。
据郭利的家人表示，二审法官在宣判前与郭利进行了一次“谈话”，但郭利并不知道这已经进入了二审程序，还一直等着张燕生与其联系。“我们向二审法官询问为什么不向郭利交待他的辩护权利时，他支支吾吾说不出来。”目前，郭利的家人已经将申诉材料寄往潮州中院，等待着回音。
注释：
①据郭利案发前所写的《中国受害消费者为使用含毒(三聚氰胺)婴幼儿奶粉的要求解决和赔偿经过》
②段庚惠在此案中提供的证词
③据施恩公司提供的录音整理
④张琳提供了自己与高红在北京“上海人家”餐厅的对话录音，录音时间是施恩报案当日
⑤张利钿证词
消费者“敲诈”
检方指控郭利有预谋的勒索，称郭利以其女儿食用施恩生产的含三聚氰胺的奶粉导致双肾出现问题为由，以向媒体曝光为要挟手段，向施恩和雅士利勒索300万元。
奶企“钓鱼”
郭利律师指责施恩和雅士利钓鱼：“施恩、雅士利花费了如此之多的精力，并不是为了给郭利‘赔偿’，而是用‘谈判’的形式勾引郭利与施恩公司‘对话’，然后处心积虑地将‘郭利敲诈勒索案’加工完善到符合犯罪的要求。”
从“索赔”到“敲诈”
2006年郭利和高红的女儿小涵出生，七个月后断母乳，一直只食用施恩奶粉。
2008年9月毒奶粉事件席卷全国，小涵在北京海淀区北太平庄医院进行筛查B超，查出“双肾中央集合系统内可见数个点状强回声”，但没有去卫生局指定的二级医院确诊。
2008年9月-2009年3月郭利与出售奶粉的物美大卖场新街口店、施恩驻北京客服代表交涉，希望办理退货和赔偿。但对方认为小涵所吃奶粉不在国家披露的有毒批次内，拒绝赔偿。
2009年3月-4月郭利向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送检了2批小涵之前食用的施恩奶粉样品。该检验中心证实此奶粉中三聚氰胺超标，最高的超标百倍。
2009年4月郭利与施恩总部接触要求索赔。施恩提出“买一赔十”，郭利提出索赔58万元。谈判无果。
2009年6月郭利接受媒体采访，质疑施恩是“假洋品牌”。全国媒体跟进，对施恩及其控股公司雅士利的质疑一片。
6月10日，施恩发表声明反击，指郭利拒绝带小涵复检，并索要高额赔偿，而其奶粉，均符合国家对三聚氰胺的规定。
6月13日，施恩与郭利达成私下和解协议，同意向赔偿郭利40万元。郭利所写的“事件说明”中提到，“不再起诉并放弃赔偿要求。”
6月15日，施恩董事会发布道歉声明，称施恩公司、包括施恩品牌完全由华人拥有。同日，雅士利集团向广东省政府报告，预计今年产值可达40亿元以上。
6月25日，北京电视台播出节目，介绍了郭利维权的过程。施恩当即派其北区总监段庚惠再次找郭利谈，但郭利在国外出差。
6月29日，早上，段庚惠通过电话找到刚回国的郭利，主动提出要谈谈。下午，高红的朋友张琳找到段庚惠，称高红不想索赔，并建议施恩起诉郭利敲诈。晚上，段庚惠及施恩、雅士利工作人员出发去找郭利，在车上称要“凯旋而归”。郭利在会面中提出要索赔300万。理由是高红因此事流产，以及孩子的后续医疗费用和保险金等。
6月30日，雅士利于公司所在地潮安报案。张琳秘密录下与高红的对话，高红表示反对再次索赔，并说自己流产与此事无关。
2009年7月郭利与施恩、雅士利谈了19次，其中面谈4次，而这些会面双方均偷偷录了音。郭利还给雅士利总裁张利钿打了电话，表示如不满足要求，他将联系联合国、世卫组织等，进一步扩大升级事件。
7月22日，郭利在杭州出差期间被潮安县警察带走。
9月，雅士利获两大私募资本注资，重启上市之路。
11月20日，郭利涉嫌勒索一案在潮安县法院一审开庭。
2010年1月8日一审判决，郭利犯敲诈勒索罪，获刑五年。9天后，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迅速做出了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家人表示将上诉，继续做无罪辩护。
□采写：本报记者 华璐
拍到“未销毁问题奶粉”引发的“前员工敲诈案”
