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知识结构差异:知识份子偏于理性,凡事先论理,理论上说不通或不认同,他就会产生排斥.不仅在医学上如此,在文学,艺术,政治领域也是如此.知识份子因知识结构不同而信仰各异.
2.时代背景影响:早期反中医的名人,大多痛感中国之落后,急于改革中国现状,加上西方科技初入中国,令人耳目一新,由此引发极端崇拜与自我否定.当一个国家政治地位低下的时候，它的文化地位也是低下的。随着国家的复兴，文化上也会占据主导地位。比如：西方强盛时，奥思
卡奖就被看重，当它衰落时，此奖的影响力也渐渐衰退。
3.文化特性差异:中华文华包容性极强,凡外来文化中国都能加以吸收同化;西方文化带有资本主义的利已性.垄断性.排它性.西医排斥中医不是一二天了,从初入中国之始,它就带着帝国的傲慢.反中医的名人，大多都有在国外留学的经历，或研究西方文化较深。
那么，钱学森也留洋，并深受现代科学的薰滔，为何却挺中医？中医的核心：元气、经络、心藏神等都是对体内微观世界的抽象表达。现代科学的研究是从宏观向微观渐渐深入的，当它的研究深入到微观领域时，就会发现与中医存在着相似之处。钱学森对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及黑箱理论有深刻认识，而这些东西正触及中医的本质（尽管表达方式不同）。如果要用现代科学理论来诠释中医，需要的正是有钱学森这种知识结构的顶尖级的科学家。有人说：钱老虽是大科学家，但对中医却是外行。我却认为：钱老是中医的真正知音！他认识的是中医的灵魂！中医与现代科学在微观层面上有相通之处-----“事虽不同，理一致耳”！
与钱学森一样，何作秀也是物理学家，为何却反中医呢？答：有人是真才实学，有人是浪得虚名。虽然高度差不多，但有些较高的境界，就象隔着一道围墙，你低一点点，那边的风景你就可能完全也看不到！
4、疗效。常人挺中医或反中医，与疗效的关系较大。名人反中医，更多是源于学术上的偏见，只是偶尔拿疗效说事而已！反中医的名人，难道都是被中医治坏了而被西医治好了的缘故吗？不是！看看梁启超被割错肾还为西医叫好就知道！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曰：“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赢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
对于这帮不信的不治就是了，没必要去和那帮不懂的人去理论什么，中医法于阴阳，合于术数，不是那帮喝些洋墨水的人能懂的。
质问何祚庥：胎儿、植物人可杀？
质问何祚庥：胎儿、植物人可杀？作者/刘植荣
2006年8月7日《新京报》的一则新闻的标题让我惊呆了，标题是《何祚庥：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与道德何干》。我之所以震惊，一是因为这条新闻是国内“泰斗级”的人物何祚庥何大院士制造出来的；二是他竟说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与道德无关！
这则消息的由头是2006年7月19日，美国总统布什否决了国会通过的一项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法案。该文指出：“在布什总统看来，胚胎干细胞是‘人’，而‘人’是不可用药物或用任何其他方法随意处死的！再讲得明确一些，布什总统要捍卫胚胎干细胞的‘人’权。”
据我目前掌握的资料，布什从来没说胚胎干细胞是“人”，而认为胚胎干细胞是“生命”。他说：“胚胎干细胞研究需要通过对生命的毁灭来获取一个干细胞。”（Embryonic stem-cell research requires the destruction of life to create a stem cell.）他认为：“科学重要，伦理道德同样重要，生命的平衡也很重要。通过毁灭生命来挽救生命确实是我们所面对的一个伦理道德的两难选择。”（Science is important, but so is ethics, so is balancing life. To destroy life to save life is one of the real ethical dilemmas that we face.）
由此可见，何祚庥先生混淆了“生命”和“人”的概念，冤枉了小布什。其实究竟一个生命从卵子受精后多久可以称作是人，这在科学上是没有统一标准的，也不可能划定一个标准。何祚庥先生以“胎儿只有在孕期的最后3个月才会有痛觉”为论据，就提出可以杀死3个月以下的胎儿，这不存在道德问题，真是觉得荒唐。其实“人”是哲学、社会学、伦理学上的概念，“生命”是人的一个重要属性，现在世界普遍认为人的生命是从卵子受精开始的，杀死一个胎儿，就是终止了一个人的生命的存在，而提取胚胎干细胞就要毁掉胎儿，终止了人的生命的继续发展，这怎么能说不是道德问题呢？
有读者一直追问：“现在世界普遍认为人的生命是从卵子受精开始的，依据是什么？”他们认为人的生命不是起源于卵子受精，他们肯定会认为是从婴儿呱呱落地开始。我们不妨试问，那他在降生前就没有生命，那他就是忽然成了一个体重7斤、有五脏六腑的人。怪哉！如果人的生命果然是这样来的，那不和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样？那他还要父母干什么？当然，他自己就认为自己的生命就是从降生开始的，那别人也不好说什么，我实在不知道那是荣耀还是耻辱。
