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实若虚”与“大伪似真”——丁肇中的“无知”与何祚庥的“无所不知”
蒲 鹤 年
世界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40岁便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在接受采访或提问时，无论是本学科问题还是外学科问题，也无论提问者是业内人士还是业外人士，丁肇中最常给出的回答竟是三个字——“不知道”。国人初识者，无不谓之“怪”。
例如，2004年11月7日，丁肇中给南航师生作报告，有学生问：“您觉得人类在太空能找到暗物质和反物质吗？”他回答：“不知道。”又有学生问：“您觉得您从事的科学实验有什么经济价值吗？”他又回答：“不知道。”有学生又问：“您能不能谈谈物理学未来20年的发展方向？”他仍然回答：“不知道。”
据当事者观察，丁肇中教授回答“不知道”时，态度诚恳，绝非故弄玄虚或“卖关子”。这位科学家曾解释说：“不知道的事情绝对不要去主观推断，而最尖端的科学很难靠判断来确定是怎么回事”。
此前，2002年9月和2004年2月，丁肇中教授分别在上海交大和山东大学回答对口学科师生们更为专业的提问时，情况也是如此。尽管师生们的问题基本局限在丁肇中教授获诺贝尔奖的粒子物理专业，丁肇中教授竟然说：“拿诺贝尔奖，只是对很小的特殊领域有贡献，一个人不可能因为拿了诺贝尔奖，就把自己当成了什么都懂的‘万能专家’，对任何事情都可以评价，我可没这么大的能耐”。
无独有偶。2005年6月1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纳什在北京工商大学发表演讲后，一位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提问：“从博弈的角度，如何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这些对社会制度转型和演化的影响？”约翰．纳什听完后思考片刻，坦诚地说：“我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
以其“博弈论”蜚声世界的约翰．纳什，竟被一名大学生的博弈问题“问倒了”。令人大惑不解。因为上述问题显然具有自由发挥的余地，似乎一般人也能敷衍过去，而大师级权威竟然自称没有能力回答，这岂不是自损形象？但纳什却坦然平静，毫无愧色，更令人感到奇怪。
按我们的观念，世界知名的科学家理应是“万事皆通”的，然而大师们即使面对“本专业”问题，竟然不是“不知道”，就是“没有能力回答”，表现得如此“无知”，简直不可思议。
其实，这是我们少见多怪了。凡潜心于科学研究并颇有建树的科学家，无不如此。
在知识大爆炸的今天，一个人（即使是超天才）穷其毕生精力，能在一个学科的一个分支上有所建树并能提出部分真知灼见已属不易，在同一学科的不同分支仍属外行实为正常现象，更不用说其他学科了。科学态度与科学成就往往互为因果：只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才能使得科学家取得成功，而取得成功的艰难历程又进一步锤炼了科学家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由此可见，大师们的“无知”不仅不是什么怪异和丢脸之举，而且恰恰是某种“必然性”的正常体现。也是任何具有真才实学的科技工作者最为明智的选择。
对此，有人评论道：一个学者不管多么伟大，也不可能无所不知。即使在自己有所建树的本学科，也不可能做到无所不知，而且迟早会完全落伍。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常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但无损于一位大师的光辉，还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大师”所以成为“大师”的奥秘。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敢于对自己不懂的问题说“不知道”，不仅是一种气量，一种品格，也是一种境界。一个人特别是像丁肇中这样在世界上具有很大影响的科学家，如果在学术上没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对一些问题凭“想当然”表态，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是可想而知的。那样，失去的就不仅仅是面子，还有更可贵的品质和人格，还会给人类科学事业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