就在郭利被以敲诈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之前2天，今年1月6日，潮安县人民法院以同样的罪名分别判处4人2年至3年6个月不等的徒刑，他们以偷拍到的未销毁问题奶粉仓储和拆封现场为挟，假扮记者，要求雅士利支付350万元“封口”费。4人中有一名是雅士利前员工。
就在郭利被以敲诈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之前2天，今年1月6日，潮安县人民法院以同样的罪名分别判处4人2年至3年6个月不等的徒刑，他们以偷拍到的未销毁问题奶粉仓储和拆封现场为挟，假扮记者，要求雅士利支付350万元“封口”费。4人中有一名是雅士利前员工。
自2008年9月问题奶粉事件集中爆发以来，三聚氰胺似乎一直阴魂不散。去年年底，频频有媒体曝光三聚氰胺乳品卷土重来，如上海熊猫的中老年高钙奶粉，辽宁五洲食品公司和河北凯达冷冻厂的冰棒，陕西的金桥奶粉和乐康奶粉等，它们都使用了2008年本应销毁的问题奶粉。人们不禁追问，这是个案还是普遍现象？
有统计显示，去年前11个月，规模以上乳业收入近1457亿元，同比增长约14%。国人对中国乳企的信心似乎在快速恢复，但稍有风吹草动，随时可能再次跌倒谷底。
案中的雅士利前员工或许正是看到了这种信心的脆弱，偷拍被退问题奶粉的仓储情况和拆封现场，窃取退货清单，假扮记者开出高额勒索费。在雅士利报案后，“作案者”迅速落网。然而令人深思的是，那些被用来要挟的证据———前员工拍到的所谓“大批未销毁的问题奶粉”———究竟是怎么回事，它们最终的去向又如何？
“记者”的敲诈
翻开“员工假扮记者敲诈雅士利”一案的卷宗，事情要从潮州市潮安县庵北派出所民警对雅士利董事会秘书吴晓南的一次询问说起。
询问笔录中，吴晓南详细讲述了雅士利被敲诈的起始过程。
2009年5月15日，雅士利收到一封快递，收件人是公司总裁办公室。吴晓南打开邮件，发现里面装有84页退货单据和85张照片。照片所拍，是三聚氰胺奶粉风波后雅士利被退货奶粉的存储情况和拆封现场。另外还有一张用A4纸手写的信，称这些资料都是雅士利的，“本站”保有底片。“本站”指什么，并未具体说明。
快递来自深圳，发件人是“万先生”。吴晓南立刻将这一情况上报。
5月31日，雅士利又收到一封快递，收件人是公司总裁张利钿。吴晓南拆开邮件，里面内容与第一封快递基本相同，称雅士利为节省成本，将几十万件本应销毁的问题奶粉重新包装后上市，希望雅士利尽快与“本站”联系，“本站”计划在月底向互联网、各大媒体和国家相关部门上传这些资料。后面留有一个固话号码和一个手机号码。发件人署名“中新社”。
吴晓南立刻拨打那个手机，一自称姓韩的男子接了电话。吴问，寄这些资料过来是什么意思。“韩先生”说，资料是中新社记者“万先生”从雅士利员工手中购得，他是“万先生”的助手，受“万先生”之托与雅士利联系，收人钱财，奉命行事。吴问，有什么想法。“韩先生”说，记者花了一些费用，有什么想法，大家都清楚。
第二天，即6月1日，吴晓南再次与“韩先生”联系。“韩先生”说，中新社记者的意思是，雅士利不付出一定的代价，就不可能摆平这件事，记者曾调查过国内某知名食品公司，收集到一些材料，但至今没有将其曝光，背后原因可想而知，这些照片和退货单一旦上网或见诸媒体，对雅士利的伤害非常大。
几经周旋，“韩先生”终于亮明底牌：三五开头，7位数，具体讲，是350万。吴晓南说，数额太大，他得先向公司董事会汇报。“韩先生”表示同意，但限期在第二天下午之前给明确答复。
当天下午，吴晓南走进庵北派出所报案，做了询问笔录。雅士利怀疑是刚刚离开公司的临时员工孙取剑所为。退货单据和退货仓储情况，只有仓储部的人能接触到，孙曾在仓储部工作，4月底辞职，辞职后回过一次仓储部，试图拿走一些退货单，未果。
前员工被抓获
员工假扮记者敲诈雅士利一案的卷宗内，对吴晓南的询问笔录只有一份。6月1日以后的事情，可在另外几个人的讯问笔录找到答案。