何祚庥还提出生命应该不应该得到尊重以‘痛觉’为前提？有痛觉，就尊重；没有痛觉，就可以杀死他。照这样的逻辑，把一个人麻醉后，他就没有痛觉了，我们就可以合法地、心安理得地杀死他了。观点的提出确实觉得怪异，不像出自一个院士之口。
何祚庥先生还根据他的可以杀死胎儿的论点批评布什“反对某些国家(包括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这话要是一个像我这样普通的公民说出来的，还可以理解，可这是中国“顶尖的专家”说出来的。
恕我孤陋寡闻，我实在不知道小布什什么时候“反对某些国家(包括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据我所知，他反对的是“晚期堕胎”（ Partial birth abortion）,他认为“它是个残忍的手术”（It’s a brutal practice.）而且他还提出了要推行类似中国计划生育的“性节制计划”（Abstinence programs）以避免意外怀孕。
其实美国也搞计划生育的，他们的计划生育比我们搞得要早半个世纪。美国计划生育最早由玛格丽特·桑格提出来的，1921年，玛格丽特创立“美国避孕联盟”，四年后更名为“美国计划生育联盟”。1927年，她组织了日内瓦第一次世界人口大会。1953年，她牵头创立了“国际计划生育联盟”，并曾来中国的北京、上海等地传播计划生育知识。今天，美国计划生育联盟在全美国开办了159个附属机构，在美国每6个计划生育诊所中，就有一个属于美国计划生育联盟附属机构开办的，这些诊所服务了美国大约30％的计划生育顾客。美国自己也搞计划生育怎么会反对我们的计划生育呢？
其实是一些中国人自己误解了我们自己的计划生育政策，一提起计划生育就认为是“堕胎”、是“一胎”，不是美国人，而是我们自己玷污中国政府的光辉形象。这是对政策缺乏了解造成的，建议这些人还是多学习一下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尤其是那些“专家级”的人物，更不要信口雌黄，把计划生育和堕胎混为一谈，自己的无知无所谓，问题是你这个专家一忽悠，就误导了百姓，也让不懂中文的布什误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就是堕胎”。计划生育是有计划地生，科学地育，是和堕胎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当然，我们政府中一些人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采取了极端的、没有人性的行为——强制堕胎，但这绝对不能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堕胎政策。
何祚庥先生还指出：“如果大脑已死亡，成了‘植物人’，就没有理由再尊重已丧失思维能力的 ‘人’权。”太恐怖了！在他看来植物人不是人，当然可以杀掉。其实植物人是病人，世界上（包括中国）有许多植物人恢复知觉和记忆的案例，如果杀掉了他，那他还有恢复的机会吗？怎么说植物人就该杀掉？植物人仍是人，是有生命的，应该得到尊重。
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绝对牵扯到道德问题，因为这项研究要毁灭人的早期生命。但是，说它是道德问题，并不是不能研究，只要立法机构没有立法禁止这项研究（一些国家已立法禁止这项研究），当然可以在道德限度允许的范围内研究。堕胎也是，那绝对是道德问题，但违法不违法要由各国人民决定。即使不违法，我们也要控制堕胎数量，提倡男女多使用避孕药具，避免不必要的怀孕，那是对人类的责任，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其实人类的发展一直是在道德与法、道德与科技之间找平衡。也就是说科学研究要在道德能接受的前提下进行。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以及德国法西斯在集中营进行人的活体实验，那就是道德和法律所不允许。如果孕妇的胎儿有致命疾患、或继续怀孕对孕妇有生命危险、或是因遭强奸、乱伦等怀的孕，那当然要堕胎。但如果对堕胎没有任何道德的约束，正像一些人讲的“堕胎就像一次肚子疼”，这势必会放任人们不负责地怀孕，随意堕胎。我想，任何一个民族的道德规范都不会赞成这种行为的。
评论科学问题不要看“政治风向标”，要从科学的本身、伦理、道德以及从个人的良心来探究科学问题。科学要发展，但科学的发展绝对不是为了摧残人的生命、毁灭人的生命，而是为了让人更有尊严、更体面地生活。如果人知道有人对自己的生命初期如此肆虐，那人能感到自己的尊严吗？人的尊严绝对不是来自即时的享乐，而是来自对生命价值的尊重。所以，那些假借科学为借口，认为毁灭人的生命和道德不相干的人是不是应该扪心自问，如果他在胎儿期间，被提取了胚胎干细胞，把他给杀死了，那他还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吗？
我是很少评论名人的，其实我在这里评论的也不是名人，而是评论观点。因为我觉得应该尊重胎儿的生命，应该尊重植物人的生命，人的生命价值不能以“痛觉”来衡量。（ 不可争辩的是疗效，啥医也不是神。爱咋咋地。 不曾堵住他们的嘴，也不能堵住他们的嘴，更不要堵住他们的嘴。
中医生存空间就是病人，让病人自己说话，这多好。 陈立夫与中医
