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万富翁骗药记
浙江绍兴一身价过亿的房产商，为治疗父亲的肿瘤，藏富装穷，申请中华慈善总会的援助项目，骗取了价值51万余元的药物。撰稿·应 琛(记者)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和忠告。
但如果“君子”前面多了个“伪”字，这“财”瞄准了“慈善捐赠”，“取之有道”被曲解为“巧取豪夺”，那么“宝贵遗产和忠告”就活脱脱地演绎成了一场道德沦丧、蔑视法律的社会“杯具”。
在浙江绍兴就曝出了这样一个“富翁装穷骗药救父”，乍听之下的“感人杯具”。故事的主人公陈峰父子家财万贯。2008年之初，陈峰私刻公章伪造公文，从2008年3月4日起，骗取中华慈善总会名叫“格列卫”的药品，为父亲陈幼兴治疗小肠恶性肿瘤之用。这一骗就骗了一年多，截至2009年11月17日，陈幼兴共领取“格列卫”胶囊17盒，片剂6盒，共计23盒，按照当前的市场价值来算是511500元人民币。
据相关规定，这是中华慈善总会的援助项目，只有贫困户才可领取这种药物。且不论陈家父子涉嫌诈骗与否，那需要司法部门来调查判断，但他俩的行为无疑侵犯了公共利益。要知道这些药品是应该救助那些没钱医治的患者的，他们如此这般的“掠夺”，不异于“掠夺”他人的生命。
陈家：身家过亿的“贫困户”
这是一个怎样的富翁？
目光锁定在了绍兴市越城区东浦镇强头村一幢独立的三层别墅上，仅靠目测，该别墅面积约为600平方米。别墅的正对面是一排车库，其中不乏宝马、奥迪这样的名车。透过围墙的栅栏，一楼的院子内，两名保姆正在带孩子和洗衣服。然而就在这样的大白天，别墅的大门紧闭，门口站着一个自称是“保安”的中年男子。
这里就是陈峰绍兴的老家。显然任何视力健全的人只要到这儿一看，就知道他们家并不是所谓的贫困家庭。
一份据说是“陈峰部分家产”清单上列出，陈家在绍兴市区有一套近300平方米的公寓，在上海有2套公寓、1幢别墅，在江苏昆山有双拼别墅一幢。除了宝马X5、奥迪A6，陈家还拥有现代、本田越野车，以及面包车和一些工地用的普桑数辆。在临安兴盛置业公司、杭州周通贸易有限公司，陈家都占有很大的股份，而这两家公司注册资本都在几千万元。另外，在杭州、上海、太原、贵阳、昆山等地，他们都有工程以及房地产项目。
陈峰的父亲陈幼兴现年60岁，没念过书。早年，他因在上海承包工程发家，2003年检查出患有小肠恶性肿瘤，2004年手术治疗。同年，陈峰从南京理工大学毕业，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并将生意做大，如今在杭州、上海、太原和贵阳都有房地产开发或工程项目。
陈幼兴患病后，开始长期服用“格列卫”，效果不错。使用“格列卫”每个月需要2万多元，一年算下来得二三十万元。2007年，陈幼兴腹腔发现复发病灶，经上海肿瘤医院注册医生推荐申请项目。
在中华慈善总会，记者得知，申请格列卫捐赠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对症用药，即符合国家药监局规定的格列卫的注册适应症；二、贫困群众，具体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低保户可以直接接受援助；另一部分是不享受低保的相对困难群众，将采取自己负担一部分、慈善机构援助一部分。
随后，符合条件的患者向项目办提出申请，依照项目办的要求填写经济调查表，并提供能够证明经济状况的法律要件(如：个人身份确认材料、困难状况证明的相关材料，个人收入申报及证明，以及服用药品的记录情况)。
于是，在记者拿到的一份中华慈善总会“格列卫病人援助项目患者经济评估申请表”的材料中，记者看到，陈幼兴在2008年1月29日签署过一份《承诺书》，其中申明了其身份是“没有参加任何社会医疗保险、公费医疗以及任何商业保险的困难群体患者”。材料上声称，陈幼兴家庭年收入5万元，自1964年7月到1978年6月一直在家务农，1978年至今为绍兴市兴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一名普通职工，每月工资1000元。其家庭不动财产为房屋1套，无其他资金来源，有单位办公室主任签字证明并盖有公章。
而在其中另一份“患者家庭成员经济情况登记表”上，其子陈峰，身为房地产公司老总，上一年年收入一栏赫然写着“28000元”。
身家过亿的“特困户”陈幼兴自2008年3月4日开始，享受起了中华慈善总会的药物援助。
而今，东窗事发，陈家的态度又是怎样？陈幼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在村里经济条件只能算中等，他承认申领了援助药物，但这是儿媳妇董某帮忙办理的。陈幼兴的老婆徐某也将责任完全推在了儿媳身上，“申请、拿药什么都是她办的，你去问她”。除此之外，陈家拒绝透露其他情况。