报案后，吴晓南继续与“韩先生”周旋，他要求直接对话“万先生”。很快，他们在QQ上见面了。
网上商谈时，吴晓南希望把金额降低到几十万，“万先生”坚决不同意，一再要求尽快解决此事，否则会将手中资料曝光。
6月6日下午，吴晓南打电话给“万先生”，说可以汇一些钱过来，但得先寄一些材料过去。
6月7日，一封装有一张光碟的快递从深圳出发，寄往雅士利。与此同时，吴晓南收到“韩先生”的短信，对方要求他必须在第二天下午3点30分之前至少汇180万元过去，不然就给他们公司好看，随后附有3个银行账号。
6月8日，消息传来，潮安警方在深圳抓获“韩先生”和“万先生”，“韩先生”正是孙取剑。而“万先生”，实为孙的老乡田连雨，并非中新社记者。
面对警方的讯问，孙取剑和田连雨交代了敲诈雅士利的过程。本小节的内容，除个别明确标注消息源的，其余均来自孙与田的讯问笔录。孙取剑，贵州六盘水市盘县人，原本在深圳打工，在老乡的邀约下，2008年年底前往潮安县打工。适逢雅士利招人，孙成功应聘，进入仓储部工作。
工友的无心之语，让孙取剑萌生了敲诈的念头。去年3月10日前后，即将从雅士利离职的王某和孙取剑闲聊时说，后悔以前没有对退货奶粉拍照，不然就可以用相片吓唬雅士利，搞点钱来用。几天后，他领工资后买了部手机，在宿舍玩手机拍照时，突然想起王某的话。于是，从3月24日起，他在存放问题奶粉的仓库，乘人不注意，陆续拍照、录像，并且偷走多张退货清单，直到4月27日主动辞职，共拍照80多张，录像40多分钟。
4月29日，孙取剑重返雅士利的仓库，冒称奉领导之命来清点退货奶粉数量，试图多拿一些退货单走，工友说向领导汇报后再定。孙怕露馅，迅即走掉，到汕头休息一晚后，乘车前往深圳。
孙取剑还未寄出照片和退货单时，雅士利已有察觉。孙父告诉记者，孙辞职后几天，有名自称是雅士利工作人员的女士打电话给他，称还有几百元工钱没给孙结清，但联系不到孙，请转告孙尽快去领。
孙取剑找到做耳机生意的老乡田连雨，拿出退货单和手机说，雅士利可能没有将含有三聚氰胺的问题奶粉销毁，还要卖给消费者，用退货单和照片可以向雅士利要钱，希望两个人一起合作。田将信将疑地表示同意。
孙取剑将手机里的照片洗出来，又把退货单复印若干份，另外雇人用A4纸写了封信。5月13日左右，孙取剑和田连雨的工人孙自礼一道给雅士利寄出第一封快递。5月25日左右，两人寄出第二封快递。
当吴晓南要求与“万先生”直接联系时，孙取剑便让田连雨冒充中新社记者，到网吧申请一个QQ号后，与吴在线联系了一次。
当吴晓南打电话告诉“万先生”，可以汇些钱过来，但需再寄些资料过去。孙取剑立刻把手机中的录像刻成光碟，让孙自礼给雅士利寄出第三封快递，然后用手机短信给吴晓南发去3个银行账号，让其至少先汇180万过来。这3个银行账户，其中两个是孙自礼和田连雨的叔叔田有刿的，另外一个是孙取剑用早先捡到的一张身份证开的。孙取剑向孙自礼和田有刿许诺，钱到账后不会亏待他们，会给点酬劳，具体是多少并未说定。至于和田连雨怎么分钱，也没有说好。
2009年6月8日凌晨四五点钟，正在睡梦中的孙取剑和田连雨一起被抓，同时被抓的还有孙取剑的弟弟小帅(化名)。小帅说，他对哥哥所做的事知道一点，但从来没有参与，警方对他严加审问一番后，很快把他放了。
当天，孙自礼和田有刿在另外一处出租屋被抓。自此，敲诈案的4名嫌疑人全部落网。令人不解的是，去年6月17日，《潮州日报》援引警方的说法称，该案仍有部分涉案人员在逃，警方正加紧抓捕。
本应销毁的
对于敲诈计划，孙取剑一度很自信。接受庵北派出所民警讯问时，他几次讲到为什么要假扮记者敲诈雅士。他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中，雅士利很多奶粉被退货，损失巨大，那些照片和退货单一旦传到网上，估计会造成严重影响，雅士利肯定害怕，如果以记者身份来威胁，更加容易勒索到钱，可以大捞一把。