“大智若愚，大实若虚”。认可了上述道理，我们不仅会对科学大师们的“怪”肃然起敬，而且今后会自觉地将这种“怪”作为鉴别真、伪科学大师的试金石。如果现实当中有人成了无所不知的“万能大师”，人们就该当心了。
说到此，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我国的“万能科学大师”——中科院物理院士何祚庥。
“以常为怪”必然起因于“以怪为常”。我们之所以不习惯丁肇中等科学大师的“怪”，部分原因是我们早已先入为主地习惯了何祚庥这位无所不能的奇人之“常”。
尽管在国际科学界不为人知，但在国内，何祚庥院士的“全能性”可谓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你看他老人家，几乎是天天上镜，日日露脸。一会儿电视台畅谈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一会儿因特网宏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昨天侃克隆人技术展望，今日嗙《易经》文化反思。这边厢呼吁对股民征所得税，那边厢力主发行国家福利彩票；上能为城市提出“交通、建筑最佳模式”，下可为山区规划“农具、灌溉最优方案”；“环境商机与氢能经济”研讨会指点江山，“纳米光纤与沙漠产业”演讲厅激扬文字；文艺理论学术报告座无虚席，月球开发科技讲座引人入胜……
总之，何祚庥院士所到之处，都能从容不迫，侃侃而谈；应答如流，头头是道。“只有问不到，没有不知道”。涉及问题包罗万象，解决方案随手拈来。给国人树立了“无所不通、无所不精”的形象。哪里有问题难以决断，那里的决策者就会想起何院士。例如：正当南水北调工程拿不出理想的西线方案时，何院士很快就以“惊天地泣鬼神”的魄力提出了“用原子弹炸开喜马拉雅山引水北上”的“最佳方案”；当怒江建坝之争正反双方专家相持不下时，何祚庥、司马南、方舟子等应邀前去考察定夺。何院士一行怒江两岸“访贫问苦”兼观光不到一周，就得出了“怒江建坝是当地脱贫的唯一选择，不仅可行且刻不容缓”的“科学定论”，还顺手给反对建坝的生态环保专家们扣上了“伪环保”、“伪反坝”的大帽子。
如此全能之“通才”，真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因此，何祚庥不仅受到各级政府领导人的青睐，还受到年青一代追星般的崇拜。对于这些浮躁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人类，何祚庥的话就是“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例如，何祚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90%是糟粕，看看中医就知道了”的英明论断一出口，一批年轻“学子”便立即行动，很快，论证“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的文章就像文革大字报一样,铺天盖地上了因特网。
那么，自称主业是理论物理学家的何祚庥院士在学术上有什么造诣呢？
请看“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网站”“何祚庥主页”上的介绍：
何祚庥，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该同志任全国政协委员，曾任理论物理所副所长。现任理论物理所研究员、理论物理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博士生导师。过去的主要工作及成果：
何祚庥长期以来从事粒子物理及各种应用性问题的研究。其重要工作有层子模型的研究，复合粒子量子场论的研究，弱相互作用理论的研究等，先后发表约250 篇科学论文。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及多种奖励。他还曾从事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研究，是氢弹理论的开拓者之一。
何祚庥还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自然辩证法专家，在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也先后发表约300 多篇科学论文。在反对伪科学的斗争中，他旗帜鲜明，积极参加了捍卫科学尊严，揭露和反对伪科学等活动，社会影响很大。目前从事的研究领域：近年来，何祚庥从事中微子质量问题、中微子震荡问题及双β衰变理论的研究等。
