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偏僻农村成为艾滋病防治工作中薄弱环节
在2009年12月1日——第22个“世界艾滋病日”来临时，黄晓等感染者们的讲述，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触目惊心的画面。湖北崇阳，这个中部小城的艾滋伤痛，折射的是整个中国艾滋病防治、检测和治疗的方方面面。崇阳艾滋病感染者哀愁录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 刘 长 发自湖北崇阳
崇阳农民黄晓在2008年8月的一个午后，陷入了一片绝望的境地：3辆汽车呼啸而来，停在他家附近，车上下来的一群陌生人，在村干部的陪同下，直奔他家。
来人劈头就问：“你知不知道？”黄晓一愣：“我知道什么？”“你得了艾滋病。”
黄晓顿时“人都傻了”，望着满屋看热闹的同乡，他“脑袋里面一片空白”。
流言像长上翅膀，迅速飞过他家门前的小山。“我下午两点知道这个事情，两点十分，起码20里外的人已经知道了。”回想起那天，黄晓仍心有余悸。
从那天开始，除了崇阳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名单上又增添了新名字——最新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9月底，崇阳县共发现73名感染者，其中72人是农民，59人是外出打工期间感染。只有3例是吸毒和输血感染，余下70例全是经性途径感染。
又一户普通的崇阳农家，走入了“艾滋魔咒”：贫穷使他们出外谋生，纷繁复杂的外界除了赋予他们财富，还有病痛。当他们回归家乡时，多年积蓄在病魔的肆虐下一扫而空——他们从贫穷出发，又回归贫穷。
“我们这里是山区”
“第一例也是出去打工传染的，经济落后就出去打工，知识落后嘛，就不顾及了。”
如果忽略艾滋病带来的阴霾，这里的确是一片美丽的土地：村庄散落在山林和河流的两侧，河流均清澈见底。早晨，有妇女在河边洗衣，男人牵着耕牛涉水而过。
这是鄂南山区的崇阳县——距离武汉市157公里。任何来到这里的人，都无法把这静谧的村落与面目狰狞的艾滋病联系在一起。2000年7月，崇阳发现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发现第一例时，我们的检验人员都不愿意搞，连医生都害怕。”
崇阳县疾控中心退休干部陈德甫还依稀记得当时的情形。“第一例也是出去打工传染的。”陈德甫说，“我们这里是山区，经济落后就出去打工，知识落后嘛，就不顾及了。”
地处山区的崇阳，耕地很少，时至今日，农民黄晓家中只分得一亩五分地。“一家三口的口粮都成问题”，“经济落后”也是这里每位采访对象挂在嘴边的话。
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初生人，黄晓的阅历远超出了他的年龄。15岁那年，小学毕业的他，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姑夫把他介绍到广东佛山一家工厂，此后，他四处奔走迁徙，从佛山又去了广州、上海，干过送奶工等各种营生。“除了没贩毒，没干过犯法的事，什么都做过。”
黄晓的经历在崇阳人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选择。“崇阳县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显示，这个47万人口的县里，有58370人在外打工。此外，统计还显示，这支近6万的打工大军中，40岁以下的中青年占到了90%。
1996年，当黄晓成为佛山一家纱布厂工人的同时，19岁的女孩徐虹也进入广州一家工厂打工。外部世界向这个涉世未深的农家少女展现了狰狞的一面。
在工厂，她遇到了她的前夫——另一个崇阳农民，生活随之彻底改变。很快她就认清了前夫的真面目：这个男人既嫖又赌，在将徐虹骗到手后，他竟然逼徐虹出卖肉体，然后将换来的钱挥霍。
前夫家里也很穷，“什么也没有”，徐虹频繁地“接客”，为前夫家里盖起了房子。但一切仍然无可挽回地结束了。“我发现挣的钱都被他在外面喝酒、吸毒、找女人，没办法就离婚了，小孩他不给我，我什么也没拿就被扫地出门了。”
黄晓和徐虹外出闯荡的年代，某种程度上像是工业革命初期的英国。那时，狄更斯曾这样感叹：“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
“谁有这个病要被关起来”
艾滋病在中国的主要传播途径为吸毒者共用针头、不洁净的血清采集和不安全的性行为。
2007年3月，黄晓和妻子回乡完婚之前，他已在繁华的上海拥有了一个水果摊——这是他10多年打工生涯的结晶。最多的时候，他们一天能挣两百块钱。