问题奶粉的后事，的确极易刺激公众的神经，今年年初曝光的三聚氰胺奶粉重返市场风波便是明证。陕西的金桥乳业和乐康乳业，宁夏的天天乳业和熊猫乳业，上海的熊猫乳业，辽宁的五洲食品……不算短的名单不能不令人担忧，问题奶粉卷土重来是不是普遍现象，乳业专家王丁棉估计，保守地说，还有10万吨问题奶粉在市场上流通。
早在2008年10月，国家工商总局等9部委曾联合发文，就三聚氰胺乳制品的处置明确表态：生产者和销售者要在有关部门的监督下进行销毁。至于时限，未作要求。国家质检总局网站显示，销毁行动集中于三聚氰胺事件曝光后两三个月。
有媒体报道称，9部委发文之前，即当年9月19日，在潮安县质监局、食药监局、工商局等部门的监督下，雅士利销毁了全部不合格产品和原料，包括1万多箱成品奶粉和60吨问题原料。国家质检总局此前通报的全国婴幼儿奶粉抽检结果显示，雅士利共有两个批次的奶粉三聚氰胺超标。
2008年10月，张利钿接受《潮州日报》采访时说，雅士利调动全国2万多名员工回收不合格产品，短短两天时间内，不合格产品全部下架，邻近潮安的，运回总部销毁，远离潮安的，在当地质检局等部门的监督下就地销毁，保证不合格产品100%不流入市场，保证婴幼儿奶粉100%优质安全。但时隔半年后的2009年三四月份，孙取剑却在雅士利仓库中拍摄到大量问题奶粉。
三聚氰胺事件曝光后十多天，即9月23日，雅士利获广东省质监局和潮州市质监局同意，恢复生产，成为全国22家被责令停产整顿的乳企中，第一个重新开动生产线的厂家。
询问笔录显示，吴晓南报案时说，雅士利绝对没有把问题奶粉重新包装上市，销毁时有工商、技监等部门在现场。
孙取剑在接受警方讯问时表示，他并不清楚雅士利有没有把问题奶粉重新包装上市。
雅士利，350万，不论从敲诈对象还是敲诈金额看，都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但孙取剑似乎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小帅说，哥哥曾把照片、录像和退货单拿给很多人看。孙计划勒索雅士利一事，不光亲戚好友知道，一些非亲非故的也晓得一鳞半爪。
孙取剑的几名亲朋说，从照片和录像看，仓库很大，像大商场一样，堆满装有奶粉的袋子，地上到处都是奶粉，整体感觉，仓库里乱，脏，但这些并不能证实孙所说的“雅士利将问题奶粉重新包装上市”。
田连雨的弟弟小强(化名)说，他曾提醒过孙取剑，说那些照片、录像和退货单价值不大，但孙执意不改。
孙在接受警方讯问时坦言，“想钱想疯了，”“搞到两三百万，以后的生后就不用愁了。”
在田连雨眼里，突发横财的日子一度很近。田的女友小灵(化名)说，田曾表示很快就有钱买房买车了。
几个80后的年轻人，都梦想着一夜暴富。
如果雅士利不就范，孙取剑和田连雨并未计划真的把照片、录像、退货单传到网上。按照他在讯问笔录中的说法，“我们知道，一旦将资料上传到互联网上，对雅士利的损害很大，雅士利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两个“敲诈者”
去年11月10日，孙取剑等人涉嫌敲诈雅士利案在潮安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小灵和小帅等前往旁听。小灵说，法庭上，孙取剑和田连雨表示，敲诈雅士利是他们两人谋划实施的，与孙自礼和田有刿无关。
但潮安县人民法院认定，只有田有刿是从犯，其他三人均为主犯。今年1月6日，法院一审宣判，以敲诈勒索罪判处孙取剑3年6个月有期徒刑，田连雨3年，孙自礼2年6个月，田有刿2年。4人均没有提起上诉。
对孙取剑等宣判2天后，潮安县人民法院同样以敲诈罪判处北京男人郭利5年有期徒刑。郭利“敲诈”的对象是和雅士利有“血亲”关系的施恩(广州)婴幼儿营养品有限公司(详见AⅢ02-03版)。
被关在潮安县看守所时，郭利曾和田连雨谋面。郭根据田所说，将田“假扮记者敲诈雅士利”的简要过程写在信纸上，并让人捎出来，“作为雅士利集团生产伪劣产品的证明材料”。两个“敲诈者”在此有了关联。但同样被判敲诈的两人“作案”情形却大相径庭，耐人寻味。