主要著作有：《量子复合场论的哲学思考》(1997年)、《从元气说到粒子物理》(1999年)、《何祚庥与——1999年夏天的报告》(1999年)、《我不信邪——何祚庥反伪科学论战集》(1999年)。
真了不得，何祚庥院士竟然写了“科学论文”250+300=550多篇。多么惊人的数字啊！足以让有史以来任何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惭愧，更让中外文坛所有多产作家汗颜。
不过，作为一个有550多篇科学论文的中科院院士，其精选出来装点主页“门面”的主要著作——当然是最能反应其学术水平的代表作——竟然是几篇“政治挂帅”大作，真让人哭笑不得。须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沙子再多也变不成米。何祚庥同志的个人主页做成如此惨状既合情理也在意料之中。一生“以天下事为己任”的何祚庥同志，常年因“心潮澎湃、心系万事、心向八方”而“分心、忧心、烦心”，哪里还会有精力和时间去做那些需要“净心、静心、精心”才能完成的科研工作呢？国人历来宽厚，自然不会去与何院士较真，但这毕竟给“坏人”留下了攻击的口实，那些求全责备者和“一小撮阶级敌人”沆瀣一气，一直诬蔑何祚庥同志“不务正业”、“滥竽充数”、“除物理不懂，什么都懂”；甚至诽谤何祚庥同志的网页是“光屁股推磨——转着圈儿丢人”、“光屁股打灯笼——亮臊”、“光屁股上联合国——满世界献丑”；并戏称其名字应改为“何知羞”。这完全是“恶毒攻击”。
再看一下“氢弹理论的开拓者之一”的何祚庥同志在“两弹一星”事业中处于什么地位：
将关键词“两弹一星元勋”输入任意搜索引擎，立即可查到：
“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钱骥，姚桐斌，赵九章，邓稼先，王淦昌，彭桓武，程开甲，黄纬禄，屠守锷，钱学森，周光召，杨嘉墀，陈能宽，陈芳允，吴自良，任新民，孙家栋，朱光亚，王希季，王大珩，于敏，郭永怀。
十分不幸，名单上没有何祚庥同志的大名。一项重大科技事业充其量能有几个人可称得上“理论开拓者”呢？“两弹一星”元勋数量已多达23名，竟还没有囊括“理论开拓者”何祚庥同志。可见“理论开拓者”这个模糊概念的外延之大，足以使人们想起那个把行政领导、宣传干事、描图员甚至厨师都算作科技成果功勋的年代。
不过，何祚庥同志凭借在中宣部工作了五年和在中科院抓党政工作多年的丰富经验，经“后续努力”，其知名度远远超过了那些不重视宣传和“包装”的“两弹一星”元勋们。更为惊人的是，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钱学森先生，现在已成了《何祚庥同志反伪科学英雄事迹》中的反面人物，在多种场合被用来反衬何作庥同志的英明伟大。何祚庥同志频频在大、中院校作题为《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报告，每当他眉飞色舞地大讲特讲自己是如何同那个“坚决支持伪气功的大科学家”作斗争的动人事迹时，人们已搞不清在《何氏词典》中的“人、事、学问”是如何定义的了。“一小撮阶级敌人”也趁机“诽谤”何祚庥同志，说他的报告一贯文不对题，应当把题目改为《作孽，做秀，做学贼》才合适，又戏称其名字应改为“何作秀”。这当然是赤裸裸的阶级报复。
其实，像何祚庥同志这种类型的人，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存在。在低层社会，此类人物表现为信口开河，学一当十，连猜带蒙，夸夸其谈，不懂装懂，好为人师。一般总能获得一个滑稽的绰号，无非是“赵大忽悠、钱大吹，孙大侃子、李大掰”之类。但由于活动范围有限，时间一长，这些人就难免暴露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本质，以至成为当地人的笑料。
但何祚庥同志却能身经数朝，长盛不衰。虽一生未在自己所学专业有所建树，却能在几乎所有其他领域充当权威和裁判，大有包打天下之势。这本是古今天下奇闻怪事，但我们的各级政府和网络一代却习以为常。我们不得不将此现象称为“何祚庥现象”。
在一个没有伟人、没有英雄的平庸时代，“何祚庥现象”或许既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又是这个时代的象征。“适者生存”，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真理。在我们这个早已形成“逆向淘汰”机制的政治生态大系统中，依附于政治的科学生态系统，必然也在演绎着同样的自然选择法则。在政界，何祚庥同志科学知识纵横百科，口若悬河。因而被误认为“著名科学家”；在学界，何祚庥同志政治理论涉猎诸家，妙语连珠。因而被误认为“著名政治家”。随机应变，左右逢源，上能见风使舵，媚君邀宠；下能逢场作戏，哗众取宠，是何祚庥同志能够立于不衰不败之地的处世秘诀。