但这个城市依然不属于他们。一次妻子感冒了，“打一针就花了90多”。黄晓去拿药时发现，同样的药本地人只要30多。他由此得出了“大地方，花不起钱”的结论。
这样的经历，无疑将黄晓这样的外地农民工，驱赶到收费相对低廉的医疗机构。黄晓不知道的是，在那些服务外地打工者的廉价诊所里，无论是注射还是血液采集，都隐藏着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2002年，联合国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艾滋病在中国的主要传播途径为吸毒者共用针头、不洁净的血清采集和不安全的性行为。
黄晓不沾黄赌毒，父亲在世时，他连烟也不敢抽。后来，他也试图搞清楚自己是如何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除了在外地打工时几次抽血的经历，他找不到其他怀疑对象。
艾滋病知识匮乏的还有曾是性工作者的徐虹，在当时，她根本不知艾滋病为何物。2004年，湖北省曾在全国率先推广娱乐场所“100%安全套”，这一手段据说曾使泰国在抑制艾滋病毒传播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但徐虹很可能不是这一行动的受益者——直至后来被检测出感染艾滋病病毒，她也只是“听说这个病很厉害”，“谁有这个病要被关起来”。
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由黄晓、徐虹们组成的中国流动人口：这是一个数量高达1.2亿的群体，由于接受艾滋病宣传教育的机会不多、卫生知识匮乏等原因，他们面临艾滋病的严重威胁。2005年11月，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在一次讲话中疾呼：“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重点人群。”
也是在2005年，第一段婚姻以悲剧告终后，徐虹幸运地遇到了现在的丈夫赵伟，结束了悲惨的“小姐”生活。两人在崇阳相识，一起出门打工，在长三角一个小城市，他们也开上了属于自己的小杂货铺，维持温饱之外，还能有结余。
在2008年来临之前，黄晓和徐虹都是快乐的：黄晓用打工的收入把家中的平房改建成了两层小楼，买了一台4000多的液晶电视机，然后欢天喜地地将新娘娶进了门。如果妻子再给他添一个孩子，这将是农村里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
徐虹和赵伟也对生活抱有类似的期待。他们规划很简单：挣一些钱之后，返回崇阳，生育子女，安居乐业。
空气中有恐惧和歧视的味道
村里无人敢和他们接触，徐虹找不到人和她打麻将，甚至赵伟递出去的烟也没人敢接。
2008年3月，徐虹去打工所在的城市一家医院做妇科检查，在一份HIV检测报告单前，徐虹和赵伟感觉一切努力已化为泡影。5个月后，黄晓和怀孕的妻子一起去做胎儿检测，此后，呼啸而来的汽车与突如其来的讯息，惊碎了黄晓的生活。
起先，徐虹和赵伟也试图保守住二人的秘密，但消息仍然不胫而走。在他们打工的周围，传言四起，杂货铺生意就此冷落，直至无以为继，最后只得以极低廉的价格转让出去。
“我们国家规定，查出来之后，要治疗的话，必须要回到当地。很多人因此就不回去、不治疗。”武汉科技大学预防医学系教授吴炽煦说。
失去收入来源的徐虹和赵伟，已没有力量“不回去、不治疗”。2008年春天，他们坐上了回乡的大巴。车还未开到崇阳，当地卫生部门工作人员已在徐虹家中恭候。此后，他们在外地所遭遇的恐慌与歧视，再次上演。徐虹从此找不到人和她打麻将，甚至赵伟递出去的烟也没人敢接。
被宣告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为躲避四邻的目光，黄晓夫妇至少有一个月没有出门。一次，黄晓带妻子到镇上的卫生院抽血化验，工作人员一听说他们两个人的名字，“马上把门关掉了，不给我们抽血。”
按照国家2006年颁布实施的《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三十九条：“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
黄晓和徐虹显然未获得这样的保护。但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身份的暴露，他们正在失去乡土社会里至关重要的人际网络和借贷信用。