三聚氰胺奶粉卷土重来后的今年2月份，全国食品安全整顿工作办公室主任、卫生部部长陈竺强调，要限期查清2008年未销毁的问题奶粉，摸清底数并彻底销毁，确保所有食品企业不存放、不使用、不藏匿问题奶粉。
新一轮清剿问题奶粉的行动席卷全国，全国食品安全整顿工作办公室称，截至3月15日，各地共报告发现问题乳粉2.51万吨，除极少量作为司法证据保存等特殊需要外，其余已全部采取高温焚烧、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等方式予以销毁。这些问题乳粉，绝大多数是2008年由地方政府和相关监管部门封存的2008年9月14日以前生产的过期乳粉和未经三聚氰胺检测的乳粉。
至于孙取剑所拍摄的问题奶粉去向何处，记者在雅士利官网、当地质监部门网站和公开报道中，没有找到答案。
□采写：本报记者 左志英
追问毒奶粉后遗症
三聚氰胺对儿童健康的影响不仅仅是短期的。
———北京大学生育健康研究所研究人员在《加拿大医学会杂志》上发表论文
如果把毒奶粉后遗症置于坐标系之中，那么横轴是受影响的人群范围，纵轴则是随着时间流逝，孩子身体所产生的变化。
哪些孩子最终能顺利排出结石，哪些孩子会成为“例外”？即使没有结石或者结石排出后，孩子的肾脏是否长期潜伏着危机？
毒奶粉事件发生两年来，中国的医学专家们尝试从此次不幸的“人群实验”中追寻答案，但许多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结石一年后的样子”
这名患儿的结石由松软变硬，“就像珍珠的形成”
中国公开曝光三鹿奶粉事件的第一人，江苏省徐州市儿童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冯东川，去年11月30日写下一篇博客———《奶粉结石一年后的样子》：
“一年前奶粉结石以松软结石的特点出现，后来随着不断有尿液成分的沉积，结石表面越来越接近常规结石。这是我们一个月前再次收治的一例奶粉结石患儿。”最后，徐州市儿童医院通过微创手术为孩子取出了结石，目前恢复良好。
从患儿的B超图来看，肾脏内的结石如花生米般大小，表面呈现桑椹状，硬质。“就像珍珠的形成，结石可能越变越大。”冯东川表示，大部分服用毒奶粉后急性形成的结石比较松散，通过大量饮水等保守治疗方式，就有可能排出。“但这种情况并不能包括所有的病人。”
今年2月22日，北京大学生育健康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小组在《加拿大医学会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三聚氰胺对儿童健康的影响不仅仅是短期的。因食用三聚氰胺污染奶粉而诊断为肾脏结石或肾积水的儿童中，虽然大多数孩子无需特殊治疗即可自行康复，但到6个月时，仍有12%的患儿有肾结石或肾积水的异常B超表现。
针对毒奶粉事件，该研究是国际上首次基于自然居住人群的随访研究。
2008年9月，毒奶粉事件爆发。北京大学生育健康研究所副所长刘建蒙研究员及其同事随即联系了他们的长期合作伙伴石家庄元氏县妇幼保健中心，在元氏县展开调研。在最初筛查的7933名3岁以下儿童中，通过超声波肾脏扫描检查，发现了48名儿童有肾结石或肾积水症状，发病率为0.61%。
“石家庄是三鹿奶粉的产地，在当地消费量大，所以我们选择了这里做研究。”他们采用B超和问卷对其中46名患病儿童进行了间隔一个月、三个月和六个月的随访。半年过去，排除失访数据，有12%的患儿有异常B超表现，包括肾结石和肾积水。其中绝大部分孩子没有表面症状，目前仍在接受保守治疗，而其中一个孩子结石明显，是否需要通过手术去除结石，仍有待观察。
在这次参与人数众多的调研中，刘建蒙仍然遗憾“所涉及的样本较小，谈不上是流行病学调查”。