谨以下列问题，结束本文：
1、“假作真时真亦假”。丁肇中，何祚庥，同被尊为“科学大师”，表现却有天壤之别，一个“无知”，一个“无所不知”。用现代中国“学术打假”专业行话问：谁真？谁伪？
2、何祚庥层出不穷的惊人科学高见(诸如人类不需敬畏自然，炸喜马拉雅山,中医是伪科学、大力提倡克隆人等)以及一贯“人到点子到”的拍脑袋作派是出于“艺高人胆大”，还是出于“无知者无畏”？
3、祖国大陆至今未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但却有了世界绝无仅有的“万能科学大师”，我们应该感到自豪，还是应该感到耻辱？
4、孤掌难鸣。在当前普遍重视“包装”的年代，何祚庥成功地将自己包装成了“万能科学大师”，煞有介事地到处高谈阔论，指手划脚。这固然是可鄙可笑，但我们的一大批唯物主义理论培训出来的各级政府官员竟然言听计从，奉为圭臬；更有一堆稀里糊涂的媒体记者诚惶诚恐，如蝇逐臭。显现了一种群体盲目与无知，这是可笑还是可悲？
5、荒唐而又愈演愈烈的“何祚庥现象”与当前我国学术界的学术浮躁之风同根同源，还是互为因果？
6、《中国反伪字典》里是否应增补[伪院士]、[伪科学家]、[伪氢弹理论开拓者]、[伪论文]、[ 伪万能科学大师]、[伪打假]、[伪反伪]等词条呢？
7、“大奸似忠，大伪似真”。在“伪万能科学大师”何祚庥面前，张宏堡、张宝胜、严新、李洪志等"伪气功大师”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鹤立鸡群的“伪中之最”何祚庥大师，老谋深算，“高瞻远瞩”，贼喊捉贼，假戏真做，通过出卖上述鼠辈同类，金蝉脱壳，欺世盗名，摇身一变竟成了“反伪先锋”。可谓对当今浮躁社会之辛辣嘲讽。中国各级学术打假战斗队的科学红卫兵小将们，我们到底应该将何祚庥立即列入重点打假对象，剥去其画皮，还是继续由他天南海北忽悠下去，直等到喜马拉雅山被原子弹炸毁并导致震惊世界的大灾难后再翻然醒悟呢？
１９５５年１月，毛泽东在一次关于中医工作的讲话中说：中国６亿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医，不是靠西医，因为西医的人数很少，中医对人民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以中医为主,居然较好了维护了人民的健康.今天,据说我们强盛了,可是,连白领上医院都有点心底发慌?何故?
----------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国学大师章太炎是铁杆中医，楼主怎么漏掉了？
呵呵,请先生补上.
章太炎（1869年～1936年），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杭人。他是鲁迅先生的老师，近代中国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和学者。他的学问博大精深，对文字、音韵、训话、经学、诸子、史学、哲学、佛学等均有深邃的研究。太炎先生又很精通医学，曾对中医学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他在此方面的成就，与其他学科相比，也毫不逊色，可惜少被人知。
章太炎先生出身于世医之家，用他自己的话说：“吾家三世皆知医”。他的祖父章鉴，“少习举业（指准备参加科学考试），以妻病误于医，遍购古今医学书，研究三十年。”后来成了一名为乡人治病的专业医生。他的父亲章浚也是“生平长于医，为人治病辄效。”尤其是他的伯父章钱，更是当地一位医术精湛的名医，并且在医学上曾对幼年的太炎作过多方面的指点。从1890年起，章太炎跟从汉学大师俞樾先生学习深造7年，尽得其传。俞樾既精通国学，又兼通医学。太炎先生深受其影响，不但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系统的研究，也为进一步研究医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章太炎先生因支持戊戌变法，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反对表世凯称帝等，先后多次被捕入狱，也曾多次逃亡到日本。他在第3次亡命日本期间，曾搜求宋、明医书精本，收集各种古代医方验方，分类撰编成《手写古医方》。