没有了上海的水果摊，黄晓原本还可以靠卖鱼为生，但自从被检测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后，他走在村中卖鱼就会招来辱骂——人们认定他的鱼会传染艾滋，这项营生就此断了。黄晓尝试种西瓜，但没有钱买肥料，收获寥寥。冬天来临时，村里建筑工地上挑砖的工作成为他宝贵的经济来源。一块三四十斤的水泥砖，从一楼挑到二楼，能挣一毛五，一上午时间，他能挣10多块钱。
徐虹和赵伟试图在家中办起养鸡场，但没有资金和技术，上百只鸡养到后来只剩下个位数。由于感染者的身份，她和丈夫也借不到钱继续投入。赵伟只得到处找地方打些零工，帮人在山上砍毛竹，或者帮人家擦窗户上的铁锈等等。
如果没有外来力量的帮助，他们的生活极有可能按这一趋势彻底暗淡下去。
“桂教授来了”
他了解了一些艾滋病知识，“至少知道了，国家没有那些要消灭我们的坏政策”。
“不管是艾滋病还是流感，都只是一种疾病。需要理解的是他们患病的现状，而不是他们得病的原因。”这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性学家潘绥铭的名言。
“在我们湖北省，开展工作难度还是很大，还是有一些人对艾滋病人有歧视，包括对一些高危人群不认可，似乎觉得他们有一些龌龊的行为。”第六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湖北省项目部主管杨连第如是说。
杨连第发现，那些检测出的感染者往往会很茫然，陷入一种难以置信也难以接受的情绪中。“这样的情绪，需要有组织来疏导，否则他们就会走向反面。”
由陈德甫牵头成立的崇阳县“铜鼓博爱工作组”，是第六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在湖北的基层终端。资料显示，在2008、2009连续两年的秋天，这个组织都曾将感染者们召集起来开会，由农技专家给感染者们讲述农业种植技术，“教他们如何生产自救”。
此外，按照国家规定，黄晓和徐虹可以享受到“四免一关怀”的政策扶持。徐虹已在一年前开始服用由国家免费提供的抗病毒药物，发现感染艾滋病毒后不久，她还曾收到过崇阳县疾控中心送来的一袋大米。
黄晓则以感染者的身份，幸运地去过一次武汉和一次北京——两次都是去参加爱心组织的会议，他由此了解了一些艾滋病知识，“至少知道了国家没有那些要消灭我们的坏政策”。
但他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生产自救”能否得到政府或NGO组织的资金支持。在武汉召开的一次NGO会议上，黄晓问：“我种西瓜可不可以上项目？”专家告诉他：可以，但项目申请书上不能写“种西瓜”，而要用另一套规范语言来表述。文化程度低的黄晓只好暂时放弃了这个念头。
值得一提的是，武汉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对于崇阳的感染者们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桂教授到这里来，我们就都过来了。”桂希恩教授每年都会不定期地踏访崇阳，他到来的那天，往往会成为崇阳感染者们的节日。桂希恩教授会通过当地疾控部门，将散布在崇阳各地的感染者召集起来，给他们开会，给妇女检查身体，并耐心地回答感染者们的提问。由于同行的常有省领导，感染者们甚至偶尔能在这个时候，意外地领到一些小额慰问金。
桂教授到来时的聚会、一年一次左右的培训和极少数去外地的机会——这是目前崇阳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获取信息最重要的渠道。然而，以上的种种，似乎还不足以改变黄晓们的命运。
农民工已成为重点人群
“外地的感染不是他们能力所及，他们只有尽力多发现，以防止没有及时发现造成进一步的传播。”
媒体关于崇阳艾滋病问题的报道曾引起当地的不快。“是我们一共发现了这么多，不是一下子有这么多。”崇阳县委宣传部宣传科主任蔡亚君向记者抱怨道，“我们县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是搞得很好的，全省都很少有我们这么搞的。”
“崇阳的七十几例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并不是疫情很重。他们查出来大部分是外出打工感染的，县内感染的很少，正说明他们的工作做得好，有效控制了县内的感染。”湖北省健康教育研究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如是表示，“外地的感染不是他们能力所及，他们只有尽力多发现，以防止没有及时发现造成进一步的传播。”
但是，对于外地的感染，究竟谁力所能及呢？答案显然无法在崇阳的土地上找到。