即使得到了当地卫生部门的协助，研究者在调查中依然遇到不少问题。“主要是家长不配合，有的父母担心别人知道自己的孩子肾出过问题，以后会遭人歧视，所以不愿意再到医院来复查。也有的家长没事就带着孩子来，好像非得检出什么病来。”当记者与元氏县妇幼保健中心联系，期望得到那些肾脏异常孩子的进一步信息时，遭到了拒绝。刘建蒙对此回应，“你知道，这与赔偿问题相关，很敏感，我们不好多说什么。”
根据北大生育健康研究所的研究结果，参与筛查的孩子发病率为0.61%，这与此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以下简称北大一院)丁洁教授团队的调查结果———吃过毒奶粉婴幼儿的肾结石检出率为8.5%，相去甚远。
刘建蒙认为，以上研究是在北大一院这所三甲医院进行的，部分婴幼儿是由其它医院筛查结果阳性转诊而来，肾结石的检出率不能说明食用三聚氰胺奶粉后婴幼儿人群患肾结石的风险。对于这一说法，丁洁表示认同。
致病机理初步厘清
分析16名患儿的结石标本之后，孙宁教授等确定结石不含三聚氰酸
从照片上看，小璇与其他4岁的孩子没有任何差别，小酒窝嵌在圆脸上，虽然皮肤黝黑，偏瘦，但也可以理解为深圳的阳光长年眷顾着她的生活。她的母亲章素清却会半夜惊醒，梦见女儿蜷缩在小病床上，自己慌乱无措。
小璇出生后曾经喂食过半年的三鹿奶粉，肾内结晶经大量喂水后于2009年初自然排出，但章素清总放不下心来，“结石没有了，孩子的肾就没问题了吗？”她期望权威的医学专家乃至政府能正面解答她的疑问，这同时也是众多受害孩子家长的疑虑。
“我能理解家长这种心情，哪怕只有0.1%的可能，对他们来说也是100%。但现在还没有证据说明服用三聚氰胺有后遗症。我们的研究还没有足够长的时间、足够的案例去论证后遗症的问题。”北大一院副院长丁洁教授说。她是国内小儿肾科的权威，同时也是三鹿危机爆发时，卫生部任命的幼儿泌尿系统结石诊疗专家组副组长之一。
2009年2月，丁洁领导的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通过对2008年9月17日至10月3日期间到北大一院接受筛检的589名孩子进行了调查。在这些三岁以下的婴幼儿中，共有50名被查出患有肾结石。超过90%患儿都已经排出了结石，健康风险也随之大大降低。目前，她仍在对这些患儿进行随访。“我们初定的计划是随访半年、一年、两年，期望能随访到三年，至少能算得上一个中期观察。”
欲追问毒奶粉的后遗症，或许应首先厘清三聚氰胺致病的机理。
据北大生育健康研究所所长任爱国介绍，早在2007年，美国就有猫狗等宠物因食用受三聚氰胺污染的宠物食品而患急性肾功能衰竭死亡的报道。病理学研究结果表明，结晶体堵塞了肾小管，导致动物急性肾功能衰竭而死亡。对结晶体进一步分析后发现，难溶性晶体是三聚氰胺与三聚氰酸在特定浓度下共同作用形成的，二者单独存在均不会产生结晶，也不会对肾脏产生直接的毒性作用。但是，目前仍不清楚动物的死亡是由于结晶体引起的机械性梗阻所致，还是由于三聚氰胺和(或)三聚氰酸直接的细胞毒性作用所致。
在这方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研究可能为家长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上个月，该院副院长、肾内科沈颖教授和泌尿外科孙宁教授等医生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letter(来函)，通过分析16名患儿的结石标本，确定结石中的主要成分为三聚氰胺和尿酸，不含三聚氰酸。孙宁认为，三聚氰胺所致的肾损害由结石机械性梗阻尿路造成。如及时诊治，三聚氰胺所致的结石，包括严重梗阻所导致的急性肾衰竭，均能取得较好疗效。
充满问号的后遗症
专家们一致保持了谨慎的态度
毒奶粉事件发生两年来，始终萦绕在后遗症问题之上的，是两个疑问：
假如这些结石长时间留在孩子体内，会否产生病变？