1911年辛亥革命后，章太炎先生回到中国，又因“二次革命”失败而被袁世凯囚禁3年。在此期间便悉心钻研医学。他于1913年写信给夫人汤国梨说：“翻阅医书，此为性之所喜……家中医籍尚多，务望保藏勿失。昔人云，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此吾人之志也。”他在1914年又给夫人写信说：“平生之好，又在医学。君亦当涉猎于此，愿同注意。家中颇有医书二三十部，皆宋明精本，数年搜求，远及日本，而后得之，望为我保持也。”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后，章太炎先生恢复了自由，出狱后继续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各种革命活动，同时也从未放弃过对医学的精心研究。
太章先生曾患黄疸，竟然“自治得愈。”后来又病“宿食”，依旧自开处方，初以平胃散治之，引起发热；复服小柴胡汤四五剂，仍然无效。他只好去找当地名医仲右长求治。仲医生说，您所开的处方倒也不错，但不该将小柴胡汤原方中的黄芩减去而加芍药，这是一个小小的失误。现今应恢复使用黄芩，去掉芍药，再减少一点生姜的用量就可以了。按照仲医生修改过的处方服药，仅仅服用2剂就取得了良效。太炎先生深有感慨地说：“增损一味，神效至此！”从此以后，他治病更加严谨，医术也不断地得到提高。他除了自治疾病之外，也曾为亲属或友邻开过处方，还曾为邹容和孙中山先生开处过药方。这些处方大多蕴含着太炎先生在医治疾病方面的某些精明独到的见解。
章太炎先生以儒攻医，他虽然不是临床医生，但因根底雄厚，高瞻远瞩，曾发表过不少具有精辟见解的医学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于上世纪80年代曾组织有关专家及章氏家属，重新搜集整理出版《章太炎全集》，共分为8册陆续出版。其中第8册为医学专论，共收载医学文稿134篇，直至1994年12月才出版问世。在上述134篇之中，涉及中国医学史的有3篇；为某些医学论著撰写的序文有7篇；对各种医籍作考证的有7篇；评论医术的有15篇；研究《伤寒论》的有23篇；研究《全匮要略》的有12篇；研究温病的有9篇；研究杂病的有7篇；研究方药的有12篇；研究中医基础理论的有7篇；研究中、西医学汇通的有12篇；给当时某些医家所写信函有12篇；其他如医学建议、提辞及为医学名家撰写挽联等有8篇。这些文稿大体上反映了章太炎先生各个时期所参加的医药活动及其主要医学研究成果。
太炎先生最推崇张仲景，曾经撰写过《张仲景事状考》，对张仲景的生平特别是出任长沙太守的历史作了精确的考证。他在《医术评议》中赞颂张仲景说：“精而不迂，其惟长沙太守。”他针对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所发表的论文也最多，共有35篇。他认为张仲景所倡导的辨证论治原则处方用药方法，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解决临床上所碰到的许多实际问题和疑难问题，因为有良好的疗效。他在论述温病的篇章又指出，包括流感在内的各种急性传染病，同样应当运用张仲景所倡导的辨证论治原则去加以诊断治疗。
章太炎先生还热心于中医教育。1927年，中国医学院在上海创立，公推太炎先生为首任院长，先生欣然就任。这是上海最早筹办的一所教学条件较好的中医高等院校。学院共招收学生13期，造就医学人才甚众。1928年不少医学专家共同创办上海国医学院，同样推举太炎先生为院长，太炎先生亦毅然就任。学院的发凡起例，皆由太炎先生亲自手订，并为《上海国医学院院刊》亲笔提写刊名。该校在办学的过程中，注意抛弃中、西医之成见，采取中、西结合的方式办学。
1934年太炎先生迁居苏州，又应邀出任苏州国医专科学校名誉校长和国医研究院院长。他亲自为校刊《苏州国医杂志》题写刊名，并为学校书写了“诚敬勤朴”4个字的校训。他还定期为师生讲演，亲自讲学，一直关心着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深受师生爱戴。他毕生对中医教育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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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是越辩越明，我们要争取把反中医的十个名人加入到挺中医的行列中来。
可能越是反得厉害，挺得时候比谁都积极。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有祖国中医几千年的