今年6月16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世界艾滋病运动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共同发布了2009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普遍可及和人权。
世界艾滋病运动执行主任Marcel van Soest在南非开普敦发表演讲：“艾滋病疫情并未退去，数以千万的人们依然深受影响。而在重大决定和制定法律的时候，那些受疫情影响最严重、贫困和被社会边缘的人们往往没有发言权。他们获得最基本的医疗服务、没有歧视和污名化生活的基本权利应该被充分尊重。”
在国内，11月7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一场艾滋病研讨会上，卫生部艾滋病防治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康迈这样说道：“我们说农民工群体是艾滋病的重点人群，并不是对他们的社会歧视。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对艾滋病的相关知识了解少，自我保护措施少。一旦他们感染上艾滋病，又回到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农村老家，艾滋病病毒就会传播给家人。偏僻的农村是我们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薄弱环节。”
2009年11月19日，距第22个世界艾滋病日还有11天。《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在徐虹家的二层小楼里，看到了一个略显凋敝的家庭：墙上张贴的画报已经泛黄，积满灰尘的沙发上，竟有蜘蛛网的痕迹。徐虹和赵伟说，虽然穷，但他们还是想要个孩子。他们说，按照农村的习俗，“两口子有个孩子，才好过日子”。
此时，在数十公里外，黄晓仍在为襁褓中女儿的奶粉钱发愁，每个月800多块的奶粉钱几乎相当于一亩地的年收入。几天前，无奈的黄晓将结婚时那台昂贵的液晶彩电以贱价卖掉——这台电视曾是他告别贫困的标志。
两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家庭均表示：不打算再出门打工，他们将永久驻守在崇阳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换取生活所需。
黄晓偶尔会提及他在外打工的两个弟弟——黄的不幸并未阻挡这两位农村“80后”外出的脚步。显然，如果没有必要的防护，他们随时可能成为下一个黄晓。
(本文所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均使用了化名。)
农民工艾滋病防治
11月24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在“第五届中国艾滋病防治国际合作项目经验交流会”上透露，中国特定人群和部分重点地区已经出现艾滋病高流行态势，疫情正在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艾滋病流行的危险因素广泛存在。卫生部已考虑明年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加强工作力度。
由于各种因素使然，农民工已成为城市中的弱势人群，在艾滋病防治领域也不例外。近年来，随着农民工流动趋势的增长，农民工艾滋病感染率也在逐步提高。
早在2005年12月，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卫生部等11个部委就联合启动了“全国农民工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程”。这个工程为期5年，具体目标是：到2006年底知晓率达65%以上，2010年底达85%以上。但这一工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卫生部艾滋病防治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康迈认为，自工程启动至今，各成员单位虽然都开展了农民工防艾宣教工作，但各部门工作发展很不平衡。部门之间艾滋病防治信息沟通不畅，协调、配合尚待完善。一些地方的责任落实不到位，未建立起有效的督导和评估机制。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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