陈立夫（1898年—2001年），浙江省吴兴（现湖州市）人，名祖燕，号立夫。父陈其业，字勤士，兄陈祖焘，字果夫。另外曾化名李融清、辜君明。陈立夫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中国国民党政治家，大半生纵横政海，曾历任蒋介石机要秘书、国民党秘书长、教育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各项要职。尤其作为有留美背景的教育部长，在战乱期间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国民政府迁台后移居美国，潜心研究中华文化，推动中医药的发展和国际认可，晚年竭力推动海峡两岸的交流。
陈立夫先生曾获国立北洋大学采矿科学士，美国毕士堡大学硕士．美国福特汉大学博士。现为台湾私立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台湾中国医药研究发展基金董事、法人立夫医药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等。陈立夫先生自1972年任台湾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以来．提出“融汇中西医药而创立新医学体系
陈立夫认为：“真理不分中西，文化为世人所共有，”“在医学方面，如果中医和西医均有治一种病的特效药和特效治法的发明，我们应该使其并存。如中医有桑叶、薄荷发汗，西药有阿斯匹林发汗，就不必用阿斯匹林来打倒桑叶、薄荷，使乡间病者非走十多里路去买西药不可”。他坚决主张“道并行而不相悖”，并决心为融合中西医两种医学理论体系而努力。他反对把“中医现代化”看作是“中医西医化”，主张中西医各取所长、携手并进。“中西医合作具有远大的前景和意义，要在前进的道路上看到光明”。告诫中医界必须虚心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不要自我陶醉；并要求西医要相信中医，不要妄自尊大。这样“二者如能精诚合作，通力研究对方之所长，则能为创新世界上最新之医学奠定坚实的基础”。对临床诊疗疾病的方法，陈立夫主张以疗效为衡量标准。“登山千条路，同仰一月高”。不管是中医之法还是西医之法，无论是药物疗法还是非药物疗法，都必须根据病情之需要而用，不要轻视任何一种治病方法。
陈立夫最反对某些人把单味药的某些成份当作该药唯一功用的做法。并猛烈抨击说这样一来只能把中药研究引向没有希望的死胡同。同时，他对把动物试验强加于人体的实验方法保留自己的意见，认为动物试验也有许多不科学之处，不能以此为借口来否定中医。经几千年对人来做临床实验所得的统计资料，就是今日之中医；用老鼠、兔子等动物，经百十次的实验所得到的统计资料，再用之于人，就是今日之西医。前者缺乏数千年书面的统计，而其实验对象为人；后者有数百次实验的书面的统汁，而其实验对象先为动物再及于人，后者其表面上较为慎重，而实际上动物与人究有不同，所以问题在于信仰与否。比如人吃少量巴豆必大泻无疑，而对小白鼠来说则多多益善，越吃越想吃，若把小白鼠之试验结果用之于人体，岂不谬哉！他始终认为，中药的药理研究必须从药物配伍入手、从复方研究入手，利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手段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从而使中药的现代研究更具有中医特色。
“我是采矿工程师，对于科学并不陌生，我深恶不学而好武断的人，所以我反对对于未读过一本中医药书籍的人，就一口认定中医为“不科学”。科学必须根据事实，无事实而遽作结论，其本身头脑就是不科学”。如中药的花、叶、根、茎各药用部位的药用效能分得很清楚，这就是科学；又如大黄用得少会健胃，轻度利尿，过量又会引起腹泻。这些都是累积几千年的人身实验所得到的科学实验结果。我们老祖宗以生命换取的宝贵经验，国人怎可将它看成一文不值，这点我不赞成。“中医靠祖宗吃饭，西医靠外国人吃饭”。我们要设法创造自己的东西不要仅是靠人家。更切忌拿别人的东西来砸自己的东西，这是最不应该，最错误的观念。我们千万不要相信西方人比我们聪明，在人文科学方面，我们远超过于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以前认为一切都是西方人的成就，现在经过英国李约瑟博士的发掘，证明许多东西，中国人早有发明，医学亦然，西人的观念都已经渐渐改变了，独有我们的崇洋自弃者还在入迷。中医之复兴，是中华文化复兴之一环，这绝对不是复古或排外，但也不同意媚外而排内，而是应融会中西医药学二者之所长，以创造世界最新最进步的医药学。真理无中西之分，文化成果应为全人类共享，西医今日所用的一切工具和材料，大部份为其它科学专家所发明，非西医所可自诩为独有，中医尽可使用。
自陈立夫担任台湾“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30年以来，大力促进台湾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大力推进海峡两岸中医药学术交流，被誉为台湾中医中药事业的“守护神”。
[ 本帖最后由 雪山红狐 于 2010/9/20 10:41 编辑 ] 方舟子还是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