文化底蕴做支撑，怕啥啊。。。
邵华将军与中医的不解之缘
武汉中医曾解颈椎疼痛
被称为“韶山的红杜鹃”的邵华，数十年如一日穷钻她的专业。在外出搜集资料和参加活动时，她都随身携带照相机，将工作与摄影紧密结合起来。她以孜孜不倦的精神与超乎寻常的毅力，完成了人物专访、革命旧址、风光风情、纪念活动、舞台、花卉等十几个摄影专题。为了拍好一个镜头，常常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保持一种姿势，全神贯注，所以也常常累得腰酸背痛。
1990年杨开慧烈士诞辰90周年之际，邵华将军回湖南祭奠杨开慧烈士和毛主席，毛新宇跟随母亲一同前往。在回北京的途中，邵华将军路过湖北，探望母亲张文秋，张文秋是湖北京山县人，也是位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巾帼英雄。在武汉，邵华将军与中医结下不解之缘。
1990年夏，东湖的荷花正是盛开之时，当时的邵华将军作为一名摄影艺术爱好者，闲余时间非常喜爱拍摄荷花，一拍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忘记了自己颈椎已僵硬疼痛难忍。
到了晚上，竟已疼得不能入睡，由于颈椎压迫神经还出现了恶心、呕吐。随行的毛新宇非常忧心。省领导知道了这件事后，就介绍善于中医按摩的武汉市医科所尉孟龙医师给邵华将军进行中医治疗。在江汉饭店，尉医师对邵华将军施以针灸、按摩，三天后邵华将军的颈椎疼痛终于得到减缓。
对中医寻根问底
邵华将军对事物非常严谨，感受了中医的神奇疗效后，她问为她做治疗的尉孟龙医师：“一根针扎一下为什么这么有效？”尉医师回答她：“针灸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穴位扎得准，血流的速度可以增加一到三倍；扎得不准，对身体就不起作用甚至对身体有害。”
尉医生还给她举了个例子说明中医是有科学根据的：有些妇女怀孕时如果胎位不正，用艾灸扎孕妇的至阴穴，从B超上可以看到小孩在子宫的运动，如果扎别的地方就不起作用。邵华将军听得聚精会神。
后来邵华将军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尉孟龙医师保持联系，向他询问中医方面的事。2003年夏邵华将军再次犯病，尉医生到北京专门为她做了治疗。邵华将军还将尉医生推荐给她的朋友们，一起在她的住所做了体验。
2005年秋，尉医生到北京办事时也抽空去看望邵华将军，受到邵华将军一家热情的款待。他们又对中医问题进行探讨。在谈到中医的阴阳五行说被批评成迷信时，邵华将军说：“人们不认识的事物不见得就是不科学的。”正是因为邵华将军对任何事都持科学审视的目光去看待，造就了她在政治，文学，摄影等各方面都有建树。
邵华将军鼓励尉医生说：“我国的中医博大精深，你们这一代人既有理论又有实践，要担负起中医发展的重任，为中国和世界人民做贡献。”
讲述毛泽东和中医的故事
邵华将军告诉尉医生，她对中医的热爱也受毛主席的影响。毛主席曾多次给她讲自己和中医之间的渊源。
在延安革命时，有一次，毛泽东患了肩周炎，他试了针药疗法，但当时疗效不是很好，于是请了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为他进行中医的推拿治疗，一周的推拿治疗后毛泽东康复如初。毛泽东也因此加深了对中医的了解，常和李鼎铭先生切磋中医理论。毛泽东曾患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往往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李鼎铭为毛泽东切脉之后，很自信地说，吃四服中药就可以好了。吃完后，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动自如了。
1955年4月，毛泽东在杭州邀请著名针灸专家、卫生部副部长朱琏一道吃晚饭，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一书。毛泽东对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开饭时，毛泽东举杯：“祝针灸万岁！”
●在武汉拍荷花引发颈肩关节痛 ●武汉医生曾三次为邵华针灸治疗 ●对中医的浓厚兴趣源于毛泽东
■记者 毛茵 实习生 杨烁
希腊公主和中医的不解之缘
“我喜欢中国，中国的中医药有神奇的力量，让我丢掉拐杖，重获健康和快乐”，希腊露拉公主说。
8月14日上午在北京远望楼饭店，记者见到了EAWC协会（欧美妇女协会）主席希腊公主露拉。50岁左右的她，中等个子，金色短发，身着绣着红色牡丹花的中式对襟丝绸上衣。