即使没有结石或者结石排出后，三聚氰胺及其相关代谢物是否会对儿童肾脏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使其成年后患慢性肾脏疾病的风险增加？
在采访中，专家们对这两个问题都保持了谨慎的态度。
公开曝光三鹿奶粉事件的第一人、冯东川医生一再表示自己对毒奶粉的长期伤害并不了解。他告诉记者，自己在博客中提及的病例———体内结石在一年后由松软变得质硬的患儿，的确在毒奶粉受害者名单之列。这名“结石宝宝”，原本一直在等待结石自然排出，可去年底出现排尿困难、尿潴留，B超检查后证实膀胱出口有结石嵌顿，结石变大变硬，最终只好接受了微创手术。
丁洁认为，从北大一院目前接诊的案例来看，大部分的患儿自行痊愈了，小部分的患儿仍有结石，但无需主动医学干预，仍建议保守治疗。“冯医生手上这个案例十分特殊，必须参考该病人的先天体质、家族遗传史、喂养方法等等，当然不能排除与三聚氰胺的直接关系。”
20世纪早期，在澳大利亚昆士兰进行的一项随访研究表明，儿童期急性铅暴露显著增加了其在三四十年后慢性肾病及高血压的发生风险。在美国，2008年发表于《慢性肾脏病新进展》杂志上的论文《急性肾损伤的长期追踪结果》，称10%以上肾脏疾病晚期患者曾在生命早期患过急性肾功能衰竭。
“目前还不清楚三聚氰胺所致儿童肾结石或急性肾功能衰竭是否增加慢性肾病的患病风险。”北京大学生育健康研究所刘建蒙说。
北京大学生育健康研究所在报告中提及的仍有肾脏异常的孩子，他们的结石影像在多长时间内会消失？这些曾经被诊断为三聚氰胺结石的婴幼儿肾脏功能或其它器官系统的功能是否受到损害？刘建蒙认为，这些问题需要更为长期的随访研究才能回答，这与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农组织以及加拿大卫生委员会的建议不谋而合。
尚未公布的随访
作为卫生部指定的专家，丁洁表示，“问题有多严重，那需要拿事实来说话”
身在深圳，家长章素清十分留意香港毒奶粉的研究信息。她曾从新闻中看到，香港特区政府制定了公开的计划表，委托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若干研究机构对三聚氰胺后遗症进行长期追踪。记者从上述两所大学了解到，目前包括“对本港曾摄取三聚氰胺的儿童作出中、长期跟进”、“三聚氰胺对胎儿和婴儿的毒性”、“三聚氰胺引致膀胱癌的机制”等多项研究目前正在进行当中，最终研究结果将通过香港政府对公众公布。
2009年1月12日，中国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公开表示，三聚氰胺对儿童的长期影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专家对此进行专门的研究。卫生部将组织专家对受问题奶粉影响的患儿进行跟踪随访，以确保这些患儿身体健康。
当年历撕到2010年，中国只有零星几家医院和研究所在学术领域对患儿进行随访，而卫生部是否进行了长期随访，收集到什么样的信息，目前尚无任何相关信息公布。
作为中国卫生部指定的专家，丁洁表示不便透露卫生部的随访计划。她表示，大家的目的是一致的，国家有长期的计划。“问题有多严重，那需要拿事实来说话。”
据了解，北京大学生育健康研究所拟开展动物实验研究三聚氰胺致病机制，但对患儿的下一步随访计划尚未落实。内地目前只有北大一院公开对外表示，仍在随访三聚氰胺受害儿童。
毒奶粉事件发生6个月后，北京大学生育健康研究所人员对40余名患儿进行随访发现：
大多数患儿无需特殊治疗即可自行康复
12%的患儿仍有肾结石或肾积水
□采写：本报记者 华璐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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