在陈家所在的村子，记者也了解到，村民包括村委会对富有的陈家人评价并不好。村民说，陈峰第一次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了，现在第二次结婚，女儿才一岁多，又开始闹离婚。
儿媳：坚决反对毁了我的婚姻
这陈家人口中的儿媳董某，如今又身在何处？据悉，小董已回到邻村的娘家居住。这些日子，在接受公安机关的调查，各地媒体要求采访的同时，她还不得不忍受着母女分离的痛苦，处理一段无法挽回的婚姻。
几经周折，小董最终答应了《新民周刊》的采访。但她坚持电话采访，且不能用手机，理由是怕被“监听”。
对于此事，记者在小董那儿得到了一个与陈家人完全不同的版本。
2007年10月的一天，这是小董与陈峰相识的日子。当时的小董无疑是幸福的，觉得找到了这辈子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于是，在仅仅交往四个月之后，两人于2008年1月举行了婚礼。
“我俩属于闪婚。”小董做梦都没有想到，这段婚姻仅维持了20多天就出现了裂痕，“2008年1月底，陈峰说想送我出国留学，需要一份我的学历证明。”
当时的小董觉得嫁了一个疼爱自己的老公，满怀欣喜地去了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可当小董拿着学历证明回家给陈峰时，陈峰的反应却给了小董当头一棒，彻底击碎了她的美梦。
“他当着我的面把这张证明交给了他表弟，让他表弟去刻一个假的。”在小董的逼问下，陈峰道出了整个“骗药”的计划，“原来他并不是真的要送我出国，只是想要那个章的样子。我们结婚才20多天，他怎么可以这样子骗我，而且还是去做这种事。”
回忆起这段不快的往事，小董在电话那头几经哽咽：“陈峰家很有钱，每年20多万元的药费根本不算什么。我胆子很小，总觉得做这事是不对的。那之后，我也一直劝他去自首，把这钱还给人家。我和陈峰、他们家的矛盾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小董告诉记者，她始终对陈峰抱有一丝希望，希望能和这个男人过下去。有了女儿之后，则更是如此，希望陈峰有朝一日能改过。但每劝一次，她与陈峰之间的裂痕便更深一些。终于在2009年下半年，两人的矛盾从争吵升级到了大打出手。
这一打使得小董心灰意冷，决心离开陈峰，并在今年11月向当地的公安局报了案。“但公安局当时的说法是，私刻一枚公章不属于犯罪，如果说是诈骗，则应该有北京的警方立案调查。”小董很怀疑调查的公正性，因为她录完口供后，陈峰就跟某大队长在吃饭，“后来是媒体介入，去公证处调查，对方报的案。”
小董说，现在面对陈家人的指责，她很坦然，她什么都没做过。“在任何材料中都看不到我一个字，一个签名。现在应该是他们证明这事是我干的，而不是我自己去证明我没干过。”小董略显激动，“据我后来了解，陈家一直是在上海的一家药房拿药。只要去那里求证就能知道谁在说谎。”
采访中，小董有好多次欲言又止，她坦率地表示现在正在处理离婚官司，律师让她不要和媒体说太多，“我当初的坚决反对已经毁了我的婚姻”。
确实，当爱情已成往事，除了对女儿的牵挂，一个女人应该多为自己打算。
随后，按照小董提供的线索，记者联系到了中华慈善总会在上海的指定发药点。负责发药的毕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已接到北京发来的邮件通知，从11月起就暂停给陈幼兴发放药物。
“每次都是陈幼兴亲自来取药的。我都要看到他本人才能发药。但拿药时签名可能不是他本人签的，有时他儿子也会陪他一起来。”毕老师说，发药的流程完全按照慈善总会的规定，他们这里没有差错。
慈善总会：陈幼兴只是罕见个例
此事经媒体披露之后，绍兴市委宣传部表示，现已成立了特别调查小组。目前，包括陈峰父子、陈峰妻子董某都被调查。陈的表弟因帮忙私刻公证处公章，也在被调查之列。
重压之下，中华慈善总会也在12月2日，通过民政部网站就此事正式作出回应：证实陈幼兴通过私刻公章、伪造公文，骗领中华慈善总会格列卫慈善援助药品。
中华慈善总会格列卫援助项目办主任钱钟民说，陈幼兴提供了项目办所要求的所有资料，虽然涉嫌造假，但从材料上看，在程序和内容上符合受助条件，故获得了批准。
“发现此问题最先是11月15日总会接到知情人的举报电话。16日浙江省慈善总会会同当地慈善总会派人调查核实此事，向总会反馈结果。基于情况基本属实，项目办于11月17日致函患者陈幼兴，告知停药决定，并于当天通知上海发药点及浙江省慈善会停止援助陈幼兴。11月20日在总会再次接到来自举报人的举报信。11月23日项目办致函陈幼兴，先告知我们的决定，并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责任。”钱主任说。