露拉去年患上乳腺癌，术后左腿因血液循环不畅，患了严重的静脉曲张，左膝不能弯曲，疼痛难忍。“我每天靠着拐杖走路，左腿疼得有时候无法忍受，我就拿刀子敲自己左膝处的骨头。医生怀疑癌细胞转移到了腿部。”
“我并不了解中国的中医药，在纽约有很多人做针灸，但是自己并没有体验过。”当露拉的好朋友，世界和平慈善基金总会会长张田女士建议她看中医时，露拉并没有信心。
“但是三次针灸以后，我觉得中医太神奇了！”露拉1个月前来中国接受中医针灸治疗。第一天，左腿的肿消了；第二天，腿不疼了，可以不用拐杖；第三天，用露拉的话讲，“就可以跳舞了”。
与露拉一起寻求中医治疗的还有她的亲家卡达丽娜。因车祸受伤，卡达丽娜的腿肿了10多年，行动很不便。也是经三次针灸治疗后，卡达丽娜的腿消肿了，15年没穿高跟鞋的她，做完针灸后的第一件事就去买高跟鞋。
当露拉返回美国，曾为她治病的医生非常惊讶。得知露拉在中国治疗的故事，美国医生对露拉说，“真神奇，下次也把我带上吧，我去学习中医”。
露拉对记者说，“中国是一个有着灿烂文化的国家，我要把中国特别美好的东西和特别传统的东西介绍给我们国家和欧洲国家的朋友，以报答中国中医给我和我的家人带来的健康”。
这次来北京，露拉把她的家人都带来了，除了看奥运会，她的丈夫、女儿、女婿还要体验针灸。
“我很崇敬和感激中国古老的文明对世界的贡献。中医治好了我的腿，我和中医的缘分，就像中国和希腊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中国正在举办奥运会，中国每一个人脸上的笑容都特别灿烂，当中国人微笑着对我说‘你好’时，我内心感到很高兴，也为中国人感到高兴”。
露拉说，她打算今年12月带欧洲的朋友再次来中国。 “我要成为中国的使者，让世界了解中医，爱上中国。因为中国有‘beautiful people, beautiful heart，and beautiful soul’（美丽的人，美丽的心，还有美丽的灵魂）”。（记者柴 玉 ）
柏杨先生的《投奔中医记》
以下是从柏杨先生的《投奔中医记》中节选出来的：
一位朋友，被我借钱看病借急啦，有一次抓住我领口，用武林高手的锁喉战术，吼曰：“老头，你下跪也没有用，一文不给。要看病，我陪你去找西医，费用我包。”于是立刻又被押解秦重华大夫处。秦大夫亲自把我送到他的一位眼科朋友处，检查对果，学名是“黄斑部变性”，据说只有何仙姑下凡，才有希望。该朋友悻悻地掏出银子，摔到地上，我就检起来仍去继续投奔中医。敬告读者老爷，我现在的尊眼除了看书看报有点差劲外，对于其他，看啥都行。看电影，看电视，尤其是看女人，无不得心应手，而且开起汽车来，更为灵光（如有仁人君子送我汽车，只管送好啦，不要客气）……中医中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弃儿，被丢在阴暗的角落，一面任它自生自灭，一而嫌恶它为啥不去上学堂呀。中医之所以没有经过整理，大概是学医的中国同胞，都立竽见影地要挂招牌，马上赚钱，很少肯在不能马上赚钱的药理上下工夫，遂使弃儿一天比一天骨瘦如柴。再熬个几十年，如果仍没有伸出援手，中医这个优秀的文化结晶，恐怕要从地球上扫地出门，这不仅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人类文明的损失。
不科学是中医最严重的致命伤。有时候看见有些中医老爷，口中念念不词，不像是治病，倒像是一位巫师在做法场，真能使人跃跃然想动脚踢其屁股。但事实上中药有其潜在的科学结构和科学原理，只是我们还没有弄明白那结构和原理的真相。傅斯年先生因为家人被中医治死，以致恨中医入骨。可是被西医治死的人更多。
呜呼，凡是反对中医的朋友，包括傅斯年先生在内，几乎全都死在西医之手（除非老天保佑你，掉到河里淹死，或被汽车撞个魂归离恨天），却是没有人反对西医。
柏老就知道至少有一位洋大人对中医佩服得五体投地，提起此人，家喻户晓，乃美国前副总统洛克菲勒之父，第一任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之子，老洛克菲勒是也。想当年老洛克害了眼疾，以他的银子，自不必像柏老一样发愁进当铺，可是再多的银子也治不好尊眼，走遍了英、法、德、奥。最后垂头丧气来到了中国，中国朋友就用一种不值几文钱的草药灌之，本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心理，料不到竟灌得他重见天日，使他对这个古老国度的医药，吓了一跳，就在北平建了一个迄今闻名世界的协和医院，专门研究中国医药。可惜的是，协和医院每天忙着看病，看病可以赚钱，而研究却是肉包子打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