钱主任进一步表示，陈幼兴的行为是否触犯了法律，需要由司法部门依法裁定。总会将密切关注态的发展，并依据具体情况，在职权范围内进行处理，保留追究他责任的权利。
陈幼兴骗领赠药这么长时间，如果没人举报，中华慈善总会能够发现吗？
对此，钱主任解释说，对患者的审批，主要着眼于患者的诚信，以及各个环节的制约，涉及患者家庭、个人隐私等复杂情况，的确没有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逐一入户调查。而陈幼兴居住在绍兴，却在上海就医、领药，容易掩盖真实情况，无论是医生或发药人员都很难发现漏洞，项目办更难彻查。
至于为何没让绍兴市慈善总会或基层组织帮忙核实，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表示“任何严重的造假和欺骗行为终会败露，即使他侥幸于一时，但绝不可能永远得逞”。
上海原本律师事务所的朱平晟律师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单从事件本身的法律角度看，本次事件的父子二人存在多个行为违法，涉嫌诈骗罪。
“父子二人一系列行为显示：在主观上，两行为人具有骗领药物的故意；客观上，他们通过种种造假手段，虚构了符合贫困家庭标准的事实，从而在客观结果上实现了长期骗领药物的目的。这就完全符合了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当然，现在只能就表面现象而论，更多的事实细节有待公安机关侦查后才能确认。”朱律师说。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为什么两行为人能够轻易得手，且骗领药物达一年以上而没有被发现？朱律师指出，这就对尚未出台的《慈善法》提出了一个拷问。《慈善法》要规范慈善机构的种种行为，同时也应当完善慈善救济的审查制度。在法律层面上，更为了解本地区居民情况的基层政府机关(如街道、乡镇等机关)应当肩负审查责任，严查造假行为，杜绝“富人领救济”的荒唐情况再现。
诚然，对于陈峰的行为，有人谴责为“为富不仁”，认为这是急功近利、金钱至上以及部分富人投机取巧的思维惯性导致的人文精神贫乏引发的事件。但冷静下来仔细思考后，骗药行为自然是要谴责的，那慈善总会是否也需要谴责呢？
“穷人”得不到救助和治疗，而富豪却能通过层层审查拿到国家援助药品，这的确令人反省。上报材料的真伪确实很难核实，全因项目受助人分布在各地。不过，既然中华慈善总会接获投诉后可以委托绍兴市慈善总会去核查，为何不可以将上报材料核查工作也委托给上报人所在地方的某个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富豪骗领免费药品不仅仅是其个人的道德沦丧，相关部门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公众对免费药品流向的不知情，助长了陈峰之流大肆作假的胆量。
在不同的时代，为了保证社会和谐发展，法律是不可或缺的。亿万富豪骗领免费药品再次提醒人们：侵犯公共利益没有成本或者成本很低，而成功率却很高。一句“从慈善总会的人力和成本考虑，不可能对每个人进行详细的评估”，一句“陈幼兴只是极为罕见的个例”，显然并不能完全取得公众的理解，不能从根本上打消公众的质疑。
慈善机构不专业
上海慈善事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卢汉龙则在采访中告诉记者：“对于慈善，我们不应有太多的质疑，太多无证据的质疑会吓走有心做慈善的人。在中国慈善环境不规范的情况下，这只是仇富心理在慈善领域的一种不成熟表现。”
在他看来，“富翁骗药”源于中国慈善机构的专业性不够，“虽说慈善总会是民间组织，但实质上各地的慈善总会都挂靠在当地的民政局之下，由民政局统一管辖。但这样做不是很专业规范，募集物资和实施捐赠的应该分开，不应由统一机构负责，应做到透明公开。此外，我们缺少专业的人才，很多管理慈善基金的人都是年长的退休干部，没受过专业的培训。”
卢汉龙也暗示，各地慈善机构中也发生过“徇私舞弊”的事情，“这还是跟我们的慈善文化有关。比尔·盖茨捐赠为何不受质疑？那是因为美国的慈善事业有70多种法律加以规制，才能如此正当地发展。”
慈善总会用的不是公款，但还是要对捐献善款的人负责的。“骗药”的就算只有一个，但一个也是失误，对于中国慈善事业，至少要有教训，努力去完善其管理制度，制定相关奖惩办法，从而逐步实现一个公正、公开的慈善环境。
来源：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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